老地主爱打听个时局、国家形势之类，我便对他说，毛主席老人家不是说过了嘛，东风压倒西风，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我这样回答他似不过瘾，便同我攀亲带故，说是他的母亲与我的老祖母是姐妹关系。总想从我这里再打听点什么内里的话。我告诉他“文化大革命”开始就让迁赶下来了。我同你一样奉公守法，有些事我不知道，彼此彼此。他说他也是从队上迁赶到这山上来的，也算是下放。话不投机，我们只好彼此打着哈哈。
在这种东家缝衣服活儿不多，我最怯惧的就是吃饭。地主儿子半天不在，原是独自到山垅的稻田里去抓黄鳝、青蛙。到了用晚餐时，他便齐刷刷地端上来两大钵头。这些尤物要在城市那是价格昂贵的美味佳肴，而在这里，自它进屋的那一瞬间起，整个茅舍、餐桌便都弥漫了浓郁的腥味、土味。没有油脂，没有酱油调料。我光是看了一眼那白森森的四肢叉得很开的青蛙和黑糊糊的盘香一样卷着的鳝鱼便不寒而栗，望而生畏，愣住了。然而，这两头大肥猪却吃得津津有味，就像猪在地里偶尔拱出一块芦根、一个果子那样吃得嘎嘣嘎嘣地山响。我就这样愣愣地欣赏着他们吃，甚至忘记自己的存在。
我终于让这位饕餮的老地主发现了。他一边咀嚼着一边说道，啊哈哈，大门师傅，你这辛苦一天却还为我节约，你莫非还想让我再当一回地主，还让我买田、发财、做屋不成？你给我粗用一些好不好？于是，地主便把筷子礼貌地调换了一头，猛拣了几把鳝鱼、青蛙往我的饭碗里捣压，地主儿子看父亲如此动作也不甘示弱，便用一个木头瓢勺，干脆连汤带物给我往碗里堆砌。两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看着我。吃吧，可真是受用不了；不吃吧，盛情难却，还误以为我在摆臭架子嫌弃他们。我心想，在荣升家我不是百家饭、千家羹也吃过了吗？何况这还是新鲜正宗的南方青蛙、鳝鱼，我怕它什么？会烂肚子肠子？是腥味扑鼻、恶心，难道我就不能在吃时屏声息气，让其过了三寸咽喉，不就嗅不着什么味儿了吗？然而，那被吞咽下去的尤物，我的胃肠无法接受，它会起来反抗。
那是深夜一时许，突然感到腹痛难当，突发呕吐，外松内急，以致来不及拉开裤子，便上吐下泄倒海翻江。那一夜的狼狈对我这个大活人来说，简直就难以诉之于笔墨。我爱人还讽刺我说，别见到好东西就猛吃胡吃，吃相不好谁还敢请你缝衣服，教训了吧。
事后，我每每想起这件事就感到气愤。我到底犯了什么错，才遭如此劫难？更可笑的是这样一年忙到尾竟然与效益基本上不挂钩。因为找我的这些人都太贫困了。他们所能酬劳给我的无非是几个鸡蛋、几斤红薯，或者给点山货，诸如供销社有时停收的活蝎、棋盘蛇、竹叶青之类，让我代收代销。而这些尤物却不是省油的灯。有一次不慎便从水缸里爬出一条棋盘蛇，钻到隔壁我弟弟的厨房里去了。幸亏他们发现了才未酿成祸害。弟弟破口大骂，老大，普天下哪有你这号穷酸裁缝，你要害死我们一家哩。他那天刚从外面宰猪回来，喝醉了酒，拿了一把宰猪的刀便嚷嚷着要了我的老命。是呀，我们两家都有娃娃，我为什么要如此造孽？！更何况为收这几个“破钱”，有时还让妻到那些深山老垅里去“催款”，往往还受到狼狗的围攻和嘶咬。妻有时也哀号着向我提出抗议。
是的，我的出发点只是为了给穷苦百姓提供方便，实施我所理解的革命的人道主义。然而，我能坚持下去吗？很显然，我总是要挣吃的手艺人。我得给生产队交足粮款才能打回口粮。山村的穷人太多，救援不完。我这人爱激动，面对赤贫我有时会黯然落泪。但我的眼泪毕竟不是大海大洋，我储存不了那么多的泪水。我毕竟不是政府的民政部门和民间的慈善事业机构，我没有那样的义务和能力担待！
我在那里的亲人们也常对我说，这里面有许多说不清楚的复杂原因，促使你无法再这样继续下去。如果你再不及时改弦易辙，其结果只能是一个，那就是必将导致自身的早亡和一家人的毁灭！
是的，我那一年干下来竟然毫无收获。我的大脑、我的身心健康状况似乎也疲软了，麻木了。我感到很累很累。
那么，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回答只能是一个：让自己在生命运动的音乐里得到休息。不言而喻，我只能按上帝说的去做，先拯救自己吧！
三
毋庸置疑，我的问题根子在宁夏Hiv 公司。我记得公司经理庄熊在我下放前夕曾约我谈过一次话。他先让我看上级批报下来的一份下放人员名单，那名单上就有我的名字。他说，这回下放的任务大，这是第一批，说不定你们在前面走，后面一批就有我。他说得很忧伤、很凄凉，似有“尔今死去侬收葬，未仆侬身何日丧？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之叹。
那是1965年冬，公司刚搞完“四清”运动试点，宁夏猛然刮起一阵迁赶下放的红色风暴。谁挨上谁倒霉。谁反抗就将谁送往劳改农场劳改。公司已抓了几个作为杀鸡给猴看的示范。因那时我的处境已很不佳，反右后，我从人民文学出版社下放《宁夏日报社》，宁夏“双反”运动后，又将我调往Hiv 公司。这自然是人所共知的一种贬谪，“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见《公羊传？桓公十一年》）我虽自知清白无辜，却心明如镜，深知哪一次运动都少不了我。因为我从北京跌落宁夏不为别的，是为全国文艺界的最大右派冯雪峰同志辩护受到株连。我那时太年轻了，初生牛犊不怕虎，太不识世故，铸成“大错”，葬送前程。我似乎早有思想准备，似乎早已明白会有这样的一天。因而在与庄熊谈话之先，我就曾因自己对于时势的迷惘，给江西省府担任要职的我的一位本家丫妮大叔写信请教。丫妮大叔是背过方志敏夫人缪敏过河的长征干部，是资格特老的革命功臣。他诚然是关心我的。他在回信中说，现在莫名其妙的事情很多。如果你在宁夏实在待不下去，你就回家乡老区工作，我自有安排。所以，庄熊给我名单看时我并不感到惊讶。反而觉得似是意料之中。我淡淡地说，既然是领导已定的事还有谈的必要吗？但他还是再三地要求我谈谈意见。这当然也是他的政治思想工作需要，似乎不这样谈谈就体现不了民主，向上也不好汇报交差。
于是，就在那次谈话中，我向他请示了三个问题，要求他给予解答。第一，我在政治上到底有没有问题，是否因为犯了错误才决定下放？如是，我将坚持把问题弄清再说。
庄熊当即回答，我看过你的档案，在政治上真还构不成实质性错误，是正常干部下放范围，并不意味别的什么。“好，这可是你说的。”我说。他说，政治原则问题不开玩笑，以后出了问题你不要找我算账！
第二，组织能否给我开一封介绍信。我到南昌去找找关系，争取作为工作调动来处理。庄熊很欣赏我这种与组织合作的态度。随即答应当然可以。并让秘书给江西省政府写信，让我直接捎去。信写得也很客气恳切，称我为同志。信中说我是到江西去联系工作调动，并未提及下放。
第三，我爱人正面临临时工转正。她是区幼儿园保育员，她也走吗？庄答曰：也走。我们负责做她的思想政治工作，按下放知青对待她。
以上答复我都曾作过谈话笔录。但在“文革”中红卫兵造反时，几次搬家把那个笔记本丢失了。
我的不幸就在于我的事情处理完了之后，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我到南昌见到我的本家丫妮大叔却正是他落难之时，他在八一广场的检阅台上正同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一块接受批斗。他脾气不好，不服骂娘，声称要到周总理那里去控告这批夺权的兔崽子、小土匪。当场坐“土飞机”便让红卫兵拧断了一只胳膊。他成了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自身难保。后来他老死在武夷山“五七”干校。我找过他，他答应我在他解放以后就给我解决工作，这自然就成了我的一场梦幻。
在这期间，我曾一度带领全家返回宁夏。可那时的庄熊也让造反派夺权、受审。他泥鳅般溜滑难拿，因而他挨斗挨打最多。我每次找到他时他只说一句话，你爱咋弄就咋弄吧，我说话已不能算数，我没有权，爱莫能助。他很狡猾。他亲手炮制了我的苦果，却推卸了个干净利索。
我在南方山村一待就六七年，我在那里既看不上报纸又听不到广播，我也不知道这场“文化大革命”何时才能完，更不知道运动后期的时间界限。但我的耳际却无时无刻不在响着贝多芬悟透人生后写成的那个最后的四重奏：Muss es sein Es muss sein！Es muss sein！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是的，我绝不可以再在老家待下去了，我绝不能吊死在裁缝这一棵树上！在中国这块有着传统的寻根意识的热土上，人们对于家乡故土的眷恋那是生的向往，死的归宿。所谓“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的观念那是古已有之。我岂能例外？然而，在那个奇特的岁月，我却认定了我的根是在宁夏Hiv 公司，并且很可能我的那份档案就是我生命之根、灵魂之根。我必须找到它，请求组织认真复查，才能还我以历史的本来面目。
我告诉妻说，要想在这里不被误解，争取公平对待，减少些冤枉麻烦就必须面对麻烦，再次回到宁夏。而且我们首先要做好返回的精神和物质上的准备工作。因为我们已有四个孩子，一支小小的队伍，我们的行动已不再轻松自由。
妻说，也是。
从此，我们大体就有了个分工。我外出闯荡挣钱，挣到一家六口开销花费的钱。在万一得不到外援的情况下我们能在宁夏坚持下去，一直坚持到完全胜利。妻的任务首先是带好几个娃娃，保证娃娃的绝对安全。再就是给我的公司写申诉信。如果公司不复信又没有退回，则说明银川没有发生地震，单位并未在地球上消失，那么，就按每周给公司和领导各一封信的频率挂号连发，一直要发到感动上帝，使上帝开口，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为止。
妻说，也是。
这大约需要一年时间。这是我1972年年初的生活安排。我预计在1973年年初即可达到返回银川的目的。
我永远记得我外出挣钱与家人分别时的那一幕惨象。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天却还下着蒙蒙细雨，山风拂拂。每逢这样的雨夜，我就会联想到狼，鲁迅笔下的《祝福》、祥林嫂、贺老六和阿毛。因为我们家就在山边上居住，大白天也很少有过往行人，何况是在夜间。从而我会情不自禁地想到我的孩子和妻。
我已经走出村口很远了，我却还依恋牵挂。我猛猛地朝着妻的方位喊叫了一声，你要千万注意娃娃们的安全啊！我全拜托给你了。我啜泣着站着凝听，我依然没有听见妻的回音。
我走时没有携带缝纫机。我不愿让狗毛和队上知道我的去向。我蒙住了，临别时也不知道抱过我的孩子一一吻别，我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是在告别他们。
我只看见我的家门口有一盏明亮的灯。那是妻举着为我照路的马灯。我看见那灯光来回摇晃了几下，然后，它消失了。直至黑暗的夜幕吞噬了这人世间所有的一切，我才匆匆地离开那里。山路打滑，我脱去布鞋，赤着脚板走了一段夜路，继之，我登上了一列从杭州开过来的慢车。
我至今想不起那一夜我要到哪里去。我没有固定的方向和地址。
我外出的目标一时还很朦胧。我仅仅希望自己在朦胧中会逐渐清晰。我庆幸自己在青少年时有过多次绝处逢生的经历。
1942年，我潜入池塘里摸鱼。小手伸进池边的岩缝里拔不出来了。我听见了岸上弟弟恐怖的哭喊。然而，我却猛的露出水面来了。那是一个血淋淋的拳头，在我的手里还紧紧地抓着一条硕大的鲶鱼。我为了这条鱼忘却了自己。
1945年，我在家乡上小学时挨过小日本的炸弹。我没有见过飞机，特好奇，见飞机来了，我跑出去看，又喊又叫，结果一颗硫磺弹就扔到距我不到二十米的地方。一堆飞抛起来的泥土拥抱了我。我什么也没有听见，仿佛一桶石灰突然倾注在我的头上。
1947年，父亲半夜三更把我叫起，让我和地方上的一位年轻人到离家有50里地的广丰去赶集。走得太匆忙了。到广丰才发现前一天夜里放在枕头底下的钱没有带上。在广丰我可没有一个熟人亲戚。我饥肠辘辘，就只能品赏满街弥漫着的炸油条和肉包子的芳香。我就这样走着问着，我突然发现街头与街尾辣椒价格的差距，我说尽好话以自己的外套为抵押，把街头一位老太太的一大筐辣椒捣到街尾出售，转手解决我的早餐问题。以后我又钻了几个蔬菜价格的空子，买回来了家里急需使用的铁钉和镰刀。
我没有想到这些绝处逢生的经历，对于1972年外出闯荡的我，却有着潜移默化的参考作用。
也许，上帝就爱这样戏弄人，先教给你应对的办法，然后才给你突然发难，让你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