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毫无道理的拿走了我的车票，以为我会等他吃饱后再来处理。谁知另一辆直快列车进站时，我又买了一张5毛钱的车票出发了。心想这个“基辛格”一路还不知道怎样找我的麻烦。逮着了就补张票，就这样准备着一路捉迷藏，一路瞌睡，一路再也没人查问就到了北京。出站口要检票这也很容易。我首先找值勤人员报案，说是车票、钱票、粮票全在车上丢失了。我慌慌张张地请问值勤人员该如何是好。他们看我挑的一对小箩筐，一副乡巴佬模样，唬道：“我没让你补票就算便宜你了，你反而找我的麻烦，走吧。”
看来出门在外各种小小借口啥时候都得准备着点，并且要让人一眼看出可靠可信。还得要稍稍引起对方心中涌起的同情怜悯和不耐烦。这是心理学的大学问。平民百姓都得学着点，要学会见机行事。
但在存放行李时我遇见一位肥胖得像河马似的中年妇女服务员，她硬说“箩筐不算行李包裹，不能存放”。她说话就是慈禧太后的圣旨，她只说了这一句话，不再回答我的任何问话，光是叫下一个，再下一个。这叫我如何是好？街上一位挂红袖章的老爷子向我走过来了。他伸出一只手指指我的后脑勺问，“唉，你听见没有？”我没有听见，我装聋作哑，咿咿哑哑，我向他讲了几句人类从来没有过的宇宙语言，弄得他也成了哑巴用手同我比划。我随之挑了箩筐便往车站附近的冷巷里走。我回头看老爷子是否会追。他没追。我又向他咿哑了两声，我举起扁担向他做了个吓唬的动作，老爷子吓一跳，转身匆匆走了。我窜进了一座四合院。那天来了西伯利亚的寒流，四合院里的五六户人家都关门闭户。我轻轻地敲开一家居民的房门。我说，出门在外为难，想在您家放放箩筐，我过会儿就回来。那老太太当即摆手拒绝。说是革委会有紧急通知，北京来了个美国客人基辛格。对于外地来京的生人一律不准留宿和收留他的行李物品。我接连问了三家都如是说，像是114电话的录音带的重复播音。把我弄得哭笑不得。他娘的基辛格来访竟弄得我一对上好的箩筐无处存放。丢掉吧可惜，况且也无处可丢。我站在院里犹豫不决。到了第四家门口，我就不再请示大娘大伯了，我把箩筐叠好悄悄地放在那里，我若再请求再解释就是自寻倒霉、自找苦吃，我只好不辞而别了。
我早听说国务院曾在北京指定的几个地方设有上访人员的接待站，在那里可以领到一份食品和解决一个暂时落脚的地方。我真想看看那些人都怎样上访，哪些问题才算落实范围，了解他们一般都会碰到什么问题，用什么方法才能解决。非常遗憾，我遍访那些地方都因基辛格的来访暂时停办。我后来又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我把我的遭遇讲给他们听，细听他们的评估才知道自己不仅啥问题都不存在，而且是个荒谬绝伦的笑话。原来的团支书龙世辉（后为《中国作家》主编）就说，你老弟的这段经历简直就是部传奇小说，你就原原本本地写下来吧，我给你发表出版。
我同出版社的朋友们谈得投机，他们见了我就像见到天外来客或稀罕动物似的亲热，有的还拉我到他们家去认门或吃喝。待我再次想起那对箩筐，回到四合院那位放箩筐的主人家门时，已是次日的晌午过后了。
我在东单商场给那位不认识的主人买了一些礼物，糕点南糖水果之类。说真的如果箩筐没个地方搁置，那就真把我弄得没辙了。我要请求主人原谅，想到了许多感激的话。我应当对他们表示感谢。
我好不欣喜地见到了那位主人，然而，我还来不及说句感激的话，便让对方那副山神土地似的面孔堵住了嘴巴。对方是一位年近70的老人，他唬道，“呀，这箩筐是你的呀，你这人是咋了，是疯了哑了，谁给了你这权力在我家门口放一天一夜。你很危险哩！”
我说，这有啥危险，这里面就一点换洗衣服，几斤花生几个红薯。这里面没有武器弹药。我正想解释，向他说一番请求原谅理解的话。一位中年男人来势凶猛，推我出去，要拉我去街道派出所，嘴里嘟嘟囔囔，说美国来了个基辛格，你这事正是时候，我要让你尝尝破坏社会治安的滋味。
好在几位近邻劝解，才使这场风波得以平息。
我在北京站买了到银川的全票，我想在中国的西部不会再出现个给我添麻烦的尼克松、基辛格。我本来就不想揩国家铁路的油。我并不缺少钱花，更不会为到达银川后的饭票犯愁。我在京沪线之所以有那样的恶作剧，就因为在金华车站受阻后我一直还等待着不断的阻拦。我在列车上睡着时梦见了铁路警察赶我下车，我梦见一个美国的大鼻子把铁路和涵洞都堵塞了。到不了北京了。我不知道我们伟大的祖国在那个特定的岁月为什么会出那样的笑话。
五
我是1973年3月18日上午到达Hiv 公司的。那正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锻炼身体保卫祖国”的工间操时间。我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自有我的一番用心。
我站在那里观看，我回忆自己也曾这样比手划脚地“保卫祖国”。我期待着一种被同志们发现时的戏剧性的效果。
“沙毛子，沙毛子。”声音是从我背后的大街上传过来的，那是一群娃娃。我以为叫谁，他们的目光却投向了我。我竟然成了沙毛子，宁夏的一个特大傻瓜？
我受宠若惊，我对着娃娃们笑，我感激他们，随之，这喊声便越喊越大。“唷，这不是吴丹同志吗？”这声音是从后脑勺上生发出来的。这是个女人的声音。我转身去看她。她向我走来，她说：“你还认得我吗？”
那是我以前的女友。我曾经因为与她有过那样的暖昧和朦胧，差一点儿把心肝也掏给她了。我岂能不认识她？即便把我烧成骨灰我也不会失却记忆。但我却傻傻地摇头，表示不曾晤面。于是她伸出一只雪白的右手，我却匆匆地伸出左手握了握她那柔软的手背。好呀，我竟然傻到了握手也不知道的地步了。真有意思，我在玩笑人生，特级演员在此时此地此景此情也不一定能表演出我那样逼真的戏剧效果。
随后，我就让同志们给包围了，或者说，是喧哗声包围了Hiv 公司的整个大楼。我相信我当时的面部表情是麻木的、僵硬的，目光是痴呆的、植物人似的。我那时正在琢磨一个被扭曲的灵魂应当具有的准确形象。我想以最大限度的艺术感染力调动上百名围观者的“呼声”和“喝彩”。我知道没有群众舆论的支撑让我一个人来对付一个置56封申诉信而不予理睬的大爷将会有点势单力薄。
“他到底犯了啥吗？你看一个多精干的小伙子如今都折腾成啥模样了？”
“真把他坑苦了，据说他回乡后生活无着，女人跟个小木匠跑了！”谁知道他们都从哪儿获得这些离谱的信息。
于是，同志们便一呼二拥，将我拥到二楼去见庄熊经理。这很使我有点想入非非，这不就相当于群众自发起来把列宁拥进冬宫了吗。请一万名律师为我辩护也不一定有本单位同志的群情激愤的支持来得权威。我从心底里感激他们。
我相信二楼办公室里待着的庄熊经理不会看不见楼下院内的奇观，也不会听不见同志们把我拥到他那儿去的喧哗声和匆匆的脚步声。于是，在我一眼看见他的脸部时便有无法掩饰的难堪的灰白。也许，在“文革”期间他那接受革命群众批斗的余悸尚存；也许，他已在这场运动中学会了狡黠和随机应变吧。他在那时竟然也能露出一副苦不堪言的微笑。他竟然也能向我伸出一只颤颤巍巍的手轻轻地碰了碰。
其中，就有一位我不认识的大个子冲到庄熊面前，神情肃穆而又沉稳地对庄说，我看吴丹的事情你得认真地费心考虑一下，别他妈的弄得自己太被动。待庄有了一个明确的点头以后他才张开两只如同老鹰翅膀般的巨手把群众推出门外。他说，我们走吧。
群众散去了。庄合上房门，把我让到了一张单人沙发上坐下。然后才呐呐地说：“我给你写的信收到了吗？我又没说不给你落实政策，你这是何必呢，你是将我的军吗？”
我只是摇头，我没有吭声。我知道这时候不置可否比我长篇大论更要令他费解。我就那样闭目养神地靠在那里。我就在那里暇想，就那样沉默地展示自己。我觉得沉默的内涵有时候由于有害人者自己心理上虚怯的补充，它会比我语言的力量更为充实和强大。
我就那样待着，我就看他对于我的56封申诉信和公司职工的呼声将作出怎样明智的判断和交代。对方也在沉默，大脑的砝码在左右摇摆。大约在下班前一刻钟，他叫来了邓苔芸。他以为我睡着了，轻轻地对邓说，既然来了嘛，那就先让吴丹到“五七”干校去劳动，等待落实政策，吃饭问题，就请你安排一下吧。然后又把我叫醒，把他对邓说的话向我重说了一遍。
而邓就是我在前面表示不曾认识的那位女士。事后我才知道她这些年混得挺红火。她是公司党组秘书且还兼任了公司“五七”干校的代校长。
庄就这样简单的交待了几句把我交给了邓。
人类是唯一能记忆旧情的动物。英国农村商人的女儿玛格丽特即便后来成了世界著名的“铁女人”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她也还能常常记起青少年时那位与她曾经眉眼传情的傻小子呢。想当年，邓苔芸也很铁，也是个控制男人欲望极强的女性，她后来发觉我并不像她想象中的柔顺，与她的恋情难成，她曾在给我的最后通牒信中发出了狮子般的怒吼，“你不是人，我们生老病死都不再见面了吧！”邓将会怎样对待我？还会那么铁吗？比撒切尔还撒切尔吗？我当时就愣愣地胆怯地看着她。
“走吧”！她笑笑说。
邓领我到东泰居吃饭，后来又派车把我送到八里桥“五七”干校。她还自己掏腰包给我买了两身换洗衣服，从公司总务上给我领了老羊皮袄、被褥和毛巾、肥皂等日常用品。她指责我说，你这个人太固执了，当时要听我带给你的一句话，赖着不走，同你一起的那一批迁赶到灵武农场的不是早早就回机关了吗，你坚持要回老家，这回吃苦头了吧。
我不吭声，我就不知道她在说什么。自从那次决裂以后，她曾经托谁给我带话？后来才知她的带话人是给政府开车的司机，她现在的爱人，一位醋意极浓任何时候都能让人嗅着酸味的男人。
“听说你给公司来了许多信，但我在党校学习，以后又到政府去搞人事档案。我并不知道。我是最近才从政府调回公司的，我只看见你前不久来的一封信，庄看了信很恼火。但公司上下都知道你是个冤假错案。可错案多着哩，谁能理得过来呀？好在你不笨，懂点辩证法，你来了，这就有了希望。”
她似乎在指责，在教导，在启迪。她送我一路就像当年她与我的任何一次接触一样光是要我聆听她的教诲。正如叔本华所说，女人生来善于当幼儿的保姆和教师。我已落到这一步。我只期望她领我到了干校以后有个安排和住处，所以那一路我便一味地点头，我恍恍惚惚，仿佛在梦中一般，我同时想像着自己要实现的下一步计划。
我终于在干校的一间教室里安顿下来了。逗留在那里等待落实政策的还有耿辛伯、鄯宏途、陈疯子等几位公司的老人。耿同我一块下乡搞过“四清”运动。他是因为对“二十三条”和“桃园经验”
有看法遭拘留受审的。耿见我时的第一句话便是“你这小子终于来了，怪想你的，我还以为你死了哩！”同命运的战友就是容易亲近。很亲切。我们已有9年未曾晤面，要谈的话很多。但他却能像潜入我肚里的蛔虫那样知道我最想了解的是什么。他劈头盖脑地告诉我的第二句话是，“‘五七’干校撤销时留下的剩余物资光靠我们几个人吃不完，这里有白米白面，鸡、鸭、狗、猪、胡萝卜、蚕豆，都是上好的食物，这里没有定量，你何不把你的夫人和娃娃一块领来吃。
我问他啥时才能落实政策？
他说，我已经来这里等了1000多天了，你刚来问这干啥，你就好好地待着吧。
老鄯光是没牙地笑。两人都吃得膘肥体壮，满面红光。都说，在这里待着比在机关好。不学习、不开会，绝对的自由自在。校长是位女士，待人宽厚，有时来到下面，安抚几句。礼拜六，干部来田间劳动，就这一天，你为了表现自己，需要陪着他们在田边地头转转走走，布置他们干这干那，其余的日子，你就是这里的天皇老子。你是大手笔，没事就在这里写你的小说吧。
当天老耿打了一头野狗，晚上便是一顿丰盛的狗宴。多少年来我一直没尝过笑的滋味，这一回我却让他们逗乐了。
次日，我便进城给家发电报。告诉妻我已在Hiv 公司的“五七”干校安全落脚。
要她按我们原来商量好的日期，执行我们的第二方案。
所谓第二方案，就是要她给这边党组来封信，制造他们在那里无法再待下去的舆论。这封信当然只有像我这样的作家才能起草，并且也是在我动身之前就草拟好的。我交待妻的任务是认认真真地抄写，尽量避免错别字。我至今还能记得那封信的梗概。那信的大意是：
我的丈夫吴丹已于1973年3月中旬到你那里要求落实政策。一个多月未曾来信，不知人到了没有。如他的问题能予落实请早日办理；如不能，则请赶快把他弄回来。因为他走后我们一家生活无着，米缸空了、柴禾也烧光了。队上不交钱就不给口粮。拖欠队上的欠款已不能再拖。就在昨天，他们把缝纫机、收音机都拿去抵债了。大女儿云云上学常常受地方上孩子的欺侮；老二不幸掉到房后的一个清水茅厕里，差一点淹死。老三、老四腹泄不止，瘦成一把干骨。情况紧急，请党组织设法找到我的丈夫，如能救济则请救济一下，如无可能，请速把吴丹弄回，感恩不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