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南方老家乡下——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你若搬弄政治经济学术语，价值、价值观念这些东西是没有人能听懂的。但你若通俗一点问家乡人，最爱想、最关注、最喜欢、最爱干的事情是什么时，他们却能够坦诚痛快地告诉你说，钱呗，好好赚钱呗。
是的，1995年冬那趟家乡之行，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就是家乡人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
“文革”时，我有七八年在家乡度过，那时候人们一个普遍认同的价值观是喊穷叫苦（无论你是真穷假穷都在喊叫），那时候社会流行着一个响亮口号，叫做“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有个细节我至今记忆犹新：人们在收工回家后，往往爱摆个矮桌在门口的道路旁边，南方天气炎热，一方面是为了乘凉，却也是为了展示做作，一家人围桌坐下都在喝一种一吹三个浪能照见人影的稀粥。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像水蛇过溪似的，喝得很响。人们要把真正的硬件（米饭和好的菜肴，假如有的话）留在深夜关门闭户以后才去黑灯瞎火地悄悄受用。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就是那个特定年代老百姓从心理层次上表演的喜剧，谁能表演得最穷，谁就能得到政府的补助和救济。我初下去不懂这些关节，我们一家就犯了个在公共场合光天化日之下吃大米饭大肉的错误，我也因此竟被扬名到公社、县上，说是有人大米大肉吃着哩，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资本主义尾巴也还没割尽呢。可见“喊穷叫苦”是当时人们公认的一种价值观念。穷能济世穷有功，谁最穷，谁光荣，谁若富，全民妒。谁还敢吃了豹子胆把早已划入资本主义范畴以致富为目的的“赚钱”两字说出来呢。
如今，人们的价值观刚好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颠倒。我在家乡逗留了两个来月，我发现家乡至少在以下方面有着明显的变化：
其一，艳羡富翁。我注意到人们不再忌讳谈论金钱。他们常常议论一个叫辣腿，另一个叫讨饭的人物。该二公是乡上的首富，二富也都搞到百十来万吧。听了各种版本的传闻以后才知，辣腿原是个心狠手辣道德败坏的家伙，而讨饭是个鼎鼎有名的窃贼。然而，如今的人们更看重的却是他们的金钱桂冠，而不问他们过去或现在的人品是什么模样了。他们说，“人活一世不容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要想搞出点名堂，总得有些特殊的方法和技术，‘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哪有个凭空就肥了哩？”我发现乡亲们真会给这号人开脱，凡人只要有着亮丽的金钱外衣，其余的缺欠也就会被修饰、包装、补充，哄笑得很可爱了。谈起二富，他们一般都这样说，他辣腿大叔呀，他讨饭先生呀，好了得……可你能做到吗？都这个口气。
其二，各自寻找致富门路。过去，我在生产队出工时，每天才挣一毛几分钱，价值一包绿叶牌的纸烟钱。人们不愿意出工，队长喊叫社员出工很费劲。上面一再下达文件说什么“要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千方百计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化了吗？调动了吗？由于社员的实际付出与应得的利益不能挂钩，再喊得劲大也是“聋子的耳朵——摆设”，是一纸空文。
时下，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符合人民实际需要，再也没人喊叫社员出工，可人们却能自己调动自己，壮劳力（包括青年妇女）几乎都跑到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开放城市打工挣钱去了，只是一些老人才留在家里种地。有的家庭全家外出打工，将土地承包给他人耕种，条件是只要包交公粮，余数随便给点即可，条件非常宽松。人们以挣钱的多少作为择业的标准，再不像过去那样要把自己限制在既定的那块土地上，农民都会算账，如果说种地是赔钱的买卖，高价肥高价水电划不来，那么，他就可能另有选择。于是，在我老家那块本来就人多地少的土地上，本该是油菜开花、小麦泛青、紫云英招蜂惹蝶的季节，我却第一次奇怪地看到了土地的荒芜。从表面看，农民种地的积极性似乎不如那个强制性劳动的蹉跎岁月，但农民却从别的方面得到补偿，总收入反而是大大增加了。再也没人向上面等靠要，队上也没有了“五保户”。我们村有个瞎子和仙姑，过去他们每年都等待上面发放的救济粮款度日，现在这两户都盖了镶嵌白色瓷砖很宽敞的二层楼房，他们因操作阴阳八字多年十里山乡闻名，每天到他们家问询者都排成长队，特会挣钱。且不说二位做法是否恰当，至少他们自力更生再不依赖政府救济了。至于正常劳力其挣钱的本事就更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了。
其三，为了钱，有相当一部分地方干部贪赃枉法，干啥吃啥，干啥捞啥。事物的发展总是这样的令人遗憾，当人民群众能自由赚钱不愁吃穿以后，接踵而来的问题是相当一部分地方干部忘记了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天职，他们的作风逐渐走向脱离群众，有的甚至贪污腐败。他们似乎都能领悟到一种窍门，只要负责着哪方面的一点工作，都能与捞钱紧密联系起来。例如管电员，也不知他们是怎么搞的，从表面上看仿佛他们是蓄意地欺侮老百姓。在县城是三毛来钱一度电，到了乡村每度电却要收到一至二元，个别偏远村庄甚至高达三元上下。再说每逢节假日，农村一般用户的婚丧嫁娶你还得要事先同队上的管电员打好招呼，趁早准备好礼物给供电部门上供，否则你就面临停电摸黑的麻烦；再如，计划生育，这本是一项严肃的国策，管理者玩点自我手腕也能从中捞到好处。我们一个近邻超计划怀上二胎，地方干部知道了也不劝阻制止，让这位近邻产生错觉以为默许他们可以再生一胎。待该孕妇要分娩时，计生干部和大队支书却一块气势汹汹地来了。问这是怎么搞的？跟我们出难题不是？咋好？拆屋、牵牛还是没收粮食？于是这位近邻只好托人说情，请吃一顿罚款三千，再给管事人员私下里塞三五百元才让过关。其余，诸如管抓赌的、管批地皮的、管种子的、管教书的、管婚姻登记的、管邮电的等等，只要多少管着一点公差，他们几乎都有自己独特的把手伸到老百姓口袋里去的方法。这是说不出来的奥秘，一人一样，都很特殊，像海明威创作的小说，没有一篇雷同。
时下的人聪明，要贪污也不像50年代的张子善、刘青山那么笨拙，他们要巧妙得多的，也是极难侦破的。
我们乡约有人口4万余。前年决定要修一截乡与镇之间的方便公路，按人头派捐50元，全乡约可收建路费200万元。据说国家另外还有部分拨款。因为从来就没个民主的公开账目，国家拨款比例也一般不为人知，但据“内情”人士透露，他们的手法是把这些钱给了包工头，实际修路费用只需该项筹资的1/2上下，余额再由包工头返还乡上的头头脑脑。至于这个余额究竟做了何种用途，人们只知道这么个影子，一种未必光明正大的感觉，但你却真还捏摸不着个中的秘密。一个人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当了主管领导，他就成了衣食父母，很简单，似乎有一种神秘的不被监督的制度在保护着衣食父母。难怪一些朋友劝我回老家买个乡长或大队支书当当。都说不贵，当两年父母官包你比做生意好，利润翻番。
其四，凡跟本身利益直接挂不上钩的事情没人肯抓。我的老家距离浙江不远，气候、土壤、降雨量以及农作物的种植情况与浙江几近一致。浙江靠山的村落一般都种有橘子树和栗子树，每年果木进项相当可观。据到浙江去串亲归来的人士说，小户可达几千元上万元，大户可达三五万元。为此，我带着这个问题请教了一位年轻的乡党委副书记。我问他我们的山地荒芜，我们能否也像浙江人那样做？副书记告诉我说，他们从来没想过这事，真是一下还答不出来。问，此事的难点在哪？答，主要是管理问题。也许浙江的社会治安好能管得住，我们能管住吗？！副书记的疑问倒像是朝着我提出来了。可见，一些乡领导压根儿就没把如何使农村更快地富裕起来这样的大事列入议事日程。其原因却让在乡政府的一位看门老汉一语道破。他说，如今的官嘛是能捞的则捞，开山种果木林谈何容易，种的树木未开花结果，说不上他又另有高就升迁了，他干嘛不就这样歇着捞着清闲自在。
我的小弟是当地唯一的养鳖专业户。他动手早，决心大，挖掘修筑了三五个大小不等的鱼池。为了预防南方的洪水灾害，他还在鱼池四围修筑了坚实的围墙。这事曾一度引起市长的重视和关怀，他们也多次驱车来弟家参观指导，由于小弟是生产队长，领导更希望他在养殖业方面能带个好头，树个好的样板，还答应大力扶持，政府给予贷款五万元作为购进养育甲鱼的资金。但贷款一到乡上就无法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