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态度决定成败。智性与德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态度因素的影响，我们通常愿意去做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事情，不愿做我们认为不正确的事情，这种态度在现实中的生成与变化，可能在完善你的智性与成就你的德性之时，结果刚好相反……人的同一行为却能被人们立于自我态度的意向性做出相反的认知判断，如“独断专行”与“力排众议”，“雄心大志”与“好大喜功”……历史上金人南下为“侵略”，而始皇吞六国为“统一”，希特勒留千古骂名，而成吉思汗却被誉为“一代天骄”，陶谦让徐州被称为“识大体”，而刘禅交西蜀人们却斥之软弱无能。天下是非之辨，常在人的态度认知之间。
这种认知与情感、智性与德性构建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对客观的事物和人难以做出真实、真诚的评价，这是因为态度在诸多要素的影响下，尤其是在智性和价值意义的影响下，会做出更多的意向性判断。
必须指出的是，任何态度系统不是由单一要素很严密地组织起来的，我们有些态度是建立在智性认知上，有些态度是建立在德性良知上，而有些则是建立在感情体验认同上的。不过，态度作为一个人的理念乃至于支配行为的体系，它的各个部分都是紧密相关的。
第一节态度、智性认知与行为
把握态度
态度，广义上我们该把它理解为建立在认知、情感体验、行为都看过。在驯象表演中，有一个让观众参与的项目，即让游客躺在表演中央场地的毛毯上，随后让大象从一个个人的身体上迈过。在众目睽睽之下的表演过程中，一些踊跃参加表演的青年男女，遭到了专门驯化后的大象的“性骚扰”。
如果地上躺的是位男士，大象会用它那最有用途的鼻子，从上到下嗅来嗅去，最后停在游客身体的丹田以下，脐下18厘米的命根之处，搓来搓去；如果躺在地上的是位小姐，大象则用它灵巧的鼻子在游客胸前的乳房部位、下肢和阴部，没完没了地抚摩。此时躺在地上的游客无论怎样“性”奋不已，也不敢乱动，因为有一只硕大的象掌，高高悬在头上，随时可能把人踩成肉饼，最后在生死之忧的过程中，完成这一表演。
当我看到这一切之时，为躺在地上的人悲哀，更为台上台下不断为大象的这种“下流”行为鼓掌的国人悲哀……其实，对于无法在高级神经上表现性的动物来讲，它对性的要求完全是一种被动的本能意识，其目的仅仅是为了自身物种的繁衍。大象之所以被具有高级神经活动的人类的“性”趣驯化，完全是人类强加给它们的，这里不仅表现出了利益驱使下人类的自私，更表现出了人类对自身种质含义异化的悲哀。这使我联想起早年令人心灵为之震颤的一个关于动物的故事，相形对比，令人仰天长叹，感到人自身的卑下。
天山脚下小村庄的一匹漂亮母马，失去了矫健的配偶，村里人想再找一匹公马。人们最终想到了这匹母马的儿子，一匹强壮彪悍、浑身无一根杂毛的白马。
但牧民们清楚，马不近亲交欢，鞭打也不。于是他们用黑布罩住了两匹马的眼，怀着畸形的心情，将雄健的公马拉到美丽的母马旁。
人们如愿以偿。事后，一位牧民想木已成舟，百米外取掉马的眼罩。白马回头看了一眼母马，仰天长啸；母马也认出了白马，顿时扬起两只前蹄，几乎将身竖起，爆发出长长的悲鸣。
牧民们猛然惊醒，且意识到要发生什么。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白马拼死挣脱缰绳，向远处的山崖奔去，纵身一跳；而此时母马也脱缰向相反的方向狂奔，面对万丈深渊，毫不犹豫地跳下去……每当想起这一切的时候，就令我心中油生阵阵悲凉，在悲凉的感受中，还带着对马的血性和尊严的敬重。天地看到了谁的胜败。对于白马来讲，它的死去，充其量是以自己的生命来对人的卑劣丑陋进行反击，使作为人的我们感受到了自身的可怜与卑下；而对于大象来讲，它无法像白马那样具有种质的刚烈，它只能把人对财物的贪婪，对其智性的亵渎，对异性的厚颜无耻，淋漓尽致地演绎出来，且使这种表演具有了某种幽默感，让人类感悟到自身行为的怪诞与可笑，才会驱使更多的人对此类表演乐此不疲，趋之若鹜。
可敬的白马，那是因为它无法具有像人类一样的高级神经活动物点，却具有令人类起敬的行为；无错的大象，那是因为它生就成为一种被具有高级神经智性的人类能够驯化的种质；人类呢？当他们把自身的智性与德性缺陷利用高于动物的种质优势异化到动物身上时，到底是动物的无耻还是人类悲哀的折射？
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态度！
你的态度系统将会使你怎样进行智性认知、情感体认？怎样进行德性良知觉悟以及采用异同行为？怎样去追求表现人所有的智性与德性的完整生活及态度？
弗罗姆在《健全的社会》和《希望的革命》等书中，提出了一个很值得追求卓越者深思的问题：我们所追求的生活内涵究竟是什么？是高级的消费方式，抑或文明的消费格调？是人的个性功能的扬放，还是自我工具化的膨胀？他告诫式地指出：人们“在求得社会承认和安全感的同时，完全丧失了自己的个性和自我，从心理功能看，尽管现代人作为一种机会仍有生物学意义的，‘对需要的不断增长强迫我们具有一种不断增加的追求，它使我们依赖于这些需要，依赖于别人和各种机构，由于他们的帮助我们才能获得这种需要’”。在这里弗罗姆指出了“后工业社会”把个性的自我奴化为为物质消费需要而自我工具化的过程，这样的工具人，实质上已经失却了人的本质内涵，充其量不过是操作（也被操作着）现代文明生产流水线上的一部文明的生产机器和消费容具（因为对于这种人来说，其物质消费品的消费往往只具部分价值，其整体价值并不能得到充分利用。诸如，为了虚荣和拥有，竭尽财力购置钢琴，但不是为了弹，为了获得高级享受，而是为了陈设等）而已。这种消费需求一旦变成了人生的第一追求、第一需要，人就开始从物质消费的主人演化为物质需要的奴隶，人生的意义也难免随之要崩溃、解体。
卓越者的追求，绝不是排斥物质利益的，但是，他们对物质利益的关注，始终不会超越追求人生完整意义的生活意蕴。卓越的人生，是多姿多彩、多情多智的人生，是能使贫瘠变得丰满、使凡俗变得高洁的人生，是物化创造力与精神创造力相互辉映、相互激励的人生。对于卓越者的人生来说，无论物质消费抑或精神消费，都无不富含着为创造性的人生补给营养的意义，就是说，它首先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虽然作为生物性的人，不可或缺地也需要以维持生存为目的的某些消费方式，随着文明水平的推进，在许多方面，已越来越远离纯维生需要的层次，而进入更高的领域，使人们更加关注它在优化“完整的生活”中的价值和作用，更加关注它在“人的完整个性的实现以及对人的情感和精神的潜在性的积极表达”方面的价值和作用（弗罗姆语）。
态度中的认知和协调
在我们态度变化中会以智性认知因素而改变，会以价值意义大小而改变，这主要是通过认知不协调的过程显现出来的。
认知不协调，通常是指存在于个体心理上不同认知之间的内部不一致性。
吸烟的人有“我是吸烟者”的认知，那“吸烟导致肺癌”这一认知与第一认知是不一致的或者说是不协调的。毕竟，如果吸烟会导致肺癌而你又不想过早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么为什么要吸烟呢？这是从认知中的价值意义大小而考虑的。但在实际生活之中，影响我们认知不协调的因素很多。第一，是每个认知之事的重要与否，我不想过早死去与继续吸烟是不协调的。但如果对吸烟者来说他会死于肺癌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此人已经80多岁了），那么“我吸烟”与“导致癌症而死”这两种认知之间可能只有很低的认知不协调，这也是我们通常能够理解生命价值意义对某人已不重要时所做出的极端举动的原因所在；第二，个体同时体验到不协调认知与协调认知的数量之比，二者的比差愈大，认知不协调的程度愈高。所以，在认知不协调中增加认知协调的因素，都能显著降低认知不协调。例如在吸烟例中，“我所吸的香烟所含焦油与尼古丁的量少于其他香烟”这种认知，将会通过增加协调认知数量的方式降低了认知不协调，任何协调认知中的数量增加均能够显著地降低认知不协调，不管是不是由智性或价值性引起的。其实，我们常常在生活中也是以这样的方式改变态度中的不协调认知，来平缓慰藉我们的那颗不平顺的心灵。吃了亏的人说：“吃亏是福。”丢了东西的人说：“破财免灾。”胆小的人说：“出头的椽子先烂。”侥幸逃过一劫的人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受恶人欺压喘不过气来的人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卸任官员说：“无官一身轻。”生了女孩的父母说：“养女儿是福气，养儿子是名气。”没钱人的太太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冶惧内的丈夫说：“有人管着呀，啥事都不用操心。”住在顶楼的人说：“楼顶好呀，上下楼锻炼身体，空气清新，还不会有人骚扰。”住在一楼的人说：“一楼好呀，出入方便，省得爬楼梯，怪累的。”地板处处是疤，主人说：“有疤才叫木地板。”某人被老板炒了鱿鱼，他对人说：“我把老板给炒了。”当年，阮玲玉一死，甲妇说：“我虽没有阮玲玉有名气，但我有勇气不自杀。”乙妇说：“我虽没阮玲玉漂亮，但我比她年轻。”有了这些自我安慰的理由，人们的生活就多了些弹性和韧性，没事也就不必去钻牛角尖，由此减轻了生活的压力。尽管有些自我安慰的理由不可取，但也无甚大碍。
总的说来，降低认知不协调的方法可以归结为三种模式：一是试图放弃或改变决定、态度或行为；二是降低认知或决定的重要性；三是增加协调性因素，以此改变不协调与协调的比率，以此显示生命个体的智性与德性，显示他的品质。
态度中的价值相关性
心理学研究表明，当在生活实践中我们所掌握的信息与我们具有高度的个人相关性而使我们特别关注时，我们态度的改变将会更快。这种高度的个人相关性，有时是认知因素方面的，有时更多地表现为价值性的。换句话说，当在我们的人际交往中，在与对方无利益价值冲突、无情感伤害、无声誉被诋毁时，客观地持有评价态度是正常的。当以上几种价值相关性存在时，是否亦能持有客观的态度来评价对方这就很难说了。所以，态度由价值相关性所导致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不仅常常消解着我们的智性认知，通常也败坏着我们的德性。
通常我们一直在强调人们要超越自我，其实真正的超越自我就是一个人在利益受损之时，情感受挫之际，声誉被损之刻还能在智性与德性关联的态度上超越，这是一个伟大的人！不要总是认为大人物才能有伟大的行为，而小人物常常也能做出伟大人物所不能做出的伟大之举。
态度转化行为
尽管我们一直在追求态度与行为的一致性，但我们表现出的行为并不总是与我们的态度相一致，往往是受到特定的情境因素或他人的压力做出的，即“行不由衷”。其实，在生命的实践过程中，由于情境压力与态度不一致表现出来的行为，常常使我们很累，所不同的是，由态度中智性认知成分导致的不一致的结果，使我们神累；由态度中德性因素导致的不一致，则因愧疚而心累。
单位在H街北端距先前已有的一幢旧楼十几米处又盖起了一幢新楼。九月份交工后，各住户的装修整整延续了两个月之久，接近新年之际，差不多所有的住户都陆续搬进了新居，事实上，这个有8个单元的新楼住户多数是知识分子。
当住户体验过住入新房后的第一个新年的快乐和惬意后，总感到美中不足的是新旧楼之间的过道边有一个先前沥灰池被填平后剩下的一堆石灰泥，不仅大煞风景，而且碍手碍脚，还曾绊倒过人。前几天8单元的张老师还在此扭伤了脚，住了20多天的医院，所以，大家期望着早日将这堆干硬的石灰泥弄走。
这幢楼是建筑公司承建的，叫他们拉走也就可以了，楼下的张老师撑着拐杖积极为此事呼吁，大伙都觉得由建筑公司拉走是名正言顺的。
没想到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原来承建这幢楼的是一家建筑公司，而粉刷这楼的却是另一家装修队。当叫来装修队的包工头时，包工头说：“石灰泥并不多，可在这里除了石灰泥还有砖块、水泥和装修的木条，这究竟是谁留下来的，我们装修队不背这个黑锅。”说完匆匆离去。
问题迟迟不能解决，住户们都很着急，大伙你一言我一语地出主意：“干脆投诉到市容管理部门，请他们把这堆石灰泥拉走！”张老师第一个说道。“去找建筑公司和装修队让他们一同把石灰泥拉走！”李校长又补充道。最后，大伙决定还是一同去找市容局领导。谁想到市容局领导大为光火：“如果是生活垃圾，我们有义务拉走，可这属于建筑垃圾，我们按照规定是不处理的，环卫工人也是人，你们把我们当成什么！”局长大声地喊叫着，几个老师临出门时，还听到局长扔出一句话：“要拉走，拿钱来！”
事情到了这一步，住户们只有靠自己解决了。办法只有两个：发动住户用肩抬或请民工用拖拉机运走。可是，用肩抬，多难为情，又都是知识分子，未必吃得消，也有损形象；如果是请拖拉机来给清运，这运费让谁出？碍于面子，这些话大家都难于启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