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教众追求的不是推翻清政府政权，而仅仅是争取一种能在中央政权管辖下自主生存的状态。然而这样的一个追求在当时的清政府看来，却是犯上作乱。回族群众一次次的起义和失败并没有争来本民族的自主生存权利，而是清政府一次次更为血腥的镇压。争取本民族的生存权，自主管理本民族的内部事务这样的一个历史要求，从回族普通群众到门宦教主都有着很强烈的反应。连起义的领导者马化龙也这样认为，“吾本念经人，遭逢乱世，为众推戴，不得不维持桑梓，苟延残喘。俟东南军务平定，甘肃重见天日，必有贤明长官主持大局，届时吾即投诚，当一个太平百姓，余愿足矣”[甘宁青史略卷二十.见：吴忠礼等.论西北回族军阀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宁夏社会科学，1988（4）]，马化龙发自肺腑的这一席话代表的不仅仅是门宦教主的看法，还反映了当时宁夏地区广大回族群众的心声，他们的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马福祥作为一个回族入主宁夏，更能得到广大回族同胞的认可和支持。事实上连当时沙沟门宦的大教长马元章也是非常支持马福祥的。从普通回族百姓对回族军阀的民族认同到门宦教主对马福祥的支持，马福祥入主宁夏获得了很大的民心。
（二）宁马军阀集团统治者的伊斯兰情结
据《宁夏回族》介绍，“宁马”的祖上“世代都是虔诚的穆斯林”，马福禄中了进士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父亲马千龄的支持下，捐出自家林场的木材，扩建磨川清真寺，“以期恢宏名教”。马福祥自小接受母亲韩氏“挽万石弓曷若通一经”的训诫，对经文的造诣相当深厚。光绪二十八年，他从京城衣锦还乡，“捐千金增修山川两寺，对楼西厢，焕然一新”。即使到了宁马军阀第二代马鸿宾、马鸿逵时期，对伊斯兰教的感情仍然未趋淡薄。冯玉祥1925年进兵西北时，任命马鸿宾为国民军第22师师长，通过与他的多次接触，冯玉祥对穆斯林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观。他在《我的生活》中谈到对马鸿宾及“回教徒”的印象：“宁夏为西北重镇，马鸿宾为此间镇守使，是回教中有学问、明大义之人。其部队我亦检阅点名，官兵多姓马，别姓不过百分之一二，全是回教子弟”，“回教徒最洁净，晨起沐浴后才做礼拜……人人虔诚奉教，忠孝仁爱的教训深入人心”。马鸿逵出任宁夏省主席后，多次针对西北回汉的积怨阐述意见，强调回民和汉民都是中华民族的成员，只是在宗教信仰上存在差异。他评价清代西北回民起义是由“回教徒知识浅薄”和“官府之不善措置”两方面原因共同造成的。作为回族出身的地方长官，在当时敢于大胆表达这样一种与众不同的观点以正视本民族、本宗教的不足之处，对于消除历史上积存下来的回汉对立情绪，显然有着特殊的意义。
历史发展证实了，在宁马军阀集团主政宁夏期间，作为回族军阀他们具有较深厚的民族和宗教情结，他们在获得宁夏地区的统治权后，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实施了较为宽松的民族和宗教政策，广大穆斯林群众的生存权利和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尊重，社会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门宦教权的扩张受到了政府权力的有效抑制，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马少云回忆录》中，马鸿逵一次次提到“西北回人汉人，一如全国其他各地，皆系黄帝子孙，虽宗教信仰不同，并无利害冲突，更无仇视残杀理由”[河湟之乱由来.见：马少云回忆录]，一次次呼吁回汉百姓和平相处，宁夏地区的回汉矛盾得到了较大的调和。所以在他主政宁夏的17年中，境内再未发生过一起回汉仇杀事件，民族关系相对平和。
从西北回族军阀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很难得出他们曾受革命党人影响，具有反清意识和行为的结论，倒是有些“逼上梁山”的意味。美国学者默利尔·亨斯博格说：“1911年革命的思想意识和领导人员虽不是全部但大部分来自中国东部城市，而中国西部革命思想和反清感情混合在一起，在汉族各阶层中造成了革命的条件。西北回族不是社会革命者，他们感兴趣的是维持现状，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保守的”，他甚至认为他们始终是站在清政府一边的，“通过支持清政府，他们获得的报偿是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自治。清政府听任他们居于相对安定的汉族邻居之间。满清贵族聪明地培养起回民对自己的好感，当孙逸仙的革命打击来临之时得到了回报”。[默利尔·亨斯博格著，崔永红译.马步芳在青海1931-1949.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23.见：诸马军阀集团与西北穆斯林社会.61]然而宁马军阀集团的统治者们在辛亥革命之中扮演的角色却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卫道者。他们经历了由王朝末世的卫道者到辛亥革命的支持者，并最终成为辛亥革命的直接受益者的转变。通过此次历史剧变，通过此次契机最终走上了宁夏的历史舞台，成为宁夏地区真正的统治者。
辛亥革命如同一场洗礼，荡涤着宁夏地区。各种实力集团在这场政治变革中进行着角逐。一方面是清政府因政权的崩溃无力分心西顾，一方面是宁夏社会的各实力集团因为自身的原因根本无力独自控制宁夏地区。而当时的社会与民众又需要一个“权力核心”，封建末世呼唤着一个新的政治集团的诞生。宁马军阀集团正是在不断地填补西北地区权力“真空”的过程中，逐渐成长为盘踞一方的地方实力派。
辛亥革命以摧枯拉朽的力量扫荡着宁夏地区，各种政治力量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就是这样一场社会革命却成为宁马军阀集团崛起的契机，并且为宁马军阀集团入主宁夏扫清了障碍。迎来了近半个世纪的宁马军阀集团统治时期。
参考文献：
［1］师纶著.西北马家军阀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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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育宁主编.宁夏通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
［8］霍维洮.近代西北回族社会组织化进程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辛亥革命时期甘肃代表性
革命事件——灵州起义与秦州起义比较研究
马学海[马学海，宁夏灵武市档案局局长。]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全国各地民众和革命党人积极响应，发动武装起义，建立独立于清廷之外的临时政府。今天的宁夏地区当时南分固原州和宁夏府，皆隶属于甘肃省。宁夏府辖有历史名州灵州。甘肃省的辛亥义举就以灵州起义和秦州起义最为典型。灵州起义最早支援了陕西革命，又点燃了甘肃辛亥星火。秦州起义发生较晚，但规模更大，影响深远。“两州”起义薪火相传，共同勾勒了当时甘肃省的历史主题，从而成了当时甘肃代表性革命事件。
一、灵州起义早于秦州起义，并最早声援了陕西革命
1911年10月22日，陕西同盟会响应武昌起义，光复西安，组成陕西秦陇复汉军政府。陕西同盟会以哥老会为组织基础。
哥老会也称江湖会，是旧社会群众性的秘密组织之一，散布全国，其成员主要是破产农民、失业的手工业者和游民无产者，以“反清复明”为宗旨。陕西哥老会是在同治年间镇压捻军起义和回民起义后发展起来的。
辛亥革命前，宁夏东部与陕西北部哥老会会众拥高士秀为“贺兰山堂主”，即以贺兰山为堂名，称“贺兰山堂”（亦名“兴隆堂”）。这时，高士秀领导的“贺兰山堂”与陕西关中张云山领导的“通统山堂”、李汉章领导的“太白山堂”、马秉乾领导的“秦凤山堂”以及甘肃杨鸿筠领导的“金龙山堂”、贺桂林领导的“西梁山堂”最为活跃，声势也最大，并称秦陇“六大山堂”，是当时陕甘辛亥革命的“坚实的基础”和骨干力量。
西安光复后，陕西革命军向西推进，直逼甘肃。甘肃反动势力也组织反动武装，兵分三路向陕西反扑，企图一举镇压陕西革命力量，扑灭西北地区的革命火焰。对此形势，秦陇复汉军政府民军都督、哥老会首领张云山认为，目前最好的办法是敦促宁夏革命党人和哥老会赶快组织起义响应，以牵制甘肃清军。于是派人以“鸡毛传帖”的形式，火速赶往宁夏，告知高士秀等，促其迅速起义，作为策应。高士秀等立即在宁夏城东岳武庙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于11月17日在宁夏各地同时举事，“钳制西军攻陕之兵力，切断清廷仅有之西北交通，予清廷以威胁”。会后，高士秀前往灵州，会同哥老会头目高登云等，直接领导灵州民军起义。
1911年11月17日夜，灵州民军正式起事，当晚州城即告光复。而秦州起义发生在灵州起义百日之后。
二、“两州”起义的战略布局与经过
灵州起义的目的很明确，战略布局也比较清楚，就是起义开始后，同时对灵州及其外围的横城堡、金积堡（宁灵厅城）和董府进行攻击和占领，与西路进攻宁夏府城（今银川市）的民军遥相呼应。
灵州城光复后，首先宣布成立灵州革命军政府，下设政务、军务、参赞、军需4部，又将义军统称为灵州复汉军，由军政府统一领导，暂编为5个营。灵州城光复后，横城堡相继被民军攻占。由于贻误战机，攻占金积堡、董府计划失败。
在灵州起义比较顺利进行时，宁夏西路民军兵分四路向宁夏府城发动了进攻，但因民军策应不及，以及清军的抵抗，攻城不克。西路民军退驻八里桥后，得知灵州、横城先后光复，又决定在11月19日再次攻城，当晚府城光复。11月21日，宁夏革命军政府宣告成立。
这时，清陕甘总督长庚、陕西巡抚升允，在“围剿”陕西起义军的同时，调令甘肃提督马安良所部帮统、循化营参将马麟前往宁夏镇压起义。12月中旬，马麒部到达广武，兵分东西两路，东路水陆并进，扑向灵州、横城。12月20日，清军分乘数十只船筏进抵横城。高士秀奋战两日后，突破重围，撤离横城，率部到花马池，又率所部民军向鄂尔多斯进发，以争取在罗布召（今巴彦高勒以东）与宁夏府城北撤的民军刘华堂部会师。
宁夏府城民军攻满城未克被迫撤出后，经平罗、石嘴山向后套撤退。到石嘴山时，民军进行了整编，推刘华堂、高士秀为正、副督指挥。由刘华堂率民军东渡黄河，至鄂尔多斯的罗布召。当高士秀由定边、盐池一带转移到罗布召正南三百里处的拉僧庙，派人赴罗布召与刘华堂联系时，刘华堂部已被清军勾结蒙古王公，纠集蒙古兵千余人，设计歼灭，刘华堂、刘照黎等头目均遭杀害。至此高士秀已成孤军，被迫退回陕北。
陕西爆发革命以后，升允由西安逃往平凉，组织反动武装，准备镇压陕西革命。此时陇南驻军统领黄钺带领一支军队驻防秦州，名为堵塞陕西革命军西进，实际上他与陕西革命军取得联系，并联络秦州城防军内的革命党人，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夹攻升允的反动武装。1912年3月11日，黄钺趁甘肃防务空虚，领导了秦州军民起义，在秦州宣布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黄钺被推举为都督。临时军政府分设六司，由各司司长分别主管军政、民政、财政等事务。临时军政府还致书全省及前线官兵，号召他们响应革命。这一革命行动，同样给予陕西革命军以有力支援，沉重打击了陕甘封建顽固势力。此时，灵州起义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全国革命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南北议和后，宣统帝下诏退位，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这种情况下，甘肃的一些开明人士纷纷表示赞同共和，并于1912年3月24日成立了甘肃临时议会。此后以赵惟熙为首的旧官僚联名致电袁世凯政府，宣布承认共和，拥护袁世凯。袁世凯便任命赵惟熙为甘肃都督，操控和掌握了军政大权。为维护封建势力在甘肃的统治，赵惟熙威逼黄钺取消独立，并竭力策划，发动对秦州的围攻。袁世凯政府也指责黄钺“擅拥甲兵，自称独立，有害公安，动摇国体”。在中央和地方封建势力的重重压力下，黄钺被迫于1912年6月7日宣布取消独立，解散甘肃临时军政府，不到百日的秦州起义遂告夭折。
三、“两州”起义的意义及失败的经验教训
灵州、秦州起义，均属甘肃省辛亥革命活动中的标志性事件。“两州”起义打击了甘肃封建势力，先后有力地支援了陕西革命军，扭转了封建顽固势力疯狂破坏陕甘革命运动的严重局势，对辛亥革命在西北地区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但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局限性，使灵州起义成了“种族革命”口号下的革命行动，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同样，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性，在“五族共和”的形势下，秦州革命党人在起义成功后，把军政府的重要职位让给旧官僚和地主士绅，也没有发动群众来巩固胜利成果，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秦州起义的失败。
灵州、秦州起义可视为辛亥革命的缩影，通过对“两州”的透视，可以窥见辛亥革命的失败在于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士大夫的统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