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越南为视角，看辛亥革命对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影响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亚洲民族觉醒的顶点。这场运动对20世纪亚洲，尤其是中国周边国家的影响极大。这些影响在越南尤为明显，因为它极大地推动了越南的民族解放运动。
早在20世纪的前10年里，越南几乎成了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基地。1905年，越南华侨在西贡堤岸建立同盟会组织，在越南南部宣传革命和三民主义思想。1906年2月，因孙中山影响，越南爱国志士、越南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潘佩珠在中国广州组织召开代表会议，决定成立越南维新会，明确其政纲是“驱逐法贼，恢复越南，建立君主立宪国”。这个纲领反映了越南地主资本家联合专政的要求。1907年3月，孙中山在河内公开成立中国同盟会住所，并以越南为根据地，在中越边境策划和领导了防城、镇南关、钦廉上思，以及云南河口4次起义。1908年，由潘佩珠等领导的，以留学日本的越南青年为主体，旨在反对法国殖民地统治的东游运动失败后，越南革命党的几乎所有革命活动都是在中国革命党和中国人民的支持下进行的，中国成了越南革命的大本营和大后方，广州成为越南革命的海外基地。东游运动失败后，潘佩珠以越南革命党人的身份在中国同盟会，日本进步党以及朝鲜、印度、菲律宾革命党人之间做工作，促进了反帝同盟组织——东亚同盟会的成立。后来，他又出面同云南、广西留日学生联系，成立了滇桂越联盟会。他力图借助有组织的国际联合斗争，发动武装起义，先夺取民族革命的胜利，然后再进行民主革命。
1911年10月，中国辛亥革命胜利，使潘佩珠备受鼓舞。他立即撰写《联亚刍言》，指出革命胜利后的中国一定会强大起来，阐明中国、印度、菲律宾等东亚各国被压迫民族必须联合起来打倒西方帝国主义的道理。1912年2月，潘佩珠来到中国广州，组织召开越南维新会代表大会。大会以表决方式，通过了潘佩珠的提案，同时通过决议：改组维新会，成立越南光复会；取消君主立宪政纲，确立民主立宪政纲；光复会的政纲是“驱除法贼，恢复越南，建立越南共和国”。这个政纲，反映了正在形成过程中的越南民族资产阶级对经济、政治的要求，是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但不彻底，因为这个纲领没有提出土地问题。
越南光复会成立后，下设总务部、评议部、执行部，总部设在中国广东。显然，越南光复会的宗旨、政纲和组织形式都仿照了中国同盟会。另外还有很多中国革命党人参加，为该会提供了人力支持，壮大了其力量。如，越南光复会活动的所有款项，皆赖粤人捐赠。为推动越南革命的发展，在孙中山的关心和同盟会的支持下，1912年8月，中越革命者在广州共同组织了一个援越抗法组织“振华兴亚会”，很快发展会员200多人，其中有些人是中国同盟会会员和广州普通老百姓。该会决定，在越南组织光复军，发动起义；在中国组织援越军，以策应内陆起义的光复军。显然，越南革命者受中国“武昌首义，全国各省纷起响应”的辛亥革命战略模式的影响。
潘佩珠也认为，要使起义成功，必须联合中国革命力量。在中国革命者的帮助下，越南光复会会员在国内发动过多次武装起义，但都失败了。
三民主义对越南革命者影响尤为深远。1927年，越南革命者在河内成立越南国民党，并以三民主义为指导，主张进行民族革命，推翻法国殖民统治；主张联合殖民地被压迫民族，进行世界革命。1929年2月，越南国民党修改的党章规定：大力推进民族革命；建立一个直接的共和集团；帮助被压迫的各民族。
安沛起义爆发前，越南国民党制定的最后行动纲领还清楚提到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以及党的目的是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越南国民党的最后目的是用暴力推翻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赢得民族独立，成立共和政府，实现民族自由权，为越南资本主义发展打通道路。这些显然效仿了中国国民党的章程、宗旨，及中国的新三民主义。
胡志明是三民主义的践行者，他把三民主义概括成：民族主义，即全民族独立；民权主义，即人民自由；民生主义，即人民享受幸福。1945年8月，越南成立新政权，胡志明把“独立—自由—幸福”三个概念制定为新越南的纲领，认为这正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三大原则，也是越南革命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1948年6月，胡志明发表《爱国竞赛号召书》，号召全民开展爱国竞赛，以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他说这就是大革命家孙中山已经提出的“三民主义”。
辛亥革命对越南革命的影响和推动，是辛亥革命具有世界意义的最明显例证。除越南外，辛亥革命对朝鲜、印度以至整个亚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对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年轻革命志士的成长，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以《瞿秋白文集》为视角，看辛亥革命失败的表现及原因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社会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曾对辛亥革命的成败进行过反思。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的理论家，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辛亥革命进行了深刻全面的分析与总结，尤其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瞿秋白文集》就集中体现了瞿秋白的独到见解。
瞿秋白认为，辛亥革命作为一场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打开了思想进步的大门，是有其成功的一面的。瞿秋白同时指出，辛亥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是打倒一切封建势力，彻底实行土地革命，是建立真正革命民众自己的政权”[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3]。所以说辛亥革命又失败了，它的失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辛亥革命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因为“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不说减少一些，反而一天比一天巩固。平民百姓的痛苦，也一天深似一天”。[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99]
二是辛亥革命没有打倒一切封建势力，没有彻底实行土地革命，“政权仍旧掌握在封建残余的地主官僚手里”。[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66]
瞿秋白认为，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没有一个彻底的革命纲领；第二，没有一个彻底的团结的真正能领导革命的阶级。
辛亥革命是20世纪初世界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场产生于落后国家的现代化政治运动，它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它所体现的革命学说及建国方案是中国也是世界的宝贵遗产，其内涵在现在和未来都有珍贵的借鉴价值。尤其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瞿秋白对辛亥革命的深刻反思，对于中国共产党制定完善革命纲领，具有更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会党性质及其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
张哲[张哲，在宁夏社会科学院地方志办公室工作。]
会党的活跃是清末民初社会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社会转化的社会变迁的产物。会党一般是指那些具有秘密宗旨和教义，按照严格的秘密仪规从事所谓“反社会”活动的下层民间团体，主要构成群体是游民。清末民初的秘密会党涉及地域之广，参与人数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会党作为秘密结社的组织，其发展活动无疑与统治力量的强弱有密切关系。当统治力量强大，社会控制严密时，会党的生存空间往往被挤压，难以发展；当统治力量衰弱，其社会控制力弱化时，会党的势力就会填补权力真空，迅速壮大。清末，政府失去了对地方会党势力的控制。这种控制在生产力水平低下、国家税收有限、无力负荷庞大官员编制的情况下，是依靠地方基层社会组织，如宗族、保甲、乡约等来完成的，但在清末，这些社会控制力量衰败了，到北洋政府时期，各地实际上形成了国家行政与地方自治行政两个并行不悖的系统。因此这一时期，会党的发展亦相当迅速。
关于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史学界基本持肯定态度。多数学者认为：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在革命的组织方面，从兴中会到武昌起义的文学社；在武装斗争方面，从1895年广州起义到1911年黄花岗之役；在各省独立的过程中，从武昌起义到四川独立，每一个革命团体、每一次武装起义、每一个省份的独立，都有哥老会的参加”[李侃等.中国近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7]。“在摧毁封建专制政权的斗争中，会党成员基本上是冲锋陷阵的主力军”[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A］.见：辛亥革命回忆录（一）［Z］.北京：中华书局，1961]。会党对于辛亥革命的贡献，确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其参与的目的和动机则需要认真考察。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为了争取和利用会党付出过极大的努力。孙中山曾亲自加入洪门致公堂，受封为“洪棍”；陈少白加入三合会，被封为“白扇”；黄兴、陈其美、秋瑾等都先后加入过会党，被授予高低不等的职位。兴中会成立后，即以运动会党作为发动革命的主要途径，除通过郑士良等联络广东沿海的三合会外，孙中山还派毕永年、史坚如等赴湘、鄂各地联络哥老会，邀集哥老会龙头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顾鸿恩等数十人赴香港商谈合作办法；华兴会成立伊始，黄兴策划武装起义；共进会领导人刘公、孙武、居正、刘英、刘铁等曾长期在湖北从事运动会党的工作；光复会骨干陶成章尝“草鞵箬笠，胼手胝足”，“徒步三次”走遍浙东六府[赵其襄，高又明.辛亥革命前的井勿幕［A］.见：辛亥革命回忆录（八）［Z］.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结识会党首领。同盟会甚至不惜修订自己的章程，规定：“凡国人所立各会党，其宗旨与本会相同，愿联为一体者，概认为同盟会员”，[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在陕西［Z］.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以广泛招徕会党。就发动反清起义而言，革命党人的上述活动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但会党在参与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已经无可掩饰地暴露了其消极面，他们对革命事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远远要大于正面影响。以散兵游勇和无业游民为主要成分的会党带有流氓无产者的显著特征。“会党成员都是些亡命之徒，只有‘义气’二字，可与之生，可与之死。他们欢喜赌博，敢于劫掠”[一九O八年陕西蒲案始末［A］.辛亥革命回忆录（六）]，自由散漫，不守纪律。其中自私自利、贪图富贵者屡见不鲜，少数人甚至寡廉鲜耻、自甘堕落，在关键时刻不惜卖身求荣，充当统治阶级的鹰犬。尽管个别会党首领有可能接受革命党人的主张，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但绝大多数会党成员素质低下，决定了他们根本不可能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以宁夏为例，从中卫发现的“西泉山堂”堂联“居西北豪杰为华族请命，合世界大同与平民出头”及其纲领“血心共立，定国安邦，一组同胞，共立朝纲”来看，此时哥老会的斗争范围也超出原“反清复明”的狭隘范围，而且“受到孙中山民主思想的影响，略知民主共和的口号”[陈育宁主编.宁夏通史［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332]。但其是否真的理解共和含义，其会众是否普遍接受这一口号，或是仅仅是盲目服从，都值得认真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