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西汉王朝政权的日益巩固，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着手解决异姓诸侯王问题，因而导致了中央政权与异姓侯国的矛盾不断激化。“孝景三年（公元前154年），吴王濞反，欲从闽越，闽越未肯行，独东瓯从吴。及吴破，东瓯受汉贿，杀吴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诛，归国。”东瓯开始从吴王造反，最后慑于汉朝兵威，又反戈一击，杀了吴王向汉廷谢罪。东瓯的这一行动，得罪了虽未参与谋反，实际上是支持吴王的闽越。加上吴王刘濞被杀后，“吴王子子驹亡走闽越，怨东瓯杀其父，常劝闽越击瓯”。终于使闽越在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发兵围东瓯。东瓯食尽，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汉武帝接受东瓯请求，派严助发会稽兵浮海救东瓯。闽越自知敌不过汉兵，于是趁汉兵未至，即“引兵而去”。而东瓯王怕闽越再度袭扰，便请求归汉，“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东瓯国从此被除。东瓯国民也在江淮之间，彻底同化为汉族的成员。
（二）山越
山越是越人之后，其名最早见于《后汉书·灵帝纪》，文曰：建宁二年（169年）七月，“丹阳山越贼围太守陈夤，夤击破之”。山越因其为越人或百越之后，故常有沿袭旧称而称山越为“百越”“扬越”“夷越”“东瓯”“闽越”和“南越”者，从此也可以看出，山越之民族成分的由来。有时山越也被污称为“山贼”“山寇”，或者因其组织形式而被称为“宗民”。其中“山民”“山夷”则因其居住特点而来。故胡三省认为：“山越本亦越人，依阻山险，不纳王租，故曰山越。”还说：“山越，越民依阻山险而居者。”应该是正确的。
第三节汉族向华东的迁徙和发展
一、两汉汉族向华东的迁徙和发展
西汉时，华东经济并不发达，这儿人口稀少，更没有广积财富的豪强大家。故司马迁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有大量黄河下游的汉人被迁入会稽郡，史载：“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因为72．5万人是同期被迁往上述五郡的，并没有每郡所迁入的具体数字，若按平均计算，则会稽应有14．5万，相对于当时历史的具体情况来说，这个数字已经是非常庞大了。这些由中原迁入的汉人，必定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并使江南地区获得前所未有的开发。
西汉末年，绿林、赤眉大起义，使中原地区出现了空前的动荡不安，所以，许多北方地主官僚便逃到没有卷入起义洪流的江南来避难。更始元年（23年），任延为会稽都尉时曾说：“时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像董子仪、严子陵及东汉时的王充等都是自己或祖先从北方迁入江南的汉人。另外，还有一些是在西汉早年以“徙强宗”的名义迁入江南的，如郑氏大族就是从山东临淄迁入浙江山阴（今绍兴）来的。这些北方大族和一些优秀人物的迁入，同时带来了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大量宗族和随行人口，使江南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东汉之后，豪强鹊起，生活富比王侯。正如仲长统所描述的，当时“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妓乐，列乎深堂，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三牲之肉，臭不可食，清醇之酎，败而不可饮”。与西汉时，“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相比，已有了天壤之别。
东汉末年，汉廷衰落，诸强争霸，挟天子以令诸侯，造成天下大乱，引起各地人口因避乱而大迁徙。其中数次与华东相关。董卓挟献帝迁都长安，引起了许多朝臣的不满，王允设计杀了董卓后，自己也被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等所杀，造成官兵自相残杀，关中大乱。数十万难民为了逃避战乱而东迁至今江苏徐州一带，投奔徐州刺史陶谦。时为东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年），但到初平四年（193年），迁往徐州的数十万人即被曹操全部屠杀。
从上可知两汉汉族迁入华东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对于华东汉族来说其人口的增加开始显现出直线上升的趋势。
二、魏晋南北朝汉族向华东的迁徙和发展
三国之时孙策在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年）渡江南下经营江东，建安四年（199年）孙策攻下皖城（今安徽潜山），俘获袁术留下的“百工及鼓吹部曲三万余人”，将之迁于吴（今江苏苏州）。不久之后，曹操与孙权相持不下后北归，他怕沿长江各郡县为孙权所征略，于是在建安十八年（213年）下令将沿江郡县之民内移（北移），但“民转相惊，自庐江（今安徽庐江西南）、九江（今安徽凤阳南）、蕲春（今湖北蕲春县）、广陵（今江苏扬州）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虽然这次迁入的汉族主要来自华东本身的西北部，但由于紧接着的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使这些迁入汉族基本上定居了下来，并融入或影响当地文化，成为汉族开发三吴地区的有生力量。
西晋在经历了短暂的统一之后，由于统治者内部的争权夺利，导致史称“八王之乱”的连绵战争，西晋政权也在匈奴刘曜的不断打击下，终于在晋愍帝司马邺建兴四年（316年）为刘曜所灭。司马邺被掠往平阳（今山西临汾），并于次年被杀。琅琊王司马睿则在江南建立了政权，史称东晋，开始了与北方十六国的对峙局面。
“八王之乱”使北方经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民生凋敝，人民死伤无数。加上干旱和蝗灾等自然灾害及随之而来的疾疫，使中原各地民众四处流徙就食。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加剧了民族矛盾，而东晋政权的建立，又使中原汉族人有了一种“正宗”的认同感，于是，南下过江，大批汉族人迁徙于江南地区，开始了中原汉族人第一次南迁的高潮。因为这次中原汉族大迁移开始于永嘉年间（307～312年），所以，在历史上也被称为“永嘉南迁”，持续时间100多年。
永嘉南迁的路线大致是北方东部地区的汉族，迁移到我国南方的东部为多。北方西部地区的汉族，则大体迁移到我国南方的西部为多。而华东的苏南、皖南及浙北地区，迁入的汉族移民最多。
“永嘉南迁”在华东造成了汉族入迁的五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永嘉元年（307年），司马睿移镇江东，北方流民相率过江，在江南建立了许多侨州郡县，以安置迁入的汉人。《宋书·州郡志》序载：“自夷狄乱华，司、冀、雍、凉、青、兖、豫、幽、平诸州，一时沦没，遗民南渡，并侨置牧司，非旧土也。”《晋书·地理志》徐州后序也说：“永嘉之乱，临淮、淮陵并沦没石（勒）氏。元帝渡江之后，徐州所得惟半，乃侨置淮阳、阳平、济阳、北济阴四郡。又……置……琅琊郡……割吴郡之海虞北境，立郯、朐、利城、祝其、厚丘、西隰、襄贲七县，寄居曲阿，以江乘（今江苏句容县）为置南东海、南东平、南兰陵等郡，分武进（今江苏武进市）立临淮、淮陵、南彭城等郡，属南徐州。又置顿丘郡，属北徐州。明帝又立现沛、南清河、南下邳、南东莞、南平昌、南济阴、南濮阳、南太平、南泰山、南济阳、南鲁等郡，以属徐、兖二州。”大量侨州郡县的建立，表明当时北方汉族迁入此地人数之巨。
第二个高潮是大兴四年（321年），祖逖病死，郗鉴自邹山（今山东邹县东南）退屯合肥，祖约自谯城（今安徽亳县）退屯寿春，于是尽失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造成大批流民南渡。《宋书·州郡志》载，“中原乱，胡寇屡南侵，淮南民多南渡。成帝初，苏峻、祖约为乱于江淮，胡寇又大至，民南渡江者转多，乃至江南侨立淮南郡及诸县”。晋成帝时，“立南兖州，寄治京口（今江苏镇江市），时又立南青州及并州”。“成帝咸和四年（329年），侨立豫州……治芜湖（今安徽芜湖）”。
第三个高潮是东晋与前秦淝水之战后，苻坚败亡，黄河流域再度分裂，中原汉族相率渡江，其中有部分在淮南设立侨州郡县。
第四个高潮是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魏南侵至瓜步，使北方流民大量南下。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冬，“徙彭城（今徐州市）流民于瓜步，淮西流民于姑熟，合万许家”。另外在刘宋时还设立了魏郡、顿丘、高阳、勃海等侨郡，以安置北方迁入的汉族。
第五个高潮是刘宋泰始二年（466年），因失去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致使当地民众大量南迁，渡过江淮，在江南或苏北南部建立侨郡州县。据《宋书·州郡志》载，宋末失淮北，侨立兖州，寄治淮阴，高平则宋明帝泰始五年（469年）侨立，寄治当涂，东平则是宋末侨立于淮阴。徐州则因明帝时“淮北没寇”而侨立，治于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
这些持续不断的移民，使各地移民人口大增，从全国情况看，以江苏为最多，计26万，安徽列第三，有17万。据谭其骧的统计，今江苏长江南部的南京、镇江、常州一带，长江北部的扬州市及淮阴一带，当时所接受的汉族移民，以今山东地区及苏北移民为主体，河北副之。而且，移民相对集中，像江苏镇江、常州一带的南徐州有侨口22万，占了江苏省迁入民总数的9／10，当地户口的一半以上。
设有侨州郡县的地方有大量的汉族移民，这一点已无可怀疑，而未设侨州郡县的地区不等于没有移民。正如谭其骧所指出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江苏太湖以东地区和浙江北部地区（当时三吴境内），居然没有设置任何侨治单位，而这些地区与江苏镇江、常州地区相邻，地理条件同样非常优越，开发也较早，完全具备接纳移民的条件。
之所以没有设立侨治单位，大约是当地土着势力强大，立脚未稳的北方统治者不愿激化与当地豪强的矛盾。据《晋书·地理志》所载，三吴地区三郡户数，吴郡为2．5万户，吴兴为2．4万户，会稽为3万户；而《宋书·州郡志》已增加到吴郡5万户，吴兴4．9万户，会稽5．2万户。对比之下，三郡所属的扬州在晋时有户31万，到宋朝时相应的扬州和江州仅30万户左右，反而略低些；就是京师所在的丹阳郡，也从5．1万户下降到4．1万户。南朝宋时户口隐漏相当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户口大幅度增长只能说明实际人口增长的幅度更大，这种增长合理的解释，就是在此期间有大量的外来人口迁入。
从北方迁入南方的除了上层人物，包括宗室贵族、官僚地主之外，还有许多文人学者，他们的社会地位高、经济实力强、接受的文化教育水平也高，当然随之而来的数量最大的是农民。正是这些不同层次的北方汉族的大量迁入，对华东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诸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刺激了华东经济的发展。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是兴修水利。东晋时在曲阿（今江苏丹阳县）立新丰堰，“溉田八百余顷”；在吴兴乌程县（今浙江吴兴县）筑荻塘，“溉田千顷”；宋末在乌程县筑吴兴塘，“灌田二千余顷”；齐时在今江苏句容县西南筑赤山塘，上接九源，下通秦淮，有石门为闸以调节水源；梁时在豫州（今安徽寿春）的苍陵立堰，“溉田千余顷”。除了筑堰以灌溉良田外，还修建江河中的堰闸，以调节水位。旱时放水溉田，涝时启闭以防洪。
当时建有钱塘江西岸的柳浦埭、东岸的西陵埭，曹娥江东岸的南津埭、西岸的北津埭。水利设施的建设和大量湖田的开垦，使江南的农业获得迅速的发展。当时会稽郡有良田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使中原最为发达的农业区陕西长安、户县等地的土地价值相形见绌。如此高的地价，表明此地农业收获之丰。其次是农业技术方面的改进。
一是粪肥法得到推广，它与江南传统的“火耕水耨”稻作农业相结合，使农作物增产有了更坚实的保证。二是区种法的实行，这种精密的耕作方法，保证了干旱地区的丰收。三是在江南地区推广麦菽种植。这固然在于满足大批北方南下汉族的饮食习惯，但在更大的方面则是为了解决因人口迅速增加而带来的粮食不足。《宋书·文帝纪》载，元嘉二十一年（444年）诏：“比年谷稼伤损，淫亢成灾，亦由播殖之宜，尚未有尽。南徐、兖、豫及扬州浙西属郡，自今悉督种麦，以补阙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