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越族群的渊源，最迟可以追溯到六七千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时期。降及春秋战国之世，古越人的分布范围，遍及北起长江中下游，南至北部湾沿岸的广大地区，并向西蔓延到今广西西部、贵州大部和云南南部及境外越、老、缅、泰、印等国。因其部落众多且各据一隅互不统属，从先秦时起仅见于记载的先后便有越、于越、句吴、杨越、瓯越、闽越、东瓯、东越、南越、骆越、西瓯、山越、滇越及僚、鸠僚、山僚等数十种之多，故史称“百越”。后随秦汉大一统局面的出现和历代封建王朝的不断经营与开拓，东南沿海地区的越人绝大部分陆续融入汉族之中而消失，分布范围也逐步收缩到广西、湖南、广东西部、海南南部和西南地区及境外，并经若干次的迁徙与分化组合和融入大量其他民族的人口后，衍化为今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各语支少数民族。
百越族群的文化形态，最突出的是自古及今都是以相对稳定的定居农耕文化为其基本特征，而且是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水田稻作农业的开创者之一。其余如滨水而居、干栏建筑、断发纹身、雕题漆齿、喜热畏寒等等，也是其自先秦以来因循至今的共同文化基因。在西南地区，较着名的地方民族文化有历史上的夜郎文化、滇越文化和绵延近千年的傣族南传佛教（亦称“上座部佛教”或“小乘佛教”）文化等等。
（三）苗瑶
苗瑶族群也是我国最古老的族群集团，数千年来一直以历史悠久、文化辉煌、分布面广、流动性大和反抗精神强而着称于世。而且，据有关历史文献的记载，苗瑶族群的先民与汉族一样，也不是西南地区的原住民，而是历史上陆续由内地迁入的外来移民。
苗瑶族群的渊源，可上溯到远古时期的“三苗”、“九黎”诸部落。其最初分布在江、淮平原一带，《史记·五帝本纪》云：“（帝尧之时）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同书《吴起传》亦云：“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即今鄱阳湖）。”而在此之前，“三苗”、“九黎”的势力，曾一度向北拓展到黄河中下游地区，相传其始祖蚩尤曾率兵与黄帝“战于涿鹿之野”（今河北涿鹿县境），被击败后又退回南方。及至西周初年即公元前11世纪，“三苗”中的一部分分化出来形成楚族，史称“楚蛮”、“荆蛮”，到春秋战国时发展为我国南方最强大的诸侯国——楚国，并位居“五霸”、“七雄”之列。再至秦、汉之世，楚族中的绝大多数都逐渐融入汉族而消失。
大约还在战国后期，“三苗”、“九黎”中的其他部分，为楚国的兵威所迫而开始向四周迁徙。其中的一支向西南方向运动，并率先到达今湘、黔、渝3省市结合部的武陵山区，入汉后被称为“武陵蛮”。此后，苗瑶先民在自身的生息繁衍、发展壮大和多次反抗历代封建王朝失败而惨遭屠戮、驱赶等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下，连续不断地向西、南方向迁徙扩散、并最终形成了今天这样一个以贵州、广西两省区为中心，遍及湖南、湖北、云南、四川、重庆、广东、海南、浙江、福建等10余个省区并部分蔓延到境外越、老、缅、泰诸国的宏大局面。其间，由于大面积迁徙扩散和随之而来的自然、人文地理环境的变异，最迟不晚于南北朝晚期至唐宋之世，瑶族、畲族先后分衍出来，并相继出现了所谓“莫徭”（瑶族）、“苗众”（苗族）和“畲民”（畲族）等族称。
苗瑶族群的文化，因原居于江、淮平原一带，故自古即以农耕为传统。但由于从先秦以来持续不断地辗转迁徙，所以无论是生息在中西部各省区尤其是西南滇、黔以及川南崇山峻岭之间的苗、瑶两族，还是散布在东南闽、浙山区的畲族，都以刀耕火种、粗放耕作的山地砍烧农业为其主要经济形式。由此，又反过来促使其不断地迁徙流动，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游耕文化”而传袭至今。其中，西部滇黔地区“桃树开花，苗族搬家”和“过山瑶，四海苗”之类的民谣，东部闽浙一带“畲客”的别称，都是对这一文化特征的生动概括和直观反映。
此外，在苗瑶族群的传统文化体系中，还要特别一提的是着名的“盘瓠”传说和“盘瓠”崇拜。有关“盘瓠”的传说，散见于《后汉书》《晋纪》《搜神记》《玄中记》等汉、晋古籍及更早的《山海经》，内容大同小异。其梗概，据《后汉书·南蛮传》所载为：上古高辛帝时，有神犬“其毛五彩，名曰盘瓠”，因助高辛帝杀犬戎吴将军，帝乃以女妻之。盘瓠遂携帝女“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后子孙繁衍，“好入山壑，不乐平地，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即汉世“长沙武陵蛮是也”。以现代民族学的眼光看，这其实就是苗瑶族群先民的“创世纪”传说，而所谓神犬“盘瓠”，则是远古图腾崇拜的遗迹。降及后世，“盘瓠”崇拜丰富发展为包括盘瓠传说本身和盘王节、盘古歌（亦称“高皇歌”）、盘诗会、盘柴槌（一种民间武术）、盘古圣皇榜文（即“过山榜”）在内的“盘瓠文化”，并为瑶、畲两族所笃信与恪守。为此，在有的论着中，又把苗瑶族群称之为“盘瓠族群”或“盘瓠系统”。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瑶、畲两族的同源近亲民族苗族中，却无“盘瓠”崇拜的传统。对此，部分学者认为这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文化变异所致，另一些人则认为苗族的先祖原本就是古“三苗”、“九黎”中的非“盘瓠系统”部分。事情究竟如何，固然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可以相信的是，这一点或许正是苗族与瑶、畲两族分野的关键所在。
苗瑶族群在历史上的迁徙与分布，自先秦之世“三苗”遗裔的主体陆续进入武陵山区之后，曾有过一段相对稳定的集结时期并一度造成了强大的势力。但到了东汉初、中叶，在多次抗击封建王朝的“进讨”失利后，苗瑶先民又向西南方向开始了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其西迁部分进入今贵州腹地，并大约于宋元时期形成了以苗岭山区为中心，遍及省内大部分地区的分布格局。明清以后，又逐渐向西部蔓延到云南境内。南迁部分则向今广西境内进发，且进一步扩散到黔东、粤西和滇东南、滇南境内外广大地区。
（四）百濮（滇濮）
百濮族群是西南地区历史最为悠久的古老族群集团，其渊源之深远，甚至不亚于氐羌、百越两大族群，且早在商、周时期便与中原地区建立了联系。史称殷商初年，伊尹受命，令四方纳贡，“百濮”即为其中之一。后至武王伐纣、孟津盟誓之时，“濮人”亦身其间，再至“成周之会……卜人以丹砂”为贡。“濮人”的分布，史称“濮在楚西南”，当今川南、滇黔一带，同样是因其部落众多、分布广泛而名之为“百濮”。但据研究分析，先秦时期的“百濮”，并非专指某一特定的民族集团，其中至少揽括了今孟高棉语诸族的先民和古“百越”族群中的相当一部分，而前者因自古以来都主要是居住在今云南一带，故又有“滇濮”之说以示区别。
百濮（滇濮）族群的分布，其北界最初曾达于滇中偏西南一带。元江——红河古称“濮水”，沿岸当为古濮人的栖息地，以后其分布面逐渐向元江下游及滇南、滇西南收缩，并往南延伸到东南亚越、老、缅、泰诸国尤其是柬埔寨。云南境内的濮人，南北朝以前称“濮”、“滇濮”或“闽濮”，入唐后有“扑（濮）子蛮”、“望蛮”以及“文面濮”、“赤口濮”、“黑僰濮”诸部，元明以降改称“蒲人”、“蒲蛮”，并大量见于文献记载。其分化，大约从隋唐时期即已开始，并逐渐衍化为今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佤、布朗、德昂（原称“崩龙”）三族，主要分布在澜沧江、怒江中下游及境外广大地区。
百濮（滇濮）族群的传统文化，基本上属于以定居、半定居的山地砍烧农业为主，林牧及狩猎、采集为辅的旱地农耕文化类型，整体上相对滞后于百越族群诸族和氐羌族群中的先进部分。但在不少方面却有其独创之处，例如西双版纳的千年“茶树之王”，即为布朗族的先民所栽，在我国乃至世界的“茶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再如唐代曾名扬天下的良种骏马“越赕骢”，则为滇西德昂族、佤族的先祖“越赕扑（濮）子”、“望苴子”精心培育而成。又如举世闻名的“沧源崖画”，据考乃是当地佤族先民留下的文化遗存。其余如由来已久的佤族“木鼓文化”等等，也都是其传统文化中最具特色的部分。
（五）巴蜀
巴蜀族群是先秦聚居在四川盆地的主要族群。巴蜀族群又分为巴人和蜀人两个族群，他们分别建立过巴国和蜀国。
古蜀国位于四川盆地西部成都平原一带及其边缘地区，曾先后以今乐山、广汉、郫县、双流、成都等地为国都。其疆域，《华阳国志·蜀志》云：“蜀之为国……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蟠。”大体上东隔嘉陵江、涪江与古巴国为邻，南达云贵高原北部金沙江沿岸，北抵今川、陕、甘3省交界处的广元一带，西及四川盆地与川西高原结合部的峨眉山尧蟠冢山一线。古蜀国的由来，《文选·蜀都赋》注引扬雄《蜀王本纪》说：“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鱼凫、蒲泽、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故曰兆基于上代也。”文中“三万四千岁”之说，固属夸张虚幻之辞而不足为训，但应该肯定的是，蜀国的历史渊源确实相当久远。另据“甲骨文中已有蜀人与殷王朝之间发生征战、朝贡关系的记载”，可知最迟不晚于公元前17～公元前11世纪的殷商时期，古蜀国便已存在。然而若据《华阳国志·蜀志》“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和“开明立，号曰丛帝。（传）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等记载分析，则蜀之开国国王蚕丛，乃是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前后的人物。对此，史界歧议丛生，众说纷纭。我们认为，此类抵牾乃古籍中常见之事而不可过于拘泥，较为合乎逻辑的理解应是：古蜀人诸部，早在殷商之世甚至更古老的年代就已生息在这一地区，延至蚕丛称王始，完成了各部的统一而建立起了古代王国，传九世至开明氏尊为“丛帝”，时间当在战国初叶的公元前400年左右或稍早。
古蜀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史称其地有“滇、僚、賨、僰僮仆之富”，又说丛帝孙保子帝“攻青衣，雄张僚、僰”。由此可知古蜀人已跨入了阶级社会，是为古代奴隶制国家。奴隶的来源，主要是向周边地区掠取滇、僚、僰等异族人口为奴（即僮仆）。而其经济生活，据《华阳国志·蜀志》所载，三传蜀王“鱼凫田于湔山……后有王日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按照这一传说推算，古蜀人向农耕经济转化，肇自春秋前期“鱼凫王”时，至战国初年杜宇为王大力倡导发展农业生产，当随之完成了游猎经济向农耕的最终过渡。与此同时，冶金、纺织诸业亦有较大的发展。
巴国为蜀之东邻，是西南地区北部的又一重要古国。巴国的地望，史称：“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其中，鱼复、僰道、汉中分别为今重庆奉节、四川宜宾和陕西汉中，黔涪则为后世之黔中、涪陵2郡。这一地域范围，约当比今重庆市辖区而略大，中心为古代江州即今重庆直辖市驻地重庆一带，向西南延伸到川南，向北达于秦岭南麓今陕西汉中一线以南，东南方向则延至今重庆、湖南、贵州3省市结合部的武陵山区。
古巴国的由来，《华阳国志·巴志》说：“《洛书》曰：人皇始出，继地皇之后，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为九囿……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也。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又说：“（夏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着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日子。”根据这段史料，可知古巴国与蜀国一样，也有着极为久远的历史，而且很早就与中原地区黄帝、夏、周等族建立了交往联系，但其区域性相对统一的地方民族政权即古代王国的出现，估计在时间上与古蜀国相距不会太远。
巴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华阳国志·巴志》说：“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苎、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看来是一种以农耕为主，畜牧业为辅，且冶金、纺织等手工业也取得同步发展的较发达的农耕经济。其文化形态，也应属定居农耕文化的范畴，同时还出现了古老的文字。至于古巴国农耕经济全面普及的历史进程，从《华阳国志·蜀志》“巴亦化其教而力务农，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即杜宇）”等记载看，亦大体上与古蜀国相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