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有关历史文献的记载，元代较大规模的汉族徙居滇黔，在今云南境内见于记录的主要有两批：其一是据《元史·兵志·屯田》说，元代曾在云南各地广置军民屯田，屯户除驻滇蒙古军外，多为佥发当地少数民族土着族群组成“爨白军”、“罗罗军”等立屯，但其中有一名为“梁千户翼军屯”者为“汉军”。其由来，据记载为：“梁千户翼军屯，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年），梁王遣使诸云南行省言，以汉军一千人置立屯田。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发三百人备镇戍巡逻，止存七百人，于乌蒙（今滇东北昭通）屯田。后迁于新兴州（今玉溪），为田三千七百八十九顷。”其二亦见于《元史·兵志·屯田》所载，云：“乌蒙等处屯田总管府军屯，仁宗延佑三年（1316年），立乌蒙军屯。先是云南省臣言，乌蒙乃云南咽喉之地，别无屯戍军马。其地广阔，土脉膏腴，皆有古昔屯田之迹，乞发畏吾儿及新附汉军屯田镇遏，至是从之。为军户五千人，为田一千二百五十顷。”
上举两批“汉军”和“新附汉军”屯兵，合计三四千人，加上随军家属当可达万人以上，尽管在当时众多的少数民族土着族群和蒙古、畏吾儿（即维吾尔）、色目等外来民族中有如凤毛麟角而不足为道，且元朝时期的“汉人”、“汉军”在概念上除了北方汉族以外，还包括原金朝统治下的契丹、女真、渤海等古代民族，但在滇黔汉族2000余年的发展史上，却占有异乎寻常的重要地位。因为这些以汉族为主体的军屯户的迁入，既不同于隋唐之世进入滇黔一带游宦、戍边、征战的汉族流动人口和“剑南逋逃”、“京师亡命”之类的乌合之众，又不同于南诏时因被俘被掠而来，分隶于各地奴隶主手下被肆意驱使奴役乃至辗转倒卖的汉族战俘和民户，同时较之大理国时期自发流入区内广大山区的零星汉族农户也不可相提并论。从理论上讲，这是一批以军事化的形式组织起来，拥有一定规模的人口数量，且长期稳定在一定的空间范畴内（即聚居区内）而世代传衍不息的移民群，因而可以将其视为已具备了所谓“世居民族”基本特征的民族集体。如果以上看法不误，那么汉民族集体在滇黔地区的重新形成，便理当以此作为开端，时间在十三四世纪之交。
当然，在肯定滇黔汉族重新形成于元代的同时，也要清楚地看到，当时区内刚刚出现的汉民族集体，还仅仅只是非汉民族汪洋大海中的几个孤岛而已，不仅无法与两汉之世的滇黔汉族相比，较之明清以后更是望尘莫及。有记载表明，即便是在当时的云南行省省会昆明城内，汉族人口亦寥寥无几。例如，在着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作者便曾说道：“押赤城（昆明），大而名贵，商工颇众。人有数种，有回教徒、偶像教徒及若干聂斯脱里派基督教徒。”在这里，“偶像教徒”主要是指笃信佛教的今白族先民“白蛮”，“回教徒”、“基督教徒”则与汉族无缘，说明是时昆明城里“颇众”的各民族人口中，汉族尚居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不过，这种状况并未持续得太久，便随着“洪武开滇”和移民大潮的来临而成为过去。
史载明初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王朝在平定了巴蜀地区之后，为扫荡仍盘踞在滇黔一带的蒙元残余势力，由明太祖朱元璋亲自部署，遣“征南将军傅友德、左副将军永昌侯蓝玉、右副将军西平侯沐英率大军由辰源（今湖南沅陵一带）趋贵州”，一路上连克普定、普安数城进入云南；并于滇东曲靖城下“白石江大战”中一举击溃元军主力，次年即初步平定了云南全境。以后又屡经征战镇压了蒙元余孽的多次叛乱，到洪武二十年（1387年）左右将局势逐步稳定下来。这段历史，后世多称之为“洪武开滇”。
从历史的高度看，“洪武开滇”的意义，除了使得滇黔地区也纳入了明王朝的控制之下而避免了再度出现地方割据局面以外，更重要的是由此而直接引发的移民大潮及其在滇黔汉族发展史上所产生的决定性历史作用。简单说来，就是不仅使得已先期于元代迁入滇黔的汉族移民迅速发展壮大起来，而且随着汉族人口的持续增长和分布面的不断扩大，而上升为滇黔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主体民族并沿袭至今。其发展壮大的脉络，可以从汉族移民的陆续迁入、分布面的逐步拓展、区内的民族互动融合以及汉族人口的增长情况四个方面来考察。同时考虑到明初永乐十年（1412年）贵州建省后，辖区范围系由原云南、四川、湖广三省部分地区组成。故而讨论的空间范畴亦将随之而有所扩大。
先说汉族移民的迁入。明、清以来内地汉族徙居滇黔地区的移民浪潮，始于“洪武开滇”之初的商屯、军屯和民屯，其中又以商屯最早。史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底明太祖用兵云南之时，总共投入兵力将近30万，由于山道险阻交通不便，故虽战前作过较充分的准备，但军粮供给不足的问题仍很快凸现出来。为此，明政府遂求助于商人。据《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二说：“洪武十五年二月……上以大军南征兵食不继，命户部令商人往云南纳盐粮以给之。于是，户部奏定商人纳米给盐之例：凡云南纳米六斗者给淮盐二百斤，米五斗者给浙盐三百斤，米一石者给川盐二百斤……”这一办法，史称“开中”，本意是鼓励商人运粮助战，然同样是基于交通不便转运困难，不少商人便自行募人前往屯垦就地耕种并由此衍化为商屯。明初滇黔一带的商屯，诸史志屡有提及，然开屯的地点、人数、田亩等具体情况又多略而不叙，故仅知曾有较大的发展和较多汉族移民的徙入。
相形之下，继之而起的军屯规模更大，是为明初内地汉族迁入滇黔地区的主要形式。立屯的时间，则尤以洪武十六年至二十二年（1383～1389年）之间最为频繁。其中，较早见于明确记录者，在云南境内是“洪武十六年（1383年）五月……给凉州诸卫所征南土卒十四万四百余人钞十五万五千余锭，命六安侯王忠、安庆侯仇成、凤翔侯张龙督兵往云南品甸（今祥云县一带），缮城池、立屯堡、置邮传，安辑其民人”。以后，又相继有10余批屯军进驻云南，规模较大的如洪武二十年（1387年）八月，“诏景川侯曹震及四川都指挥使司选精兵二万五千人，给军器农具即云南品甸之地屯种，以俟征讨”。洪武二十年（1387年）十月，“诏长兴侯耿文炳率陕西土军三万三千人，往云南屯种听征”。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九月，“湖广都指挥使司言：‘前奉诏以靖州五卫及辰、源等卫新军选精锐四万五千人于云南听征。今又令市牛二万往彼屯种，请令诸军分领以往，庶免劳民送发。’从之”。仅以上所列4批屯军，合计便达24万余人，分别来自凉州（今甘肃）、四川、陕西、靖州（治今湖南靖县）等地，明初屯军进驻云南人数之多、来源之广，由此可见一斑。
民屯的情况，正史中见于《明太祖实录》卷一八六说：“洪武二十年（1387年）冬十月……诏湖广常德、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出一丁，往屯云南。”其余方志、稗史中亦多有记载，如《滇系·事略》称：“洪武十七年（1384年），移中土大姓以实云南。”《滇略》则说：“高皇帝既定滇中，尽迁江南良家闾左以实之，及有罪窜戍者，咸尽室以行。”其人数，据《滇粹·云南世守黔宁王沐英传附后嗣略》说：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沐）英还镇，携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余万入滇，给予籽种、资金，区别地亩，分布于临安、曲靖……各郡县。（沐）春镇滇七年（1392～1398年），再移南京人民三十余万（于云南）”。这一数字，显然有些盲目浮夸，但可以肯定的是，明初以民屯的形式徙居云南的内地汉族移民，亦当数以10万计。而且多来自江南一带，后世云南汉族中广为流传的“南京高石坎柳树湾”祖籍说，即本于此。
另据记载，自“洪武开滇”始，明王朝还在滇黔一带广置卫所，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更为稳定也更加严密的军屯组织。所谓“卫所”，《明史·兵志》说：“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比以成军。其军皆世籍，此其大略也”。据尤中先生解释：“明代卫所兵制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军皆世籍，父死子继，不得辄改。其二，驻地固定，除非朝廷命令，否则驻地不能变动。其三，军队在驻地屯田戍守，安家落户，不得任意流动，更不允许逃亡，如军户死绝，必得从其原籍另调其家族中人前来充抵。其四，凡为军者必须结婚，携同妻室前往驻地。明代卫所兵制的这些特点，使进驻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军队，成为了以军屯形成进入云南的汉族移民”。
明初在滇黔地区建立的卫所，云南境内最早的是洪武十五年（1382年）设置于省城昆明附近的云南前、后、左、右、中五卫，后经陆续增置达18个卫117个所（含单列“御”、“所”12个）；贵州境内若以稍后的贵州行省辖区计，设置最早的是贵州卫，始立于洪武四年（1371年），地在今省城贵阳周围，以后亦增至18个卫，加上原属云南、湖广两省辖下的7个卫，合计为25个卫134个所（内含驻四川境内6个，驻云南境内1个）；共计云、贵两省为43个卫、251个所，若按明代卫所的正规建制，应为24．08万人，加上“军余”即随军家属则将近100万人。卫所兵的来源，从有关历史文献的记载看，大部分为“洪武开滇”时南征大军中的留守部队，其余为从内地调防而来的军卫将士且与上举屯军互有交叉。
根据以上所叙，仅明初洪武年间（1368年～1398年）徙居滇黔地区的各类内地汉族移民便合计达100万人以上。这一数字，如果不考虑明代贵州辖区的扩大，则已略为超过东汉末年滇黔汉族人口的总值而创下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同时较之北部巴蜀地区同期的人口数值亦已相差无几。因而可以说，洪武大移民乃是滇黔汉族2000年发展史上继汉开“西南夷”以来的又一次划时代的创举。自此以后，滇黔汉族便进入了不断发展壮大的上升通道持续至今。其间，规模和影响较大的移民活动，据记载主要有明中叶正统年间“三征麓川”时80万大军中流落滇黔一带的内地汉族将士，明末张献忠余部“大西军”及南明永历皇帝入滇时带来各类人员，清初吴三桂平滇时的所部“西府兵”，以及20世纪初修筑“滇越铁路”时招募而来的外地民工，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时期由内地而来的后撤人员、战争难民和赴缅北-滇西战场的抗战将士，20世纪60年代前后进入滇、黔两省“开发大西南、建设大三线”的内地员工，自20世纪60年代末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响应号召而来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等等。以上这些外来人口，少则数万，多则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汉族且不少人遂就此落籍滇黔。
考察了自明初洪武年间（1368～1398年）以来内地汉族徙居滇黔的历史脉络之后，让我们再来看滇黔汉族的分布和演变。总的说来，滇黔汉族最初的分布格局，与汉晋之世和巴蜀地区早期的情况基本一致，也是主要聚居在城镇据点及其周围平坝地带和交通沿线，以后才随着汉民族的发展壮大由平坝向山区、由靠内地区向边境沿线乃至境外蔓延扩散，而最终覆盖了区内的大部分空间。其大致情况如下：
明初滇黔汉族的分布格局，无须广征博引而仅据卫所屯军的分布便可知其大概。例如，在云南境内的18个军卫中，共有5个布置在省城昆明周围，至永乐初年原驻滇东南的广南卫调入后，合计为6个卫共33600人，加上屯兵家属“军余”为13万人左右。同时考虑到城内的督抚、“三司”及工商和城郊的商屯、民屯尤其是臭名昭着的“沐氏勋庄”的存在，则明代滇池沿岸的昆明坝中，汉族人口至少已达20万人左右。再如现为云南第二大城市的滇东曲靖市，明代曾于曲靖坝子内设有曲靖、越州两卫，加民屯则汉族人口亦可达5万人以上。以此推之，明代云南汉族的主要聚居区，还有临安卫（今建水）、景东卫（今景东）、永昌卫（今保山）、大罗卫（今宾川）、澜沧卫（今永胜）、大理卫（今大理）、楚雄卫（今富源）、陆凉卫（今陆良）、洱海卫（今祥云）等；次一级的则为通海御（今通海）、鹤庆御（今鹤庆）、宜良所（今宜良）、安宁所（今安宁）、易门所（今易门）、杨林所（今杨林）、马隆所（今马龙）、木密所（今寻甸）、中屯所（今大姚）等。特点是以滇池、洱海两大区域和珠江上游今曲靖一带较为集中，其余则沿滇川、滇黔、滇缅、滇越四大交通干道而分布，形成连点成线、连线成面的分布格局并与川、黔两省的汉族分布区连成一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