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滇黔汉族的分布，在各种社会历史因素的作用下，自明初以来便一直呈不断蔓延扩大之势，这是滇黔汉族发展壮大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至于元明以来滇黔的民族互动融合，大体说来，元代汉族移民虽人数和分布面都极其有限，但因当时滇黔一带业已纳入了元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加之无论是滇中新兴州（今玉溪）的“汉军”，还是滇东北乌蒙（今昭通）的“新附汉军”，都是组织严密的军事化社会群体，故而这批最先移入的汉族移民的下落，尽管史缺有间不得其详，然可以相信当于数十年后汇入随“洪武开滇”而来的汉族移民大潮之中。
及至明初以后，由于大量汉族移民的迁入，因而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土着族群之间的互动融合，几乎从一开始便以汉族吸收、融合少数民族土着族群为历史趋势，但其间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例如滇东曲靖市一带，魏晋南北朝时曾为南中首府和滇黔汉族最主要的聚居区，以后随汉民族集体的消失成为“西爨白蛮”的腹心地带，再至唐中叶南诏徙“西爨”之后，便一直是今滇东彝族直系先民中“普么”、“磨弥”两部的世居之地。及至明初“洪武开滇”时，于其地设曲靖府和曲靖、越州两卫，大约徙入了不少于五六万人的军民屯户。降及明中叶，据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曲靖府》说：当时的情况是“郡中夷、汉杂处，列屋于府、州、县之近者，大多汉、楚武人（即卫所屯兵）。其日罗罗者，则散居村落”。但到了清代，彝族不仅在人数上已退居少数，而且在分布上也由坝区收缩到山区和半山区丘陵地带。这一历史现象的出现，除了汉族移民自身的生息繁衍之外，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民族互动融合的结果。居住在平坝地区的“海罗罗”，因“其属性与汉人不相远”，即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比较接近，且“衣冠礼仪一如汉人”，故而在长期的杂居共处中逐渐融入汉族而消失。在今曲靖市境内，存在着大量以彝语命名而无彝族人户的村寨，据调查基本上都是民族融合后的遗迹。其中最突出的是曲靖城北今沾益县境内的“小麻拉”村（“麻拉”彝语意为“针线箩”），原为沾益州土知州安氏土司的故里，但目前村中已没有了彝族人户，对此无论是按村老的解释还是据有关碑刻文献考证，答案都是已融入了汉族。
贵州境内和云南其他地区的情况，亦与此大体相似。如据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一四说：明中叶黔西平坝一带，“自开建以来，百年于兹，渐被王化，风俗渐移，而登科入仕者，累有其人矣”。普定卫则“附郭夷民五种，习尙不同，自立军卫以控制，卫之熏陶，渐中原衣冠之俗，亦尚礼而重文袁服食器用、婚丧之礼皆可视也”。再如成书于明末万历年的《滇略》说：当时云南境内已是“人文日渐兴，其地夷、夏杂处，然亦蒸蒸化洽，淳朴易治，庶几所谓一变至道者也”。
当然，以上所叙，主要是指靠内地区，在边境沿线地带和边远偏僻山区则又当别论，如直至清乾隆年间仍频繁活动在中缅边界境内外的“大西军”余部后裔“桂家”，国内外学术界曾对其族属是汉族还是“桂掸”（傣族，缅甸称掸族），乃至“桂拉瓦”（佤族）、“倮黑”（拉祜族）争论颇大。其实，如果从民族融合的角度着眼，自清初顺治十五年（1658年）“大西军”护送南明永历帝逃缅，至18世纪中叶时被誉为“边防两虎”之一的宫里雁率“桂家”称雄于滇边内外之时，其间已相隔100年左右约四代人，故而将其视为已经融入或正在融入当地“掸”（傣）、佤、“倮黑”（拉祜）等土着民族的汉人，似乎是更加符合逻辑的理解。
滇黔汉族的人口数量及其在区内人口总值中的所占比重，是汉民族发展史研究中必不可缺的量化指标。元代云南行省辖下滇黔地区的总人口，《元史·地理志》失载。据清人冯苏《滇考》称，至元十三年（1276年）为128．7万户。折算下来可达500余万口，显系偏高而不可信。另据《元世祖平云南碑》载：为“总府三十七、散府八、州六十、县五十、甸部寨六十一、见户二十八万七千七百五十三，分隶诸道，立中书省于中庆以统之。”这一数字，相对较为合理，但仅为元初云南建省时的数据，以后当有所增长。据此，元初区内的人口总值大约为120万，汉族人口以1万人左右估算，约占区内总人口的0．8％。
明代分省后云南境内的人口，据《明史·地理志》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的统计数据为5．96万户，25．93万口。至明中叶据正德《云南志·赋役志》记载，弘治十五年（1502年）为12．69万户，折算下来为50多万口。再至明末，据天启《滇志·赋役志》记载为15．12万户，146．85万口，较明初大约增长了5．66倍。以上数据，反映了明代云南人口发展的大致脉络，但用来作为估算汉族人口的依据却不可取，因为这些数字中应包括多种民族成分，而其本身又仅为民户数，故而还需加以修正：首先，假设明初民户中汉族占60％，约为15．56万人；其次，按前举18个军卫计，屯兵为10．8万人，加“军余”（家属）约为40万人；合计两项55．56万人，扣除其中的回族等非汉民族成分，则修正值为50万人较为可信。以后，按省内人口增长的同比计算，到明末为280余万。此外，还要注意到的是洪武二十年（1387年）前后调入的约24万驻屯军，这些人若加上“军余”合计可达100万左右。但据记载可知，其中的大多数主要是用来防范麓川的进犯，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野战部队而显然未纳入地方户口统计，同时亦当多未纳入云南都司辖下的卫所建制，故可暂且略而不计。
贵州的情况与云南有所不同，洪武年间因尚未建省而无统计数字，唯据其都司辖下25个军卫计算加“军余”约为50万人，若以屯兵中的回族等非汉民族成分与民户中的汉族相互冲抵，则亦大约为56万人。后至弘治四年（1491年）有明确记载为4．34万户，25．87万人。大致与云南明初的数字相当。明末的人口数据，参照云南的同比大约也达近300万人。如此，则明代后期滇黔2省的汉族人口为580万左右。
清代以后云南人口统计数据较丰，特点是清初的人口基数较之明末有大幅下降，这主要是因为明末土司混战以及“大西军”拥永历帝抗清、逃缅和清初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等一系列的战乱纷争所致；另一特点是不再有军户、民户的严格区分。清代云南的人口，据清《皇朝文献通考》记载，顺治十八年（1661年）为11．76万丁，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为15．86万丁，雍正二年（1724年）为14．52万丁。而据道光《云南通志》所载《案册》的统计数字则为：乾隆十三年（1748年）有“民屯男妇”194．62万人，乾隆四十年（1775年）达308．35万人，嘉庆元年（1796年）为408．82万人，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达606．72万人。再至清末宣统元年（1909年）为720．99万人。
贵州汉族人口的发展，与云南基本同步，也是自明初的50多万人起步，到明末为近300万人，再至嘉庆年间（1796～1820年）达到414万左右，则人口数量和比重都与云南十分接近。
综上所述，自元初以来600余年间，在国家统一的宏观社会历史背景下，在汉族移民的大量迁入、滇黔汉族自身的生息繁衍以及当地少数民族土着族群的不断融入三大源泉的滋润下，滇黔汉族也逐步发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