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头儿见多识广，知识渊博，积累深厚，仅就读书这一条上看就是很了不起的。他在少年时代就很爱好语文课和外语课，当语文老师把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一一讲下来以后，他每听一个单元都要写一篇学习的文章。“五四”运动以后，他作为青年人，兴趣又十分自然地转到了新文学方面来。《语丝》、《创造》、《小说月报》等文学刊物，他是每期必看，甚至要抢先去买。他这样说——“我十三岁就读了鲁迅的《呐喊》。我正因病休学，一度住在北京，正赶上《呐喊》问世。记得是托北大的一位大学生替我买的，价钱很贵，红皮面，黑字，毛边，现在印象还很深。我很爱读，有的能读懂，有的就不理解了。《狂人日记》当时没有读懂，《孔乙己》、《社戏》、《故乡》、《祝福》就给我以深深的感染。还让我联想起段妈讲的故事，《祝福》中砍门槛的细节还记得。读《阿Q正传》觉得写得很好玩，觉得其中有些什么，但琢磨不透。《药》中的人血馒头也没有弄明白，但《呐喊》却让我更同情劳动人民。”
后来，曹头儿上了清华大学涉猎就更加广泛而深入了。据英若诚先生说，四十年代末在清华大学读书，去图书馆借文艺方面书的时候，发现借书卡片上几乎都有钱钟书和曹禺的名字。也正是由于他看的中外古今剧本太多，太多，所以你写剧本时，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用了人家用过的套子，他都会一眼看穿，并且给予“现成”和“普通”的评价。显然，这就是一种很低的评价。
那么，曹头儿的“眼高”又高到了什么程度呢？还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解释吧——“要写一种人物性格，人物的感情，要构思戏的冲突、悬念，你就要了解世界文学作品所达到的高度。写一个悭吝人、守财奴，古今中外都有人写。莫里哀的阿巴公，《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都写出此类人物性格的高度，你要再写这种性格，就要写出自己的东西，才能留下来。一个人的残忍，有吕后的残忍，剥皮挖眼，还有各式各样的残忍。只要了解了诸如此类人物性格的高度，再写这种残忍，才不会重复，才会超出已经达到的水平。不熟悉这些，就不会有独特的创造；没有这种独特的创造和发现，是写不出好作品来的。”
“无论是小说、戏剧、诗歌、历史、哲学，都有我们非读不可的书。这些书会启发我们，开阔我们的眼界，使我们分清楚是和非，分清楚高贵和卑贱，使我们知道人是多么完美的一个构造(《哈姆雷特》中有一段谈人的台词，请大家读一读)。人能改造自己，能改造世界，叫人们勇敢起来向前奋斗。
看了这些伟大的作品，能使我们明白起来——才开始明白起来，我们写作的天地是多么辽阔、深远。原来几千年来，中外多少勇敢的作家，已经在无限大的天地中为我们指出多少道路。”
记得，美国作家海明威说过：“一个作家的作品就像是一座冰山，这座冰山显露在水面上边的只不过是七分之一，它的七分之六都深藏在水面的下边。”我想，这里已经无需多加一字，读者也已经清楚地看到曹头并非一日积累而成的“冰山”了。
千百次探寻，千百次琢磨，千百次修正，才找到了“自己的创造道路”，这才使我们似乎望见了戏剧艺术的“自由王国”曹头儿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话剧《雷雨》，从发表至今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除了在我国持续演出千万场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演员，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观众以外，在全世界还有二三十个国家进行翻译出版和排练演出，受到更多的观众欢迎，成了一部真正享誉中外的“保留剧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部全人类共享的戏剧经典著作。这在我国剧作家创作的剧本当中是破记录的，在我国话剧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然而，曹头儿自己又是怎么对待这部作品的呢？一九五四年的春天，北京人艺排练《雷雨》，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排练《雷雨》。曹头儿作为剧作者，又是院长，在排练当中多次到排练场向导演和演员介绍戏的背景材料和写作经过。最使大家预想不到的是，他坚持要对这部已经写出并演出了二十多年的名著进行修改，而且是不算小的修改。
在第二幕里，蘩漪原来有这样一大段独自——“热极了，闷极了，这里真是再也不能住的。我希望我今天变成火山的，热烈烈冒一次，什么我都烧得干净，当时我就再掉在冰川里，冻成死灰，一生只热热地烧一次，也就算够了。我过去的是完了，希望大概也是死了的。哼！什么我都预备好了，来吧，恨我的人，来吧，叫我失望的人，叫我忌妒的人，都来吧，我在等着你们。”
这段独白一共有一百多个字，曹头儿经过反复想，反复不断地想，竟然删改为不到二十个字的台词——“热极了，闷极了，这样的生活真没法子过下去了。”
人们常说作家删去自己的文章，哪怕是一句话，一个字，也如同割掉身上的肉，那么这种大刀阔斧地“割爱”，又需要多么多么大的勇气、魄力和见地啊！
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举出下边的例子。
曹头儿的代表作之一《原野》，发表于一九三七年的春季，也是部屡演不衰的剧本。一九八三年，当他得知四川人艺要排练这个戏的时候，便给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友人写了一封长信，其中写道——知道四川人民艺术剧院排《原野》，请你向他们说一吉——
一、那个金子唱的歌无曲调，其实可不必唱，除非这个戏已经大大删节，才能容下金子那样回忆往日唱的情歌。
二、此剧需要排得流畅、紧凑，怎样删改都行。但不可照我的原本硬搬上舞台，以为那是忠于原作。导演要有自己的创造，自己的想像，敢于处理。
三、“序幕”和“第三幕”更要大删！要大胆一些，敢于大改动。《原野》是讲人与人的极爱和极恨的感情，它是抒发一个青年作者情感的一首诗(当时我才二十六岁，十分幼稚！)。我为四川人民艺术剧院的艺术家们作难，但我衷心祝愿他们能够成功！
这大约是又一次更多、更大、更彻底的“割爱”吧？曹头儿在信里甚至提出了“不可照我的原本硬搬上舞台，以为那是忠于原作”的观点，根据是“当时我才二十六岁，十分幼稚！”作为早已成名的作家，能够如此客观地、冷静地、严格地对待自己的成名作品，应当说很是难能可贵的。
为什么曹头儿要对自己的作品这样千锤百炼，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呢？恐怕仅仅用一般的解释是远远不够的。
曹头儿在《莎士比亚研究》发刊词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戏剧的世界是多么广阔、辽远而悠久！可交流的知识与文化，尤其是对于‘人’的认识，表现得多么美丽，多么翔实，又多么透彻！如果从古希腊到现在，把这几千年来的戏剧大师从坟墓中唤醒，请这些对‘人’有深沉见解的人们，无论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戏剧大家到中国的上海，饮几盅龙井，喝几杯茅台，让他们互相认识‘中外古今’的同行，谈谈梦一般的思想，诗一般的感情，把心中还没有说尽的话面对面讲，沟通沟通，那会是多么伟大而又不可想像的盛会啊！”显然，这里他是把戏剧大师看做了最懂得人、最了解人、最尊重人、对人有着透彻的、深刻的见地的巨人。也许，这就是他不断探索，不断琢磨，不断追求，不断攻坚的深层原因和巨大动力之所在吧。
我想提一个枝节问题：什么叫戏的好效果？我们希望观众看了戏后，留有余味，去思考，去怀念。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我曾经一直在琢磨着这样一个问题，即曹头儿在戏剧艺术创作上如此的不懈努力，如此的执著追求，如此的严格要求，其终极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
他在一次和剧作家们的谈话中，以及为庆祝北京人艺成立三十年出版的《攻坚集》一书作序中，似乎对此作了比较全面的解答。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不同的身世、心理，不同的精神面貌，我们要放开眼界看到更多人的心灵。要不怕艰难，探索他们的灵魂深处，是高贵的还是龌龊的。亲爱的作家们，不要满足于已有的生活知识，不要满足于已经知道的人物性格。只有勇敢地、艰苦地探索人物的灵魂，在生活中开阔眼界，才知道应该写哪一种人，甚至于怎么写。”
“我想提一个枝节问题：什么叫戏的好效果？是不是演出到了超凡入圣的地步，弄得观众神情恍惚，全神进入戏境，才算好呢？我以为这不算好的演出。我们始终不赞同把观众变成一种失去思索能力的傻子。当然，我们的演出，企图感动观众，使他们得到享受。但更重要的，我们希望观众看了戏后，留有余味，去思考，去怀念。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这才是我们朝夕追求的好演出。我们是否完全做到了呢？没有。有的做到了；有的，远没有做到。”
这两段话，一个是戏剧内容，一个是演出效果，作了集中的、深刻的、也是高标准的概括。这，既是他作为人艺院长给剧院提出的，也是作为剧作家给同行们——包括他自己提出的戏剧艺术创作上的终极目标。
是的，曹头儿为了这个终极目标奋斗了整整一生，虽然已经取得了很高很大的成就，但是从来也没有满足过，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前进的脚步。
就在他去世前的不久发生过这样一件感人至深的事——曹头儿已经重病缠身住进医院多年，一天的上午，周围安静极了。他在那充满阳光的病房里认真读着有关托尔斯泰的书。突然，他的脸色泛红，感情激越地把书放在一边，也可以说是扔在一边，独自坐在沙发上一声不吭，一动不动，陷入了沉思当中，许久，许久。也不知道过了多长的时间，他才像是对别人，也像是对自己，轻轻地说出了一句并不完整的话，那就是：“我还想写……我还想写……”应当说，这是他内心的呼唤，灵魂的呼唤，生命的呼唤。
显然，这件事绝不是偶然发生的，我们不妨把目光再投向过去。
早在三十年代初，正是作家巴金先生独具慧眼，发现了《雷雨》，也发现了曹禺。
巴金先生事后这样回忆着：“我想起了六年前，在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中间用蓝色糊壁纸的阴暗小屋里，翻读《雷雨》原稿的情形。我感动地一口气读完它，而且为它掉了泪。不错，我落了泪，但是流泪以后我却感到一阵舒畅，同时我还觉得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我身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微少的力量。”
这里所说“一件帮助人的事”，就是作为《文学季刊》编委之一的巴金先生，向主编靳以先生建议立即发表《雷雨》。经过巴金先生的热情推荐，曹禺作为当时在文学界还没有名声的后来者，一个只有二十三岁的青年人，其作品被破格地发表在很有名气的大型刊物《文学季刊》上，而且，产生了一定的轰动。于是，从此也就决定了曹禺一生的生活道路。后来，这件“伯乐识良驹”的故事一直被整个文艺界传为佳话。
“四人帮”倒台以后，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巴金先生曾经给曹禺写过一封信，其中这样写道：“希望你丢开那些杂事，多写几个戏，甚至一两本小说(因为你说你想写一本小说)。我记得屠格涅夫患病垂危，在病榻上写信给托尔斯泰，求他不要丢开文学创作，希望他继续写小说。我不是屠格涅夫，你也不是托尔斯泰，我又不曾躺在病床上。但是我劝你多写，多写你自己多年想写的东西。”
十分明显，曹头儿在病房里又想起了巴金先生，想起了六十年前发生过的那件事和二十年前收到过的那封信。是的，他想写东西，他想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自从走上了文学之路以后，写作就成了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如同一条红线贯穿了他生命的始终。如果有人问他今生还有什么苦恼，或者问他今生还有什么遗憾的话，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回答：“我本应当交出更多、更好的东西——心灵中的宝贝来，而我却白白地浪费了许多大好光阴没有交出！”正如他在一九八六年——当年是七十六岁，说的一句话：“我是真想在八十岁的时候，或者是八十岁之前，写出点像样的东西来！”
田本相先生在《曹禺传》的结尾处写下了这样精彩的文字：
“生命啊！生命！人人都有生命！有的如烟，如尘，如草，如粪土；有的如电，如火，如高山，如大海。人在创造着生命，生命在创造着自己，生命的全部价值就在于创造。”
不管将来的历史将怎样评价曹禺，我敢这样预测：谁都不会否认他是一个有高度创造力的生命。
最后，我想用巴金先生在曹禺遗体告别仪式上，送的挽联来结束本文。
“家宝并没有去，他永远活在观众和读者的心中。”是的，曹头儿并没有去，他那不朽的作品连同他那永生的创造精神，一定都会在我们这些后来者当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戏剧大师曹禺先生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开拓者之一，作为中国现代话剧奠基者之一的生命之幕，如同他那传世剧作《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蜕变》、《家》、《明朗的天》、《胆剑篇》和《王昭君》的戏剧之幕一样，是永远也不会闭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