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是世界上多突发事件的国家。以色列政府为争取舆论上的有利地位，总是以最快速度的现代化的通信手段，多渠道、多角度将事件的最新情况按照他们的口径通报给记者，其中为一些记者专门配备的BP机发挥重要作用。1997年9月，耶路撒冷市中心发生自杀性爆炸袭击事件，当场炸死6人，受伤百人。10分钟后，配发到有关记者手中的BP机首先简要显示了事件的发生时间和地点。与此同时，以色列政府办的互联网网页上也出现相关信息。半小时后，登载了以政府、以军方和巴自治政府等各方表态的信息。这时，记者可以根据BP机的通知去参加相关的记者招待会。
西方突发事件新闻发布也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1）官方普遍高度重视，在研究处理突发事件时，如何发布新闻是其中必须考虑的议题。
（2）都建立了比较固定的专门发布体系、机构、制度和程序。
（3）都跟主要媒体建立起密切直接的联系，政府有关部门在事发后都主动地、尽快地通过大众媒体发布准确消息，以避免出现各种猜测和流言蜚语，新闻记者一般也都按职业习惯行事，与政府以及其他消息源密切配合。
（4）由于通讯社功能的多样性，各国通讯社通常都是突发事件新闻发布的重要渠道。
第三节问题新闻传播研究概述
一、西方对问题新闻学的研究
问题新闻学研究就像新闻学传播学研究一样，在新闻传播学尚未由新闻学延伸拓展开来，成为更广范畴的研究领域的时候，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也未被人们充分认识。对传播学大范畴的研究虽然晚于子范畴新闻学的研究，丝毫不影响作为更上一层范畴的传播学的研究。问题新闻学研究与它的分支负面消极新闻、批评、揭露新闻、解惑释疑新闻等问题新闻研究相类似。问题新闻这一概念的提出，在中国已有20多年的历史，而在西方却提及甚少。美国为鼓励记者在解释性报道中所做出的贡献，设立"解释性报道奖"，"解释性报道奖"中又设有一个小的奖项："问题报道奖"。《纽约时报》商业记者摩尔根森就曾获得了"问题报道奖"。由此可见，西方新闻界也有问题新闻（报道）一说，只是使用问题新闻（报道）这一关键词进行理论研究的著述较少见到。而批评揭露报道、消极负面报道等新闻报道，则是新闻媒体几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以来，一直都在实践着的工作。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必然在理论研究中反映出来，并予以解决，只是尚未上升到问题新闻学这一更高的理论层面来加以研究，没有使用"问题新闻"这一提法。即便如此，他们对消极、负面、批评、揭露类问题新闻传播的理论的研究，还是有着悠久的历史的。而且笔者认为，以上西方对有关问题新闻报道的理论依据，实际上也是关于问题新闻的最早的学术研究；新闻工作者和思想政治家面对封建、教会对新闻传播的压制及对记者的迫害所进行的舆论斗争，就是问题新闻传播研究的先期之声。如前所述，约翰·密尔顿《论出版自由》的长篇演说，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关于言论自由的阐述等，都是问题新闻的一个侧面的理论阐述。德国学者朴瑟列举了他认为值得报道的事件有："……新奇的征兆，怪异的事物，精彩非凡的自然产品或艺术作品，洪水和风暴，地震，神奇天象，新发明或新发现，这些都是本世界所屡见不鲜的。其次是各种政体的变化，政府的更替和改变，战争与和平的行动，战争根源和战争意图，战役，战败，军事领导人的计划，新法，判决，公仆，名流，王子的生死，王储的加冕，官员的任职仪式，或者名人的走红、变化、谪贬以及死亡，还有邪恶势力的末日等。最后，教会与学术事件，如这种或那种宗教的起源，其创始人，其发展，其新教区的设立，其教义的确定，宗教仪式，教派分裂，宗教迫害，宗教会议及其各种决定，学者的重要著述，科学争议，文化人的新作，企业，突发事件和死亡等成千上万与自然、公民、教会和学术史有关的事情。"朴瑟认为不值得报道的事情主要有："人们的日常生活，四季的变化以及常见的雷电风雨。"还有"贵族的私生活，如打猎，宴客，看戏……处决犯人，猜测国事……。"另外，"有损于良好道德风尚和真正宗教信仰的，如诲淫诲盗，以残暴手段犯罪和邪恶用语等"也不适于报道。西方媒体19世纪中期以后消极、负面、黄色新闻泛滥成灾，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都对此提出了批评或质疑。这些观点思想，也是较早的问题新闻传播的理论研究。
西方早先对问题新闻学的研究，以实践层面居多，西方新闻理论界对问题新闻的分支诸如深度报道、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灾难性报道（包括这些方面报道的编辑和评论）的研究探讨，面广量大，而且有一个特点，注重定性研究和个案研究，对问题新闻的事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许多研究散见于新闻理论学、新闻史学研究、新闻应用研究、新闻管理学研究之中。如《日美新闻史话》（［日］武市英雄，1984年）；《美国新闻史》（［美］埃德温·埃默里等，1982年）；《美国新闻事业史》（［美］弗兰克·路德穆特，1979年）；《日本新闻史》（［日］内川芳美等，1983年）；《传播理论》（［美］斯蒂文·小约翰著，1999年）；《传播媒介的垄断》（［美］本·巴格迪坎著，1986年）；《报刊的四种理论》（［美］威尔伯·施拉姆等著，1980年）；《舆论学》（［美］沃尔特·李普曼著，1989年）；《新闻学原理》（［美］卡斯柏·约斯特著，1960年）；《新闻学原理》（［日］小野秀雄著，1960年）；《日本的报业理论与实践》（［日］稻叶三千男等著，1985年）；等等。问题在于，进入学理层面的深层进行全方位的、科学的研究，尚显不足。从西方新闻实务类论著中，我们看到许多相关论述。就美国而言，研究国际问题、民族宗教问题、战争问题、灾祸、凶杀犯罪问题的报道，研究批评揭露性的调查报道、解释性报道、分析性报道，研究环保问题的报道相当深入、全面。其中既包括采写环节，也包括编辑等环节。杰克·海敦20世纪70年代所著的《怎样当好新闻记者》一书就涉及政治、法律、社会、宗教、劳工等的报道和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等问题的研究。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写作组1980年出版的《新闻写作教程》一书中，运用大量的实例对灾祸新闻、犯罪新闻与法庭新闻等问题新闻进行研究。这本书对有关问题的论述与杰克·海敦所著的《怎样当好新闻记者》相比，更注重系统性。朱利安·哈瑞斯等三人合著的《全能记者必备》一书，对疾病、死亡、殡葬、火灾和车祸以及犯罪新闻、法律新闻等问题新闻进行了比较具体的研究。另外，麦尔文·曼切尔著的《新闻报道与写作》（1981年出版）、查尔斯·A·格拉米奇编的《美国名记者谈采访工作经验》（1981年出版）、沃伦·K·艾吉等著的《实用新闻学基础》（1988年出版）、杰里·施瓦茨著《如何成为顶级记者——AP美联社新闻报道手册》（2003年出版）等著作对问题新闻的传播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此外西方国家还出版了大量经验性的新闻传播学著作，对有关问题新闻的传播进行了思辩性的分析。值得一提的是展江主编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守望者——新世纪新闻舆论监督的语境与实践》一书中收集了多位西方学者关于调查性报道的论述。资料新近、详实、权威，分析透彻精辟，虽然有一些论述个案研究，但论述都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有关问题新闻的编辑，西方编辑学论著涉及较多。由新华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的美国学者伊丽莎白·威斯纳―格罗斯所著的《最佳编辑要领》对如何处理报道中的政治、种族、民族、宗教等偏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技术性的探讨，操作性很强。英国、日本、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对问题新闻的研究大体与美国类似。针对现实问题的新闻评论方面的著述，也有相当的深度。
需要特别一提的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随着大众传播理论研究的空前繁荣，西方学者在拉斯韦尔的五个"w"传播学经典模式的带动下，出现了针对传播主体的"控制分析"，针对传播内容的"内容分析"、针对传播媒介的"媒介分析"、针对传播对象的"受众分析"、针对传播效果的"效果分析"等等。
随着网络媒体从20世纪90年代的崛起并迅速发展，西方学者对网络媒体传播问题新闻的方式、手段以及对社会观念的冲击、存在的问题等也展开了内容广泛的研究，其中包括网络媒体传播问题新闻与传统媒体传播问题新闻的横向的比较性研究（大多以个案研究为主）。
二、我国学者对问题新闻的研究
我国近现代的新闻实务类论著和相当多的新闻理论论著中对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司法问题等报道均有过许多论述。我国新闻编辑学对问题新闻的编辑也有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我国新闻学研究开始于1918年北京大学设立的"新闻学研究会"。我国问题新闻学研究也应该从这个时候开始。徐宝璜1919年出版的《新闻学》是我国第一本新闻学著作，其中尚无"问题新闻（报道）"一说，但有些论述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论述的问题新闻学中如灾祸新闻采访报道的方法和技巧。这是最早的问题新闻学研究的论述。徐宝璜虽然未使用"问题新闻"这一概念，但书中提及的有关问题的采访，可以说明他是注意到"问题新闻"的采集的有关问题的。如"因事访问之例"一节，以上海某路一高大洋房失火为例，论及"访员"应该如何采访了解情况。该节论及了作为"访员"在采访中应该注意的一些细节问题。徐宝璜提出："访员应评量各人之言，如法官之断狱，决定何者并不实在，何者最为切近。如有怀疑之处，最好设法多问数人以证明之。然后，将视为最切近者联络起来，以不偏不倚之精神，编一首尾贯事情真实之新闻以飨阅者。例如，在上述某处失火之新闻中，访员不能将各人之所告语者，先后全行登出。应先将众人口传之事实，仔细斟酌一番。如有不实不尽之处则删去之。有互相冲突之处，则调和之。有不相贯串之处则联络之。然后再行编辑。故因事访问所产之新闻，大半为众人谈话之集合体也。"徐宝璜1930年撰写的《新闻纸与社会之需要》一文中论及"慎选材料"的问题，对慎选材料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述，如"即所刊载，均应为于智识有所增益，道德有所培养之材料，若一无所具，则应摈弃弗登。""然若新闻则颠倒事实，评论则混乱是非，恶者为之粉饰，甚至誉之如神圣，善者任意诬陷，甚至詈之如虎狼，群众受其蒙蔽，舆论因以错乱，必致恶者张胆而善者灰心，阅者之道德，无形受其戕害矣。若更登花国之新闻，章台之月旦，香艳之诗词，诲淫之小说，娼寮之广告，妓女之照片，岂仅自降新闻纸之品格，而成为一种消闲品，且予阅者以种种不道德之暗示，必致世道人心同归恶化也。可不慎哉？"徐宝璜在此文中还论及重大敏感问题的新闻评论，"对于评论，凡当面之重大问题，均应有所贡献，或罗列事实而说明其关系，或发挥民意而提出其主张，或报告观察研究之所得，或介绍名流硕学之言论，使阅者对于时事，能为观察绵密之判断。"这可以视作近代较早的问题新闻评论的研究。
王文彬1938年出版了《新闻采访讲话》一书，该书论及社会、法律、战事等新闻采访的方法，是比较系统的有关问题新闻采访的著述，有较强的实用性。
邵飘萍作为当时著名的记者，1923年出版了《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书中提及有关司法新闻、灾祸新闻等社会新闻的采写。邵飘萍论及社会新闻之外交记者要对自己的工作胜任愉快，"必须平时对于政治、对于经济皆研究而有兴味，然后可了解人生问题，对于社会中发生之事件加以甚深之观察，而发现其隐秘，以攻破社会之黑暗，主张多数乎民之福利。"他详细列举出社会新闻的部门，以便采访社会新闻的记者知道到哪里去采访社会新闻。
著名记者范长江通过自己的实践，证明了抓问题是记者应该穷毕生精力去研究的问题。他在《论记者的问题意识》的论文中，谈及他去西北采访的两个目的："一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二是当时抗战即将开始，抗日战争爆发后，敌人肯定会占领我们的若干大城市，那么我们的后方——西北、西南的情况怎么样？这两个问题，也是当时群众迫切需要回答的重大问题"。应该说，这是两个在政治上很有远见的问题。范长江的观点可以视作我国的新闻学者较早从新闻采访角度对有关问题新闻的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