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社会安全方面的失调，如社会治安、犯罪、吸毒贩毒、黄色瘟疫等。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集中于社会新闻方面，如社会新闻的舆论引导、采访报道、出现的问题与对策等。相关文章认为，社会新闻的弊端主要是失实、媚俗、琐碎、猎奇、女性歧视；针对社会问题新闻弊端的对策就是：坚持真实客观性原则，重视新闻舆论导向，减少对女性话题的有色报道。犯罪新闻报道的研究比较常见，其主要观点为：犯罪新闻采写要避免媒体审判，避免把犯罪新闻写成"犯罪实录"或"犯罪教科书"；注意对敏感事实进行保密，避免违规侵权；语言要严谨准确；对于司法人员违法犯罪，传播新闻应注意坚持客观真实性、公正性、独立性原则，深入调查，仔细观察，排除疑点，找出真相。
此外，民族宗教问题等也是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对其报道的研究集中在新闻报道领域和舆论导向方面。相关研究有，新时期民族问题发展的主要态势：信息全球化使世界范围内民族问题的发生具有多重对象的趋势；信息多元化使民族问题在形式上具有多样性及复杂性；信息网络化使民族问题在内容上趋向多极化发展。研究民族问题发展态势及其对新闻报道的影响，对加强中国民族地区新闻报道、进一步加强我国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少数民族地区党报对宗教问题的舆论引导应该是进一步宣传阐释党的宗教自由政策，做好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宗教观的教育。
特殊群体的研究涉及对媒体自杀报道的反思。媒体要关注自杀现象，但切勿炒作个案；应注重对自杀问题的反思；做好长远目标体制改革方略、谋划和逐步实施。报道名人自杀应本着理性的心态冷静客观报道。另外媒体艾滋病报道数量增加，整体关注度有了显著提高，人性化取向增强，媒体开始关注深层次社会问题，价值取向中名人因素处于主导地位。不当的价值取向主要表现为猎奇心理，窥求隐私，煽情炒作，哗众取宠，负面报道，耸人听闻，等等。
针对国内学者对问题新闻相关研究的论文，笔者对中国学术期刊网数据库、中国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等1979年至2006年11月的相关论文资料进行了统计，其中论文关键词为"问题性新闻"的有327篇，论文关键词为"问题新闻"的有3879篇，论文关键词为"问题报道"的有2170篇，论文关键词为"焦点新闻"的有1003篇，论文关键词为"热点新闻"的1019篇，论文关键词为"热点报道"的722篇，论文关键词为"敏感问题报道"的52篇，论文关键词为"敏感问题新闻"的有81篇，论文关键词为"敏感问题新闻报道"的有37篇，论文关键词为"负面新闻报道"的270篇，论文关键词为"负面报道"的327篇，论文关键词为"隐性采访"的有343篇，论文关键词为"非典报道"的有192篇。论文关键词为"禽流感"的有122篇，论文关键词为"灾害报道"149篇，论文关键词为"旱灾报道"4篇，论文关键词为"洪涝灾害报道"32篇，论文关键词为"空难报道"27篇，论文关键词为"矿难报道"22篇，论文关键词为"地震报道"53篇，论文关键词为"调查报告"的342篇，论文关键词为"深度报道"的有2659篇，论文关键词为"调查性报道"的有300篇，论文关键词为"新闻调查"的有1752篇，论文关键词为"解释性报道"的有198篇。
对问题新闻中的热点、焦点等问题报道的研究，是"问题新闻"研究的重要成果。这些论文对各自侧重的问题新闻进行概念界定、特性、功能、报道原则、技巧等方面的阐述，理论联系实际，指导性强。近几年出版了几本有关问题新闻研究的论著，贵州学者仇学英将热点经济新闻的报道作为科研项目申请立项，最后完成了30多万字的专著《热点经济新闻采访技巧》（新华出版社，1998年7月）。华中理工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程世寿和刘洁两位教师在所著的《现代新闻传播学》中，专门论述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引导。近年来在高校新闻院系，一些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也选择了问题新闻的下位分支进行研究。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邓利平博士，他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学习时选择了"负面新闻信息的传播"这一问题新闻的重要下位层面进行开拓性研究，写出了高质量的博士论文《负面新闻信息传播的多维视野》。像邓利平这样如此深入、细致、全面地论述问题新闻一个学科层面的学者尚不多见。他在总结自己的新闻实践经验与多年的新闻教学经验基础上，联系当前新闻媒体的实际情况，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负面新闻信息传播进行了多角度的透视和论述。在新闻理论研究领域中，对负面新闻信息传播的探讨长久以来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综观我国新闻理论方面出版的书籍，其中谈到负面新闻信息正负功能的单篇文章尚属少见，而以著述的形式集中对此作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多侧面论析还不曾有过。《视野》一书开负面新闻信息传播研究之先河，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该论著除了探讨问题新闻信息的特征、传播的功能外，还涉及问题新闻信息的传播与政治运行的关系、伦理道德的关系、大众审美的关系等方面内容，企望澄清以往对问题新闻信息传播的某些含糊认识，有助于在实践中较为正确地理解、处理好问题新闻信息，并将其纳入正常的业务报道，努力使问题新闻信息的传播取得正面引导的效果，既满足广大受众的需求，又能较完整地体现出新闻传播的功能。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以历史的、动态的眼光去看问题，能尽量避免我们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此外，在问题新闻的研究中，还一直有论文对调查报告、工作研究、记者来信、解释性报道、预测性报道和分析透视性报道进行研究，论著中涉及如上问题研究的也相当普遍。
需要指出的是，问题新闻学研究不只是局限于对问题新闻传播的基本原理和新闻采访写作报道的研究。除了从问题新闻传播的基本原理和采访写作的记者角度探讨论述问题新闻学之外，近百年来，新闻编辑学尤其是新闻评论学也有大量有关问题新闻如何编辑、如何评论，如何针对各类问题进行评论的探讨论述。对重大问题进行评论，是问题传播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这是我们研究问题新闻时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央电视台1994年之后开办的"焦点访谈"栏目，并非由传统的新闻部提供稿件，而是由中央电视台电视评论部负责采访和报道。"焦点访谈"的内容模式就是"新闻"加"评论"，这近乎文字媒体的调查性报道和解释性报道。由此可见，新闻评论与新闻报道是不可以截然分开的。近年来，许多学者对"焦点访谈现象"进行理论归结，撰写了大量文章，许多文章有一定的思辩色彩和理论深度。
这是可喜的一面。但我们也要看到问题新闻研究存在的不足和问题。直接冠名"问题新闻"的论文很少，高质量、有说服力的论著更少。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认为，主要是认识和观念问题：一是认为"问题"宽阔无边，范围难以限定。二是觉得研究"问题新闻"，理论上有禁区，怕吃力不讨好。尤其对问题新闻下位层面的研究，如各专业问题新闻的研究、反映生活支流的负面新闻的研究，也显得不够。对负面新闻信息的研究（或称报忧研究）的研究则更少。邓利平博士认为，之所以出现此类现象，是受长期形成的旧观念的束缚，认为传播丑陋的东西，等于自毁形象，有损权威。"问题新闻信息的报道就是负面报道"、"问题新闻信息的传播将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反映阴暗面是歪曲社会主义"等观念禁锢人们不敢闯越雷池。好大喜功、讳疾忌医左右了传播实践，影响了理论探讨。三是认为资料、成果少，难以展开研究。这也的确是目前所面临的现实。然而，反过来看，在处女地上耕耘，往往会有惊人的收获。如果一门学科、一个方向，大家都去凑热闹，恐怕也不是人人都能出成果的。所以我们呼唤更多的学者关注问题新闻的研究，加入到问题新闻学研究的行列。四是认为问题新闻学没有什么好研究的。事实果真是这样吗？我们认为，它至少有以下一些方面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和研究：一是从基本理论层面来说，对问题新闻传播的概念、特征、功能、类型、历史演变以及中西问题新闻传播的对比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探讨，或提出科学的理论，或作出深入的分析，提出科学、客观的观点和看法。二是从传播业务层面来说，对问题新闻的内容、对采、写、编、评等传播手段及其应遵循的规律、方法和技巧进行深入的研究，提出规范、科学、操作性强、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新闻传播的规范和技巧。三是从文字、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传播的传播手段特点层面出发，研究不同媒介面如何针对不同受众，对问题新闻进行科学、有效的传播。四是从问题新闻传播与受众接受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和互动，以及与社会环境、条件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层面进行探索研究，提供可供新闻决策管理层参考和新闻媒体科学、有效地开展问题新闻传播的理论依据。五是从新闻宣传决策管理的层面对中外问题新闻传播的政策法规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梳理，指出其利弊，为新闻决策与管理层制定政策，管理、调控问题新闻的传播提出可供决策参考的法律和政策依据。六是就中外问题传播的环境、理论、传者、内容、方法、受众和效果等进行横向对比研究，为我国的问题新闻传播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为我国的问题新闻理论研究提供科学的方法。由此可见，问题新闻学的研究是大有可为的，许多问题等待着我们去思考、研究，只要我们能够坐下来，深入进去，一定能够在问题新闻学研究这块有待开发、充满魅力的新领域获得不菲的成果。
台湾新闻传播学者虽然没有采用"问题新闻（报道）"这一提法，但对问题新闻学也有所研究。如1973年6月出版的《采访与报道》一书中就论及法庭、军事等问题的报道；王洪钧教授所著的《新闻采访学》（1955年出版）一书中也论及了法院新闻、犯罪新闻、疾病死亡新闻、灾祸新闻等问题新闻的采访与报道技巧和应该注意的问题；欧阳醇所著的《实用新闻采访学》（1974年出版）一书，除了对新闻采访与写作应该注意的基本原则和一般问题展开论述之外，在"各类新闻的采访与写作"中还论述了外交新闻、交通新闻、军事新闻、司法新闻、社会新闻等若干问题新闻的采访报道技巧与方法。犯罪问题的报道，向来是资产阶级媒体的一大卖点，一些新闻学、采访学著述往往把犯罪问题新闻作为专题来论述。台湾新闻研究社1960年还出版了《怎样报道犯罪新闻》一书。台湾学者对新闻编辑学、新闻评论学进行研究时，也涉及到问题新闻传播和评论的探讨和研究。
我国学者（包括台湾学者）对西方问题新闻传播的研究，也有一批理论成果。如，《中西新闻比较论纲》（童兵主编，1999年）；《中西新闻写作比较》（姚里军著，2002年）；《西方新闻理论评析》（徐耀魁主编，1998年）；《比较新闻传播学》（童兵著，2002年）；《变化中的新闻内涵——美国主要媒体二十年来新闻报道的变化》（刘微，1999年）；《探求客观世界的不同选择——西方新闻流派的报道理念述评》（余芳，1999年）；《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张隆栋、傅显明著，1988年）；《西方新闻事业概论》（李良荣著，1997年）；《西方新闻采访与写作》（刘明华著，1993年）；《世界新闻史》（［台］李瞻，1983年）；《世界新闻史纲》（陈力丹，1988年）；《深度报道原理》（杜骏飞、胡翼青著，2001年）；《美国报海见闻录》（胡舒立，1991年）等。此外，还有相当多的相关著述，这里不一一尽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