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厘岛路线图”没有明确规定2012年后发达国家减排温室气体的明确目标，在是否能有效向发展中国家有效转让减排技术方面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明确了今后全球气候谈判的主要方向，因而在控制全球气候变暖征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四）哥本哈根会议
2009年12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15次缔约方会议被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此次大会旨在达成新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协议，作为《京都议定书》第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会议实质上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权利和利益上的政治博弈。此次会议需要解决的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发达国家需要设定更高的中期减排目标，二是发展中国家需要获得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进行减排。
在此次会议上，一些国家在减排规模、减排速度、适应性措施、技术援助、资金支持等问题上分歧较大。发达国家作为既得利益群体和目前CO2排放大户，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拥有较强的资金和技术优势，不仅不愿承担其规定的减排义务，还无视发展中国家正当的减排权和发展权，强行推行对其有利的减排方案，最终遭到发展中国家的一致反对，这是本次会议未取得实质成效的根本原因。发达国家一方面利用CO2减排积极研发低碳技术和新能源技术，一方面又妄图利用CO2减排遏制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确保美国霸主地位。
本次会议保留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碳排放要求的双轨制，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从会议谈判过程看，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以及能源消耗和碳排放不断增加，我国面临的碳减排国际压力也越来越大。
（五）坎昆气候大会
2010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6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6次缔约方会议在墨西哥坎昆举行。此次会议坚持了《公约》、《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再次强调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减排原则，确保了2011年气候谈判继续按照“巴厘路线图”确定的双轨方式进行。同时，会议在发达国家资金和技术转让，发展中国家减排能力建设等问题上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向国际社会发出了比较积极的信号。会议还决定设立绿色气候基金，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但未明确阐述资金的具体来源。
此次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全面深入地参加了各项议题的磋商，并积极开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协调和与发达国家的对话，支持主席国为确保会议公开透明和广泛参与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坎昆会议最终成果的达成作出了最大限度的努力。但坎昆会议成果离中国要求还有较大距离，尤其是会议只要求“及时确保第一承诺期与第二承诺期之间不会出现空当”，而没有给出具体的减排时间表。
（六）德班气候大会
2011年12月，在南非德班举行的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大会通过决议，决定实施《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并启动绿色气候基金。参会各国均表示要按照“巴厘路线图”的要求积极落实坎昆协议，推动德班会议取得成功。此次会议坚持了《公约》、《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授权，坚持了双轨谈判机制以及“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减排原则。会议就发展中国家关心的《议定书》第二承诺期问题作出了安排，并启动了绿色气候基金。同时，在坎昆协议的基础上，德班会议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了适应、技术、能力建设和透明度的机制安排。与会各国代表还深入讨论了2020年后进一步加强公约实施的安排，明确了相关进程，向国际社会发出了积极信号。
德班会议未能全部完成“巴厘路线图”谈判，落实坎昆协议和德班会议成果仍需时日。各国在有关2020年后加强公约实施方面还需要做更多工作。目前，发达国家在自身减排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转让支持上政治意愿不足，是影响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最主要因素。要在2012年卡塔尔气候谈判中完成《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谈判，有效落实坎昆会议和德班会议成果，发达国家必须拿出更多政治诚意，进一步提高减排承诺，落实资金和技术转让承诺，充分尊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
第二节 低碳经济影响沿黄城市带经济增长的路径
在经济发展高度全球化的今天，能源价格的大幅波动和环境质量的急剧恶化必然会对资源型地区经济发展带来深远影响。作为沿黄城市带中上游地区具有代表性的省区，宁夏经济结构倚能偏重，高能耗和高排放与经济的快速增长相伴。因此，对宁夏经济可持续性研究不能忽略能源和环境要素。
在此，本书借助计量模型定量分析宁夏能源消费、CO2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整关系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就低碳经济对沿黄城市带中宁夏沿黄经济区经济增长的影响予以实证分析，以期为宁夏及沿黄城市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定量依据和经验借鉴。
一、低碳经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综述
CO2排放主要来自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石化燃料燃烧。能源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的同时，产生了包括CO2、SO2等温室气体和有害气体，导致环境恶化，又间接阻碍了经济增长。环境问题和能源问题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
关于能源和环境问题的研究文献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集中于考察影响能源或环境变化的因素，例如考察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能耗和污染排放出现停滞或下降的因素。这类文献通常利用各种分解技术把能耗或排放变化拆分成几种效应，如从重工业向轻工业转移的结构效应、技术进步或效率变化效应等。或是利用回归进行因素分解，找出主要解释因素。
另一类文献则反方向研究能源或环境变化对产出的影响，例如收入与环境关系的Kuznets曲线研究以及把能源或排放纳入增长理论模型的研究。本书遵循增长理论模型的分析框架，把能源消费和CO2排放作为与劳动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并列的投入要素估算宁夏地区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以分析能源和环境对沿黄城市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一）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能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对能源有依赖性。二是能源产出与消费增长以经济发展为前提，经济增长不仅可以促进石化能源的开发和利用，还能有效带动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能源与经济发展的因果分析主要借助Granger因果检验和Sims因果检验，对各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共存在双向、两种单向和无关等四种因果关系可能。
经济增长研究文献对能源变量的处理比较简单，通常把能源消耗看作新投入要素并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在工业化初期，能源消耗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着，主要通过资本和劳动这两大生产要素对产出变动产生影响。随着工业化进程逐步加快，能源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凸显，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出现以来，能源价格逐步趋高，能源供应日益成为各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现代能源经济学文献中，能源被看作是生产过程的中间投入品，其市场购进价格成为企业最终产品生产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与资本和劳动等传统要素一样，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着价值创造功能，是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投入要素。Nerlove（1965）在研究美国电力工业时，在C-D函数基础上将燃料投入作为生产要素引进，很好地解释了电力工业的生产过程。Jorgenson（1960）首先提出了KLEM模型，将能源和其他原材料作为中间投入品，与资本和劳动一起引入生产函数，对美国二战后的经济增长和生产效率进行分析。国内相关研究参见林伯强（2003）等。
（二）碳排放量与人均收入的关系
在CO2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中，较多运用的研究工具是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发展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 Kuznets Curve，EKC）假设，即根据Schmalesee（1998）、Galeotti（1999）研究证实CO2排放与人均收入之间也符合库兹涅茨的倒“U”曲线理论。EKC反映二者的相关关系，并不探寻二者间的因果关系。目前的研究成果对CO2排放量与经济发展之间是否存在EKC曲线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
Panayotou（2003）认同格鲁斯曼等人对部分环境污染物排放总量与经济增长长期呈倒“U”型关系的论断，并从人们对环境服务的消费倾向角度解释了原因：随着国民收入提高，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变化引起消费结构相应改变。人们开始重视环境保护，环境恶化现象逐步缓解。Ankarhem（2005）以瑞典为例，发现1918~1994年间，CO2、SO2和挥发性有机物（VOC）排放确实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分布。
一些研究还发现CO2排放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符合EKC，但目前最高收入国家人均收入还没有达到转折点的收入水平。Shafic和Bandyopadhyay（1992）发现1960~1990年149个国家的CO2排放和人均收入间呈正向线性关系。Friedl和Getzner（2003）发现1960~1999年间，奥地利人均实际GDP和CO2排放量呈“N”型而非倒“U”型。Grubb等（2004）认为，工业化初期，随着人均收入增加，人均CO2排放量较高，但随着工业化深入推进，人均排放量将趋于饱和。杜婷婷（2007）对中国CO2排放量与人均收入增长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二者呈现“N”型而非倒“U”型。Trefers et al.（2005）和Prescott（2007）对英国和德国的实证研究均表明经济增长与减少排放是可以同时实现的。
研究人员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了CO2排放量和人均收入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北美和西欧国家CO2排放量是收入增长的原因，中南美洲国家、日本和大西洋国家收入增长是CO2排放量增长的原因，亚洲和非洲国家的CO2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这说明CO2排放量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增长与CO2排放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三）碳排放量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
由于缺乏对环境污染物的有效市场定价机制，污染排放如何计入生产成本一直是研究环境污染排放量对经济可持续增长影响的难点。通行做法是将污染排放作为投入要素，与资本和劳动一起引入生产函数，代表文献参见Mohtadi（1996），Ramanathan（2005），Lu et al.（2006）和陈诗一（2009）等。另一种方法是将污染看作附属产出物，与GDP一起引入生产函数，利用方向性距离函数进行分析，参见Chung et al.（1997）和涂正革（2008）等。
Jorgensen et al.（1990）运用一般均衡模型分析美国经济增长趋势与能源环境间的动态过程，实证模拟了环保条列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和税收政策对美国排放的控制效果。Chung et al.（1997）建立了一个能源与环境的动态均衡模型，分析美国和加拿大CO2控制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Byrne et al.（1998）建立了一个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能源、环境和经济评价模型，对140个国家1989~1991年间能源消费对环境的影响进行测算。Zhang（2000）分析了控制CO2对中国可能带来的政治和经济影响，认为中国经济及全球气候良性可持续发展将会使中国从中受益。Chen（2001）分析了CO2减排对台湾经济造成的影响，认为如果排放保持在1990年的水平，台湾未来的GDP相对于2000年水平会下降34%，而如果CO2排放保持适当增速则能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本书采取将CO2排放看作投入要素的处理方法，即在给定资本、劳动和能源等投入要素的前提下，CO2排放能促进经济增长。但同时必须注意，CO2排放会产生负外部性，即个别经济单位增加排放可提高其产出水平，但累计排放会通过降低整体环境质量而影响其他单位的产出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