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玲瑶与她的“幽默”杂文
钱虹
一
与美国华文女作家吴玲瑶的相识相交，说来话长。
第一次见到吴玲瑶，是2004年9月下旬在依山傍海的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由山东大学、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山东省侨办和威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13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正在举行。在山东大学威海国际学术中心国际报告厅，一位个头不高、特征却十分鲜明的女士笑眯眯地递过来一张名片，一看就令人哑然失笑：名片上左半张印着一个十分夸张的卡通式造型的女士头像，圆圆的脸上架着一副硕大无比的眼镜，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看上去活脱脱一个日本动漫的“樱桃小丸子”；右半张印着“吴玲瑶”几个字，上面的头衔则用繁体楷书写着“北加州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和“北加州北一女校友会创办人”。细看眼前的真人，只见她梳着一头短发却几乎呈发射状根根竖起，长着一张和颜悦色的娃娃脸，除了没戴眼镜外，几乎就是名片上那夸张头像的立体版。再从头移到脚，只见她一双脚赤裸裸地袒露在凉鞋里，十只脚趾上涂着鲜红的蔻丹。这凉鞋后跟没搭襻，属于那种女士穿着不算是拖鞋而男士穿着进不了重要场合的凉拖，令我好生惊奇，一是那时地处渤海湾的威海虽还未到“天凉好个秋”，但夏日的炎热已尽失其威，会场里更是冷气飕飕叫人寒从脚底生；二是出席研讨会的大多数代表，皆衣冠楚楚，鞋履庄严，很少见到袒露脚趾的“赤足大仙”，而她却坦坦荡荡地我行我素。后来，我在白舒荣女士的《笔到之处笑声追》中看到了对于吴玲瑶一年四季赤裸双脚的描写：“三四月间的京城，乍暖还寒，她的衣着还算严密保暖，唯独一双脚赤裸裸，登着晶莹闪光的露指凉鞋，指甲盖涂得红艳欲滴。这种炎炎夏日才见得到的景象，看得我浑身凉飕飕的。此后每次与她相聚，无论气温做何状态，衣服会紧跟冷暖，唯独一双脚，寸缕不沾，总是大无畏地光天化日着。”虽然那时我和她并没时间深入交谈，但这位在大庭广众前蓬首裸足特立独行的女士，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再见吴玲瑶，已是两年之后。2006年9月，“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第九届大会”在上海举行。“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于1987年由一群旅美华文女作家发起，1989年在美国加州柏克莱正式成立。与国内许多学术团体填一张会员表就成为终身会员不同，“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新会员申请入会除了须具备出版“一本以上之着作，经会员二人推荐，并由审核委员会认可”外，正式会员每两年须缴会费30美元，“连续两次欠缴视为退出”，在此戒律面前人人平等。而该会会长也不搞“终身制”，一般任期两年；除了创会会长外，之后的会长皆由上届选出的副会长接任，并于每届会员大会上实行交接。着名女作家陈若曦为该协会创会会长，她把我介绍给了时任副会长、具体操办“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第九届大会”的周芬娜女士。周芬娜女士发来了邀请我出席大会并担任嘉宾的邀请信。于是，在那次海内外华文女作家的上海盛会上，我不仅见到了相识多年的赵淑侠、赵淑敏、丛苏等多位海外华文文坛名宿，而且与吴玲瑶、施雨等两年前结识的华文文学新文友再度相聚。令我喜出望外的是，从快人快语的玲瑶女士那里得知了我当年的大学同窗、后定居美国硅谷的好友张菊如的近况。正是在这届大会上，从“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最初成立时就已为之效力、堪称“元老级”的吴玲瑶，被推举为副会长，并将承担操办“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第十届大会”的重任。
过了一年多，2008年2月的一天，便接到了身为海外华文女作家2008年会筹备会主席的吴玲瑶发来的书面邀请函，她邀请我赴美出席“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成立20周年的第十届双年会并担任大会嘉宾。她在邀请函中特别强调：“这个会议特别有意义，是作家们互相切磋琢磨以文会友的好机会”；并将这届“特别有意义”的大会主题定为“亭亭玉立二十年，欢庆女性书写成就”。以“幽默”着称的吴玲瑶，一旦严肃认真地做事，也是不开任何玩笑的。我当然立即回复表示将欣然赴会。在此后的电邮和信函的来来往往中，便也进一步了解了她的诚恳为人和行事认真的风格。
那年9月，我们一行人搭乘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波音客机赴美。在纽约、费城、华盛顿、水牛城等美国东部考察了一圈，然后经芝加哥奥黑尔机场转机赴拉斯维加斯，出席9月15日在Bally"s宾馆二楼会议室举行的“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第十届大会”。来自世界各地的华文女作家们已济济一堂，欢声笑语扑面而来，使人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馨和周到。世上向来没有免费的午餐，美国尤其如此，做任何事情都得亲历亲为，要请人帮忙都得按时间付酬。其时恰逢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美国经济元气大伤。作为筹委会主席，已为“筹备工作整整做了两年”的吴玲瑶，为了租借会议场地独自捐资5000美元。但她无怨无悔，在人手一册的印制精美的会议手册“前言”中，她说：“由我接下承办2008年大会重任，这些日子以来心头无时不萦绕着办会的事，一直为此忙着，数千小时的投入，数不清的E-mail来往，就是希望能有个温馨周到有意义的会，让大家留下美好的回忆，为文学许下更美好的愿景。”
给来宾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这届大会处处体现了“细节决定成功”的魅力：印有“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第十届大会”字样的文件书包是特别订制的；美丽鲜艳的PoloT恤衫上缀着OCWWA（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的英文缩写）的会徽标志；挂在胸前的来宾卡以及钥匙扣的绳带上印着OCWWA的网址，这些既实用而又有纪念意义的小物品，无一不显示出承办者既有家庭主妇的能干、实惠、周到和熨帖，又有男子汉般行事的干练、理智、有序和大气。尤其是当会议结束前，屏幕上播映有关OCWWA成立20周年纪念DV影片，浓浓的怀旧氛围和情调中，闪现出我和久未谋面、已加入“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的同窗好友张菊如大学时代在丽娃河畔茵茵草地上的合影，令我热泪盈眶，不能不佩服主办者心细如发的精心安排。我们看到了与吴玲瑶名片上夸张的卡通造型和不论何时何地大大咧咧赤裸双足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她：聪明伶俐、勤勉乐观、干脆利落而又体贴入微。
从美国回到上海不久，她托人寄来了她已在大陆出版的四部文集，分别是：《幽默女人麻辣烫》、《用幽默来拉皮》、《美国孩子中国娘》、《酷小子爱幽默》。一看封面，我就忍俊不禁想起了她那印着夸张的卡通造型头像的名片来。
二
在北美华文文坛，吴玲瑶为人为文皆以“幽默”着称。吴玲瑶的“幽默”首先来自她对生活的知足常乐。她平日里的“快乐”及其杂文中自得其乐的“幽默”，常常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她降生到这个世界来就掉进了蜜糖罐子。其实非也。她1951年出生于与福建厦门隔海相望的台湾金门岛。在经历过惊天动地的炮击之后，全家迁居台北。她在台湾的街衢里巷中，感受到了并不富裕的日常生活中却含有“里仁为美”的醇厚民风与浓郁温馨的人情味儿：在台湾，每个人的童年记忆里都有一间巷口小店，在那里可以逗留，可以聊天，可以看人下棋，可以赊一包花生米、一瓶酱油，可以打听街尾大婶的病是否好些，可以看到张家有女初长成的俏模样，可以指点问路的陌生人。
我记忆中的小店是转角处的“丰荣行”——我们上溪里里长伯的家、小巷资讯交换中心。除了店招之外，柜台的上方有一块结着褪色红绸布的旧匾额，写着“里仁为美”四个字，鼓励着我们村里的风气以仁厚最好。
在没有健全的社会福利或全民健保的那个时代，一个小小的邻里其实已经提供了这样的服务：由于人人都不很富裕，某家爸爸失业了，老街坊凑了钱给他孩子缴学费；谁家妈妈病了，隔壁人家给她熬汤药，煮饭给孩子吃；谁家丈夫出远门，里长帮忙写信、回信；张家先生给王家刚毕业的儿子介绍工作；李家通报大伙儿可以去领免费的面粉。那是一种守望相助、休戚与共的无形联系网站，一有事情就一起动员起来，是种默契也是共识；知道某家人遇到困难，我们都感同身受，一起欢喜、一起哭，有一天自己遇上的时候，有信心大伙儿也会这样回报，这种安心的感觉，就是值得居住的地方。
所以，快乐与富有并不能划等号。这是吴玲瑶在其杂文中一再告诫读者的，也是她发自内心的生活心得。这与她的人生阅历不无关系。童年与少女时期，故乡民风淳朴善良，家庭并不富裕但却父慈母爱，兄弟姐妹手足情深，成为她开朗性格与乐观心态的肥沃土壤。她念完了高雄师范学院英语系，拿到了台湾文化大学西洋文学研究所硕士学位，与那个年代许多台湾青年的选择相仿：赴美留学。在取得了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语言硕士学位之后，她就嫁给了同样来自金门岛的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计算机博士陈汉平。婚后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在两个儿女未成年之前，“夫主外，妻主内”，一直在家担任全职太太。如果说她的先生陈汉平，科学是他的专业，文学是他的嗜好，闲暇之余爱好写作，那么身为专职家庭主妇的吴玲瑶，则是名副其实的“坐家（作家）”。她说，起先写作幽默小文，“是发现写这类文章最大的好处是：‘写坏了，别人不会笑！’就在这种动机下慢慢起步，发现自己深深爱上幽默，不仅带给自己快乐，也带给别人欢笑。而笑是人与人之间最短的距离，是上帝给人最美好的恩典；一个人还会笑，就不会觉得自己贫穷，不会觉得世界不够美好。”吴玲瑶：《我爱幽默》，《幽默女人麻辣烫》，中国长安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127页。就这样，“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坐家（作家）”吴玲瑶，自1986年在台湾出版散文集《洛城随笔》（星光出版社）和《女人难为》（希代图书公司）以来，至2010年竟连续出版了近30部“幽默”文集[，加上近年来在大陆出版的作品集，数量就更是超过35部了。这位“幽默”的家庭主妇兼自得其乐的“坐家（作家）”的“产量”，比起那些正儿八经的“专业作家”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何况，她的这些“幽默”作品不仅家庭主妇、餐馆老板娘、少女们等女性读者喜欢看（据说，在吴玲瑶的母校——台北第一女子中学图书馆，她的“幽默”书成了出借率最高的图书之一），就连一向表情严肃、不苟言笑的原台北市市长马英九，在出席别人婚宴上台致辞时，也常常引用吴玲瑶多年前写的《爱妻五原则：新好男人五大守则》中的“经典语录”：“一、太太永远不会错；二；如果太太有错、一定是我看错；三、如果太太有错、我也没看错，那么一定是我害她犯错；四、如果太太有错，我也没看错，而且我也没害她犯错，只要她不认错，她就没错；五、太太永远不会错，这句话绝对不会错。”每次都逗得众人哈哈大笑。王庆伟：《吴玲瑶幽默进言马英九大笑》，载2011年1月1日《世界日报》。海外华文文坛上大名鼎鼎的散文家思果先生和“幽默”小说家周腓力先生，都成了她的“粉丝”。思果先生生前还专门写了《真、善、美的结合》，称赞她的散文观察入微与以“人”为本：
我第一次读她写美国汽车上许多人贴了纸条，上面写了各式各样的话，发现她观察入微，有慧眼慧心（老话叫“才气”），所以有风趣，叫人爱读。我们住在美国，时常看到这些纸条，不过别人看了就算了，她看了就有了领会，写出一般人的智慧、愚妄，而总不离乎人情之常。这是文学的要素。文学和政府文告、科学论文、会议记录等等不同，主要在里面有活生生的人，你同情也好、讽刺也好，总之你觉得感同身受，写人是人人要看的，因为读者自己正是人，所接触的也是人。
所以，吴玲瑶的“幽默”杂文虽然写的大都是身边琐事、杯水风波，却因其观察细致入微、语言生动风趣而雅俗共赏，精英人士与升斗小民皆能领略其妙趣而开怀大乐，也许这正是吴玲瑶其人其文广受欢迎、大获青睐的奥秘所在。
三
幽默，出于英文humor（据说它最初来源于拉丁文，意为“体液”。自英国人文主义戏剧家琼生的《个性互异》和《人各有癖》等以幽默见长的作品问世后，其幽默理论不胫而走，这一词汇便在英语中受到广泛运用）。英文中的“幽默”，意为谈吐机智、风趣而意味深长。在西方语境中，它往往与人的诙谐、俏皮而又不失分寸的话语机锋相联系，显示出一种良好的教养、情趣、心态、语言智慧与绅士风度。而将“幽默”引入中国并普及的，是林语堂也有人认为最早将“幽默”引入中国的是王国维。王国维在1906年出版的《屈子文学之精神》一书中，曾议及“humor”一词，并将其音译成“欧穆亚”，认为“欧穆亚”是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但并未展开论述，以后也未再议。1924年，林语堂在《晨报》副刊上把“humor”译为“幽默”。笔者认为，虽然王国维最早将“humor”一词引入中国，但“幽默”的中文命名及其推广普及应该还属林语堂。。20世纪30年代初，他创办以刊登小品散文为主的《论语》，后又办《宇宙风》、《人间世》等杂志，提倡幽默、闲适、性灵。30年代中期，他还专门写过一篇《论幽默》，其中指出：幽默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在西文用法，常包括一切使人发笑的文字，连鄙俗的笑话在内……在狭义上，幽默是与郁剔、讥讽、揶揄区别的。这三四种风调，都含有笑的成分。不过笑本有苦笑、狂笑、淡笑、傻笑各种的不同，又笑之立意态度，也各有不同。有的是酸辣，有的是和缓，有的是鄙薄，有的是同情，有的是片语解颐，有的是基于整个人生观，有思想的寄托。最上乘的幽默，自然是表示“心灵的光辉与智慧的丰富”，……各种风调之中，幽默最富于感情。并且，林语堂还对于“幽默”与“郁剔”做了明确的区分：老子多苦笑，庄生多狂笑，老子的笑声是尖锐，庄生的笑声是豪放的。大概超脱派容易流于愤世嫉俗的厌世主义，到了愤与嫉，就失了幽默温厚之旨。屈原、贾谊，很少幽默，就是此理。因为幽默是温厚的，超脱而同时加入悲天悯人之念，就是西洋之所谓幽默，机警犀利之讽刺，西文谓之“郁剔”。
在林语堂看来，幽默首先是一种超然的心态，也是一种面对人性缺损的同情之笑，“谑而不虐”，揶揄背后自有悲悯。凡能洞察人情世相之伪与偏，且能超然视之，宽大为怀，大抵就得着幽默的真精神了。
因此，我们在吴玲瑶那些即使针砭时弊的杂文中，也往往看不见辛辣的讽刺，尖锐的挖苦，更不见声嘶力竭地大声斥责，吹胡子瞪眼地厉言呼喝，即使是面对不怀好意的挑衅，她认为最好也能利用智慧与口才努力化解，既一吐为快，又能报“一箭之仇”。她在《针锋相对》中说：“当别人说了一句很不友善的话，或是有意屈辱他人，如何不卑不亢用话回过去，需要一点儿机智和口才，方不至于一个人生闷气。”她举了马克吐温等几个例子来说明“幽默”不仅能将对方射来的箭镞挡回去，还能不动声色地起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作用。其中之一的例子是：有一个在美国工作的中国雇员向老板请假，说是要去参加朋友的葬礼，主人不以为然地说：“你们中国人真可笑，人死了还放食物在他坟前，死人能跳出来吃不成？”这位中国雇员回答的是：“你们美国人在坟墓前供奉的是花，难道死去的亲人会出来闻花香吗？”算是彼此扯平。（《针锋相对》）
这位中国雇员颇有“一报还一报”的机智和俏皮。然而，当朋友之间互不买账、斗嘴弄舌，彼此挖苦数落，即使巧舌如簧，也是不可取的，“发现自己占了上风，逞口舌之快是很过瘾的事，但也应了孔老夫子的话：‘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别人总是会想尽办法再扳回去的。”（《针锋相对》）所以，作者在很多时候，总是以温厚、宽容而超然的态度，对待生活中不尽如意的人与事“一笑泯恩仇”。比如，对于年轻一代许多“标新立异”的行为方式难以理解，她也“尽量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如果不能同意他们的做法，至少持有谅解的态度。”（《算不算代沟》）
吴玲瑶的“幽默”散文大都篇幅短小精悍，多属一千来字的议论性杂文，每篇围绕一个题目展开言说或理论。从内容上来看，大抵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可谓“主妇心得”，多为自己多年来哺育儿女、照顾家庭、操持家务的主妇生涯的“经验谈”或是“感想录”，她将一己的生活感受与人生阅历的点点滴滴融入其中，坦率而又真切，其中有些还不无自嘲地“幽”自己一“默”。比如在《快乐的主妇》中，她开门见山就说：“尽管我做的这份工作如果放在报上‘事求人’栏里少有人有兴趣应征，而我却一做十数年还乐此不疲。‘征求母亲、妻子的职位，必须能烧饭、洗衣，当司机、情妇、会记账、说教，排解纠纷兼修厕所，施肥种草、清院子。无薪、没有假期，也没有健康保险或退休金，一周工作七日，过年过节照常营业，工作经验往后无法填入履历表内！’”现代家庭主妇已和旧时代身居闺阁绣房的少奶奶截然不同，必须具备兼容并包、无所不能的“全能”特质和技能，就在这一段貌似轻松的自我调侃中揭示出来，因而反过来印证了“少有人有兴趣应征”的这一特殊职位的稀缺性。难得的是，吴玲瑶对于自己承担这份“母亲、妻子的职位”的幸福指数与满足程度成正比：“对于事业有成的妇女我很钦佩，但对自己扮演的角色也从不妄自菲薄。我常以做个‘快乐主妇’自勉”。接下来现身说法，大谈主妇们的家庭管理是“一项科学，一种艺术，每天都可以有创意”，大有一种以“小”见“大”、于蝇头琐事中见大将风度的自豪与骄傲：我觉得能从抽水马桶里掏出被两岁孩子冲走的玩具，就绝对有能力胜任一个机械工程师的职位；能赶大拍卖省下的钱来付孩子的学琴费用，就一定够资格当精算师；能安排好孩子的游泳课、球队练习、学期报告、科学展、学校义工慈善捐款等流程，就足以当得了办公室经理了！（《快乐的主妇》）
这一段“自说自话”，就显出了作者的“幽默”感：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而“烹小鲜如治大国”不也同样具有雄才大略和聪明才智？所以，她“选择了能在家上班的‘坐家’坐在家中写作，孩子提供我写作的素材，生活是我的灵感，点点滴滴乐在家庭。”（《快乐的主妇》）她也因此而被称为“现代家庭主妇的代言人”哈迎飞：《现代家庭主妇的代言人——论美华女作家吴玲瑶的创作特色》，《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9年第4期。
四
不过，我以为将吴玲瑶称为“现代家庭主妇的代言人”，这似乎多少忽略了她的“幽默”杂文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即它们在语言、文化方面的智性与悟性。中西文化（包括教育、语言等等）的思考与比较，这恰恰正是吴玲瑶散文创作的第二类重要内容：在西方世界反观东方文化（包括教育、语言、观念等等）的差异与优劣。
吴玲瑶许多“幽默”杂文，写的虽是家庭、儿女、学校和朋友的拉杂琐事，反映的却是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观念习俗、思维方式和民族性格的碰撞。例如《ABC学中文》，讲的是“许多在美国的中国父母，最忧心的是孩子数典忘祖”，便硬逼着这些“外黄内白的香蕉”孩子周末去中文学校补课，而这些华人孩子在中英文的夹缝中产生的母语隔阂令人啼笑皆非：
教遣词造句时，一个“发”字，他们能造出“发明”和“发现”的词，接着是：“我爸爸发现了我妈妈，发明了我。”这样的句子也算是有创意的了。要他们用“一直”造句，说的是：“我一直是一个人。”算对还是算错？“陆陆续续”说的是：“天黑了，我的爸爸陆陆续续地回来了。”他们能懒到用最简单的字句来搪塞老师的规定，甚至想出：“我不知道什么是××”的句型套用在任何地方，如此做完一排造句，还是不明白其中任何一词的意思。
这里已不尽是俏皮风趣的“笑话”，而是一种令美国的中国父母哭笑不得的“黑色幽默”。因为学母语看似只是简单的遣词造句或是理解意会，实际上却是民族固有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而这种传承在异国他乡正面临着断裂的危机，难怪当这些黄皮肤黑头发的孩子长大后“自己能思考，会认同的时候，‘寻根’成为父母最喜欢听到的话题”。于是，中国妈妈对于儿女们在大学里选修中文的趣谈便带着妙趣横生、温馨而又善意的幽默感了。
在美国生活了30多年，吴玲瑶在其“幽默”杂文里还关注到了亚裔第二代的压力，首先来自父母的攀比心理和对儿女的过高期望：“你看看，这个中国孩子只有15岁，SAT就考了满分。”亚裔父母最喜欢拿这样的新闻激励自己的孩子，但却并不重视孩子健全人格的从小养成：
为了要求好成绩，在竞争激烈的同学中耍一点儿小手段、说点儿谎变成可以被容许，甚至被鼓励，如果不太做这些小动作，反而会被说成不够机灵，以后到社会上做人处事是要吃亏的。所以做中国人家的孩子不但要功课好，还要随时注意到环境的变化，见招拆招和人拼个你死我活，有什么资料不要随便告诉可能是竞争对象的同学，有什么好事要保密，偷偷去做，如此一来胜算的几率更大，去哪儿做义工别告诉大家，考几次SAT别说。
到了这里，已经没有“幽默”可言，更够不上“笑话”，但让中国人读后如坐针毡，脸红耳热却又陷入无语状态。这是鲁迅当年早就在其杂文中深恶痛绝的民族劣根性，在异国他乡的改头换面，重新上演。吴玲瑶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她借“第二代的压力”将其揭示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的“幽默”杂文中，又有许多决不能一笑了之、看了就忘掉的令人回味和深思的东西。
2010年初稿于上海，
2011年底修改于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