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中表达了自己痛苦难言的心情，以及矢志不渝的远大理想。他的另一首《金铜仙人辞汉歌》更为着名：“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魏官牵牛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
诗中那个并无人间感情的铜人在即将离别久居的汉宫之地时亦悲伤饮泣，流下如铅般的泪水，甚至连无所顾忌、看遍天上人间不平事的苍天，如果有感情的话，也会因悲伤而衰老。这独到的想像、奇特的感觉，正是诗人心中悲无再悲心情的写照。而其他诗中更多出现的鬼怪、亡灵、墓地、荧光，让人在忽现忽灭、扑朔迷离的疑惑中体味到世界的恐怖。但这恐怖并非全然脱离人世，而是人世的再现。如《长平箭头歌》中借久埋地下、后被挖出、还带有血迹的古铜箭头，用“漆灰骨末丹水砂，凄凄古血生铜花”的妙笔抒发了对古代战争中惨死将士的深深哀悼和对战争的诅咒，而诗人心中对将士们的哀悼与自己的苦痛又怎么能分得清呢！
李贺承袭了屈原、李白浪漫主义的诗歌精神，又学习了韩孟诗派苦吟推敲、争奇斗怪的创作手法，还受到乐府和齐梁宫体诗的影响，但能融会贯通，自成一派，在中唐时期后来居上，如异军突起。他将天上地下、人神鬼怪、梦境幻觉、甚至杂物事项(如箭头、音乐等)都融入诗歌，又通过对这些意象的吟咏表达心中的哀痛。现代学者认为李贺的创作近似于“意识流”的手法，然而究其根源，可以认为“李贺全部诗歌都可以视做苦闷的象征”(袁行霈《苦闷的诗歌与诗歌的苦闷——论李贺的创作》，见《中国诗歌艺术研究》)。晚唐诗歌的特色以抒发作者心灵感受为主，所以李贺既是中唐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也是从中唐向晚唐过渡阶段诗风转变的代表人物。
当然，李贺诗歌除了表达怀才不遇的苦痛和渴望神仙般美好的世界外，也有反映现实社会状况、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描写人民生活疾苦的作品，如《猛虎行》、《吕将军歌》、《苦昼短》、《秦宫诗》、《感讽》、《老夫采玉歌》等；也有描写爱情、闺愁、宫怨的诗歌，如《红楼曲》、《蝴蝶飞》、《三月过行宫》等；还有描写动人音乐的诗，如《李凭箜篌引》等。他早年所写的昂扬向上、雄姿英发的诗，如《南园十三首》等更受人们的喜爱，下举一首为例：“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诚如宋代大诗人陆游所言：“贺词如百家锦衲，五色眩曜，光夺眼目，使人不敢熟视”。
但是，实事求是地分析，李贺诗歌也有严重的缺点，如常常富有感情而缺乏思想，不少诗怪异晦涩令人难以理解，一些诗阴森恐怖缺少美感，更有一些诗空虚幻灭，令人感到压抑悲哀。这些不足之处会给人以消极的影响，是我们在读诗中应该注意的。
韩孟诗派与李贺作品补充阅读
韩愈
《湘中》：
“猿愁鱼踊水翻波，自古流传是汨罗。艹频藻满盘无处奠，空闻渔父扣舷歌。”
《春雪》：
“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
《晚春》：
“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
孟郊
《古怨别》：
“飒飒秋风生，愁人怨离别。含情两相向，欲语气先咽。心曲千万端，悲来却难说。别后唯所思，天涯共明月。”
《登科后》：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秋怀》(其二)：
“秋月颜色冰，老客志气单。冷露滴梦破，峭风梳骨寒。席上印病文，肠中转愁盘。疑虑无所凭，虚听多无端。梧桐枯峥嵘，声响如哀弹。”
贾岛
《题李凝幽居》：
“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
《渡桑乾》：
“客州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
《雪晴晚望》：
“倚杖望晴雪，溪云几万重。樵人归白屋，寒日下危峰。野火烧冈草，断烟生石松。却回山寺路，闻打暮天钟。”
李贺
《雁门太守行》：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苏小小墓》：
“幽兰露，如啼眼。无物结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盖，风为裳，水为佩。油壁车，夕相待。冷翠烛，劳光彩。西陵下，风吹雨。”
《秋来》：
“桐风惊心壮士苦，衰灯络纬啼寒素。谁看青简一编书，不遣花虫粉空蠹？思牵今夜肠应直，雨冷香魂吊书客。秋坟鬼唱鲍家诗，恨雪千年土中碧！”
《南园十三首》(其六)：
“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
《马诗》(其五)：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
《天上谣》：
“天河夜转漂回星，银浦流云学水声。玉宫桂树花未落，仙妾采香垂佩缨。秦妃卷帘北窗晓，窗前植桐青凤小。王子吹笙鹅管长，呼龙耕烟种瑶草。粉霞红绥藕丝裙，青州步拾兰苕春。东指羲和能走马，海尘新生石山下。”
《梦天》：
“老兔寒蟾泣天色，云楼半开壁斜白。玉轮轧露湿团光，鸾佩相逢桂香陌。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
三、白居易与元白诗派
(一)白居易的生平和思想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曾祖父辈迁至下邽(今陕西渭南县)。他本人出生在河南新郑县一个小官僚的家庭中。白居易的一生可以分为3个时期，一是幼年到入仕前，这是学习和进入仕途的准备阶段；二是从入仕后到44岁被贬谪为江州司马为止，这是积极从政、兼济天下的时期；三是从被贬到去世为止，是他远离政治、独善其身的时期。
白居易自幼聪慧，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擅长诗歌，因而他五六岁即开始学习作诗。十一二岁时，由于地方割据战乱，白居易与家人一起逃难。五六年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深受其苦，也有机会接触了广大下层人民，使他的诗歌创作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在这个阶段，他曾受到时任苏州、杭州刺史的两位诗人韦应物和房儒复的影响，着名的《赋得古原草送别》诗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十五六岁时，他立志应举为官，乃刻苦读书，以致口舌生疮，终于在29岁时一举进士及第，开始了人生的第二个阶段。
白居易入仕的初期可谓一帆风顺。进士及第后第三年他与元稹同应吏部考试，同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从此二人成为亲密朋友。又三年后，他与元稹闭门谢客，共同研讨社会政治时事问题，撰写了《策林》75篇，于元和元年(806年)被任命为县尉，元和二年授翰林学士，元和三年升为左拾遗。10年之间，三登科第，不能不令诗人踌躇满志。这个时期，他诚心感激唐宪宗对他的多次越级提拔，以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为指导，表现出了极高的政治热情。他不惧权贵，直言敢谏，有违必纠，不惜冒犯皇上而面折廷争。他的进谏多是减轻人民负担和打击豪强宦官势力的内容。他的能力和才华显而易见，但也招致了当权者的嫉恨和打击。他在积极参政的同时，还自觉地以诗歌创作作为其政治斗争的补充，与李绅、元稹等人共同倡导和促进了“新乐府运动”，他本人写了大量政治讽喻诗。可以说，这个时期是白居易诗歌创作的黄金时期。《观刈麦》、《秦中吟》、《新乐府五十首》、《村居苦寒》等着名诗篇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表现了作者关心人民，意图国家复兴的壮志豪情。《长恨歌》也是这个时期的作品，显示了诗人高超卓越的艺术才能。元和六年(811年)，白居易因母丧而归家守制，脱离政治的余暇使他有时间仔细品味和回首人生的道路，从此佛道思想渐占上风，政治热情逐步消退。居丧期满返朝后，他因宰相武元衡被杀一事上书皇帝请急捕凶手，被人诬以“越职言事”的罪名，并捏造了“伤名教”等其他罪名而被贬为江州司马。这次沉重的打击彻底改变了白居易的生活态度，使其从“兼济天下”急转直下而为“独善其身”，开始了一生中的第三个阶段。
白居易任江州司马后心情极为忧郁，每日以山水诗酒为伴，《琵琶行》是此时的代表作，借歌女之口述说了自己的不幸。宪宗卒，穆宗即位后他被召回长安。此时的唐王朝，地方有河北藩镇作乱，朝中有李德裕和牛僧孺的朋党之争，白居易深恐被牵连乃自求外任，先后任杭州刺史和苏州刺史等官职。文宗和武宗朝又先后任秘书监、河南尹、太子太傅、刑部侍郎等职。从58岁起，他挂闲职定居洛阳，对政治退避三舍，自称“在家出家”，取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每日以吟诗唱和、饮酒抚琴为乐，与刘禹锡往来唱和甚欢，时称“刘白”。他此时的诗歌创作数量虽不少，但内容都是闲适之诗。在独善其身的自慰中，他于75岁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白居易早年曾对道教发生兴趣，晚年又沉湎于学仙求道之中，他一生的思想可以说是儒、释、道三家的杂糅，但主导思想还是秉承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主旨。他曾在《与元九书》中自己评说道：“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可见，这一思想不仅指导他的人生，也指导他的创作。白居易思想的前后变化使其诗歌从内容到风格判若两人，可见人的思想对艺术创作的直接作用。尽管白居易的思想前后期变化很大，但他无疑是中唐时期最杰出的诗人，他的作品直接继承杜甫现实主义的精神，更以其通俗写实的特色在民间广为流传，因而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新乐府运动与元白诗派
所谓“新乐府”通常是指唐代诗人学习两汉及南北朝乐府诗歌的风格特点，但自立新题而创作的诗歌。初唐诗人的乐府诗多半仍沿用乐府旧题，只有少数另立新题。至杜甫则新题乐府大为发展，所谓“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中唐诗人元结、韦应物、戴叔伦、顾况等人亦多仿效而为之，他们可以说是新乐府运动的先驱。新乐府的另一特点是不再与音乐相联系而成为纯粹文字的创作。
至贞元、元和年间，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开始走向衰落，藩镇割据、异族侵扰、宦官擅权、朋党相争、赋税繁重、贫富悬殊，社会矛盾的激化使立志报国的有识之士渴望改良政治、兴利除弊，反映到文学创作中就出现了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和白居易、元稹的新乐府运动。
元和四年(809年)，李绅首先写了《新题乐府二十首》(今佚)赠元稹，元稹取其中针对时弊、切中要害者和诗以答，写成了《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白居易紧随其后，写成《新乐府五十首》，正式标举“新乐府”之名。此外，白居易另有《秦中吟十首》，体现了同样的精神。当时其他诗人，如张籍、王建、刘猛、李馀等人既写新题乐府，也创作古题乐府，形式虽然不同，精神却殊途同归。元稹认为，虽用古题但“咸有新意”，也就不再拘泥形式，反而和其诗创作了《古题乐府十九首》，虽用古题，“全无古义”，“或颇同古义，全创新词”(元稹《乐府古题序》)，但目的和作用与新题乐府是完全一致的。这样在贞元、元和年间就形成了一个较大的诗歌运动，文学史上称之为“新乐府运动”。
新乐府运动鼓起了一批优秀诗人的创作热情，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世称“元白诗派”。由于当时正当唐宪宗“元和”年间，元白诗又称“元和诗体”。这批诗人有共同的文学观点和相近的诗风，其创作年代与韩孟诗派同时或稍后。他们突破前人诗歌藩篱以求创新的方式与韩孟诗派完全不同，不是刻意求新追奇，更不异想天开罗织百怪，而是深入实际，崇尚通俗，力求文平笔顺、雅俗共赏，因而影响较之韩孟诗派更加广大深远。据说白居易写诗甚至求老妪能懂，一时传为佳话(释惠洪《冷斋夜话》)。清人赵翼认为：“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此元、白较胜于韩、孟”(《瓯北诗话》)。
白居易不仅是元白诗派的核心人物，更以其鲜明独特、系统完整的诗歌理论和丰富生动、数量庞大的实践成果而享誉诗坛。他的诗歌理论总结了自《诗经》以来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经验，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更加明确了诗歌创作的目的、意义和方法。
首先，他认为诗歌创作是客观现实的反映而不是诗人主观的臆想：“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策林》六十九《采诗》)。既然诗歌吟咏是客观现实的反映，那么，诗歌创作的目的就应该为现实服务，所以他提出“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在《新乐府序》中他更明确地提出了“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的主张，并且还多次强调为民的特殊重要性，提出“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白居易这些鲜明的主张在他之前还没有人提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