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永徽二年之说此说本于中国正史。《旧唐书·玄宗本纪》永徽二年中有“八月乙丑大食国始遣使朝献”一条。陈垣氏在其所着《回回教人中国史略》一文陈述颇详。兹节录如下：中国回教书中有一部极鄙俚而极通知之书，名曰《回回原来》，又名曰《西来宗谱》。其言回教入东土之始，谓始自贞观二年。识者多鄙此书为不足信。然一考其说之由来，亦由误算年数，非有意作伪者可比。所谓贞观二年者实永徽二年也。《旧唐书·本纪》及《册府元龟》均谓永徽二年大食始遣使朝贡。何以知其始？因唐代外来使者向有铜鱼之制，雌雄各一，铭其国名，置于彼国，见《唐会要》。其初次通使者当无此，故知其为始来。贞观二年与永徽二年适差二十三年，其说本不谬，特误算耳。《旧唐书大食传》又谓永徽二年大食使来，自有国三十四年，已历三主。今考永徽二年为回历三十年至三十一年，与三十四年之说不合。据《旧唐书·本纪》及《册府元龟》则永徽六年大食再朝贡，《大食传》盖误以永徽六年使者之言为永徽二年使者之言也。永徽六年为回历三十四至三十五年，正回教第三代哈里发奥自蛮在世之时，有鄙着《中回历对照表》及《历代哈里发世系年表》可参考。总之，大食与中国正式通使确自唐永徽二年始。
尚有主张永徽二年之说者，为侨居中国二十余年之基督徒梅益盛（Isasc Mason）。梅氏于1929年着《回教人中国考》一文，载上海亚洲文会之学报上，亦言回教之人中国当在西元651年（即永徽二年）。但当时东西交通颇盛，商人或有信奉伊斯兰教于西元651年前已至中国者亦未可知。然此类回教徒绝未来此宣扬回教，甚或未提及回教。则回教在西元651年以前与中国尚未发生关系。故回教与中国之正式发生关系当在唐高宗永徽二年（西元651年），穆氏迁都约三十年。
二回教入中国之路程
自汉张骞使西域之后，中西陆地交通颇极一时之盛。三国以后历代与西域各国亦时相往来。唐室勃兴而交通之盛远及波斯。其时凉州为河西都会，地近西番。葱岭以外诸国商侣来往不绝。唐取天山南路，平突厥之后，则中西商贾更行络绎于途，通行无阻。其所经路程，由地中海东岸安第阿克港（Antioch）出发，通波斯，经中亚细亚，天山南路，以达长安。长安城内外商多至四千余户，而尤以波斯、阿拉伯人执商业之牛耳。唐代特置互市监掌理外国贸易事务，征收关税。至唐玄宗时两下敕令，禁止互市。一为开元二年，一为天宝二年，实行与西域经济绝交，封锁交通，于是中西陆地之来往渐绝。
回教徒与中国人除经济上之来往外，在唐时亦曾在陆地方面因军事上之关系互相接触。回教自穆氏迁都麦地那后势力日张，不数年而阿拉伯全部皆已信奉伊斯兰。西元632年穆氏逝世后，由阿布伯克（Abu Bekr）继位为哈里发（Caliph），阿氏乃东伐波斯，西征罗马，国势大振。后又经各哈里发之向外扩充，先后灭波斯，克撒马儿罕，侵康国。于是阿拉伯版域之内，并有原属唐之州府，沿阿母河、锡尔河各部族以及西印度各地。天宝九年（西元750年）高仙芝弹劾石国王无藩臣礼，请兵讨之。十二月诈约石国王来降，献于京师而斩之。夺取其国中名马宝石颇夥。国人大哭，诸邻国均甚愤慨。石王子乃乞兵于大食。时大食为阿拔斯朝，遂合九国之兵，追攻四镇。明年四月高仙芝领兵三万，深入七百余里，而至怛逻斯城。与大食兵相持五日。后因唐将葛逻禄部倒戈，与大食夹攻唐兵。仙芝大败，兵士生存者不过数千人。中国与大食遂成对立之势。自后两国妥协，互通使节。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兵叛，连陷两京，广平王统率朔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之众二十万人，东来讨伐安禄山。吐番亦乘边防空虚之际人犯边境。李泌主张结大食以抗之。曾上言曰：“大食在西域为最强，自葱岭尽西海，地几半天下，故知其可结。”代宗广德元年（西元763年）陇右全为吐番所有，而吐番后乘胜人犯长安，为郭子仪所击退。自后中原通西域之道路隔绝，音信不通。
唐代回教徒由陆地而人中国先有商贾之便，后借军事之利，于是日益繁盛，东及于河南、山西、河北、山东一带。但自禁止互市，阻止陆地交通以来，外人由此道人中国者极少。波斯、大食之商贾遂转由海道而来。故唐末以后回教徒实占有中阿间海上之霸权。
阿拉伯回教徒由海道来中国经商者，多由波斯湾，经印度洋，绕马来半岛，以达广州。时广州为通商大埠，万客云集，繁盛异常。政府特置市舶使以掌理进出口之商务。阿拉伯游历家伊本赛德（Ibn Zied）曾记唐僖宗时黄巢陷广州，屠杀回教徒、耶教徒及其他外教徒至十余万之众。可想当时回教徒旅居广州者必极多。其他如安南之交州、福建之皋州、江南之扬州，均为阿拉伯人等通商之处。《新唐书·田神功传》云：“刘展反，邓景山引神功助讨，自淄、青、济、淮人扬州，遂大掠居人赀产，发屋剔（？），杀胡商波斯人数千人。”又《邓景山传》亦有“神功兵至扬州，大掠居人，发冢墓。大食、波斯贾胡死者数千人”之语。又唐文宗太和八年（西元834年）谕示：“其岭南、福建及扬州番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商，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税率。”可见唐末阿拉伯回教徒由海道来中国者颇极一时之盛。
回教由海陆两道传入中国，遂渐广布各地。但其传入之方式，大抵系由于商贾之间习惯上之感化，而非正式之设立教堂，宣传教义。且商贾之背面亦无任何政治上之背景。故当时之中国回教，一方面使阿拉伯人或其他国之回教徒为中国之文化习俗所同化，一方面使中国人士为回教之教义礼仪所感化，纯为自然而然之趋于融会一气，丝毫不假以人为也。
三回教徒侨居中国之情形
唐代回教徒初至中国，为数不多，虽与一般汉人杂住，然碍于语言习俗之隔膜，仍使其格格不入。自后商业繁茂，侨居中国之回教徒日益增加。广州、泉州、扬州各通商口岸尤为聚集之区。然此类回教商人每日礼拜居住饮食习惯种种均与汉人不同，故来自海外之回教徒自然而然聚会一地而造成一种特殊势力。在此特殊范围内当然不时亦难免发生各种之纠纷。于是由中国君主简选年高德望之回教徒一人以为“蕃长”。蕃长不仅处理一切侨商之纠纷，且兼负为中国招徕海外客商之责。此为回教徒等所居住之地带称曰“蕃坊”，坊中设管理处曰“蕃长司”。回教之教义与法律无甚区别，故蕃长兼管社会上与宗教上之一切事务。《唐律疏义》卷六名例云：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
关于此条之疏议曰：化外人谓番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其风俗制法不同。其同类相犯者须问其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异类相犯者若高丽之与百济相犯之类，皆以国家法律论定刑名。
故当时之蕃坊制度颇似今日之治外法权。
当时一般回教徒极为富豪，服饰起住均甚奢侈。且间有应科举取功名者，如唐末陈黯《华心说》一文记曰：“大中初年（西元847年）大梁连帅范阳公（宣武军节度使卢钧）得大食国人李彦升荐于阙下。天子诏春司（礼部）考其才。二年以进士第名显。”卢钧曾为岭南节度使，居广州，李彦升之受知，当由于此。又北宋初年钱易着《南都新书》内云：“大中以来，礼部放榜，岁取三二人，姓氏稀僻者，谓之色目人，亦谓榜花。”回教徒为色目之一种，故当时应试而登第者必时有之。
四回教入华对于西方文化上之贡献
唐代回教徒与汉人开始接触时，其在文化上最大之贡献则为造纸术之西传。造纸术为后汉和帝时蔡伦所发明。当时多以草纸及兽皮制书，既繁重，且不美观。当唐代高仙芝在怛逻斯为大食兵所击败时，中国人被俘虏至康国，其中有造纸工人数名。造纸之术因之而开始传于大食，而纸张之应用亦日渐广遍。大食人再传而远及西欧。埃及之草纸与兽皮纸遂因而绝迹。西元793年阿拉伯人哈伦阿拉细德（Haroun-al-Rashid）曾设造纸工厂于巴格达，其工人系由中国携往者。西元825年阿拉伯之大马色亦曾开设造纸厂，为供给欧洲诸国用纸之源。故当时西方造纸事业虽自中国所传出，然全部为回教徒所包办。
怛逻斯一役中有中国俘虏名杜环者曾漂流于各回教国中凡十余载，后得附商船返国，着有《经行记》，原本久佚。在杜佑之《通典》中尚保存数条。其间记大食一条云：“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沘；织络者河东人乐环、吕礼……”可见当时中国之绘画织绣亦已藉回教徒而传入西方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