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这本书的最后一个字时，已是凌晨两点。我的手痉挛着松开那管伴了我八年的英雄钢笔，内心出现真空般感受。我抚着那一堆积满这半年心血的手稿，不知为何竟流下泪来，一种从未有过的累袭上心头。但脑际却涌满许多种复杂的感觉，令我无言。这在我确实少见，以往奋笔完后，我急切的想法便是大睡一场，只有睡觉，似乎才是对我超负荷工作的补偿。
可这次我却无法安睡。尽管我很累。
那天我一直呆坐到黎明，直到早晨的阳光照亮室内，我的身边是一堆烟蒂、一杯残茶和这本书的第一稿。
西北也许是这个时代唯一可以寄存一点儿关于战争、神秘、沙场甚至传奇的地方了。在这里的每一块沙地、孤独的炊烟、黯红的圆太阳、西倾的姿势、稠密的风沙，几乎每一种意象都是一种诗、一种幻觉。甚至你不经意看到的旷野中，偶尔出现一具白骨，那具白骨的手上还有把锈了的刀，你会有什么感受？在这里，历史与文化不是写在文章中，也不是洋溢在脸庞中的表层。它孤独的石头是诗，荒瘠的远山和零散的州府是诗、是词，也是一些令人战栗和感怀的实证。即使偶尔路经的风也在这儿的每一片石头缝里溅着各自刚直的声音。还有许多人的边塞诗，传说中的异族……这就是我16岁以前对于西北的认识。但这种认识仿佛有一种神秘的暗合。我确信，每一个人天生有一块地域属于自己。我指的是，这块土地应该与你有一种灵魂上的相通，甚至于到了与你的情感、呼吸相类似的地步。西北也许是我的灵地。因为我的从军，包括自己下意识地冲动，至今回想起来，其实只为证实一个小小的事实，那就是我的所有光荣与失败都与这块土地有关。我的一切其实都可以从这块土地上找出回应和脚印。当我1986年10月来到西北时，我才发现，传说其实只是一种精神的谎言，西北与传说似乎并无关联。我们所接受的一切仅仅只是书面上的东西。那些东西只是现代人的传奇与神话。再后来，我便到了曾经在课本上读过的著名诗歌“凉州词”的地方--西凉武威市。在这里，我接受了许多更为书面的东西。于是西北有了另一种面孔，那些前辈军人们写滥了的昆仑、戈壁和祁连山，都成了我眼前的障碍。我被他们眼中的高原感动着，却唯独找不到自己的西北。我自己的西北又是个什么样子呢？十年后的今天，当我重新面对西北时，搜索十年来西北在我心中的影像，我十分悲哀地发现，这个世界已没有多少东西属于我了。我看见的人们都看见了。我读过的书人们也在读。偏远的沙漠也正成为观光的沙盘。甚至连伴在身边的军人，也被千篇一律地从许多角度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感觉让我觉出种被遗弃的难过。我知道，如果我这样下去，紧接着失去的将会是自己。可是我看到的西北是什么样子呢？那是另一个人的面孔呢，还是一些人群留在那儿的感恩？
遇到那座古城，是在一个夏天，当时我们去演习。路上遇到了它，就走了进去。它建在海拔2700米的焉支山右侧。我不知为什么，天生喜欢这些陈旧的、暗淡的残迹，它们太吸引我了。我当时下意识地觉出，这座城与我有某种冥冥相通的东西。后来我就直觉它肯定有着某种奇异的过去。就让人在墙前拍照留影。哦，别看它像一个残碎的老人，可它是一座兵城。几千年前它就是，我当时想。回来后，我就在报上看到了一条消息。那消息说在永昌县发现了一些当年西汉政府俘获的罗马战俘的证据，还讲到挖掘出了一些实物，其中就有一座城。我当时心下骇然，让我惊异的是当年横征亚欧的古罗马军团竟会有人成为西汉政府的战俘。更令我惊异的是，那座古城居然就是当年西汉政府为这些罗马战俘而建的，而它居然就在我的身边，距凉州城仅100公里。我一连几天，被这个消息给搔着，终于忍受不住了，就在一个雨天驱车去看它。那天的雨把焉支山上的草全打湿了。212吉普两次滑进山沟，一次翻倾，但我还是见到了它。站在雨中，我惊奇地发现，我又遇见了那座城。
回来后，为了查阅这支战俘的来历，用了一个冬天，读了一部《汉书》，却只找到一条不足两百字的证据。并且只交代了这件事的结果，并没讲来历。许多历史似乎都很简单，简约到了只告诉你结局而无来历的地步。这种简约的空白刺激了我的想象和好奇，但当时却没想到要写什么东西，从那时起，这种陈旧的故事便又沉到了我的血液里。
某日，我去凉州博物馆。在一间几乎与世隔绝的禅房里，住着一位八旬老人，他居然用了一生在研究这队古罗马战俘。无人知道他的来历，甚至连姓名也被忘记了。并且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生活？
我也不知道。还有，我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看到了一种兵器，那种兵器名字叫戈。它们在展厅里排了几十米。那兵器一下子打动了我。我记得我用了近三个小时，站在它们面前。仅仅只为了与它们对视。
还有，1993年5月15日，在镍都金昌市，我第一次遇到传说中的沙暴，那种几乎夺去我性命的巨大沙暴，让我永生难以忘记。这次经历后来我写成了一篇特写，《金昌不见了》，发表在《中国青年报》头条。它们是我从事新闻工作以来，写的真正的新闻。
还有，我的老连长，一位把军人职业当成个人使命和理想的职业军人，却因为不懂生活至今未婚。他是个军队上的精英，但很不幸，同时也是生活的弱者。
还有，军人在这个时代的尴尬。军人在经济大潮中的另外生存状态。没有战争的寂寞，边缘地理心理和经济的偏远，留给他们的不仅是失落。这就是我身边的军人和西北。我作为他们的一员，与他们共同经历着这样的时代。
这就是西北留给我的印象。它们琐碎但却真实。它们令人叹息却又让人尊敬。它们只属于我。但我却从来没想过，它们缓慢地积淀成了一堆火药，只待有人点燃。
情况也常常就是这样，有时候，自己身上的潜质竟必须要另外的人来发现。这就如打井，自己的潜质只藏在地下的深处，好的编辑犹如好的打井师，一眼就可以看到藏匿极深的地下水。有时候编辑们并不知道，他们的肯定与否，竟注定了一部作品的成长或消亡。这本书最初的起源，与现在的样子无关。1993年3月，我接到刘增新老师的电话，约我去兰州汇报关于写作长篇的设想。我当时正热衷于散文和诗。对于长篇，根本没作过任何打算，其实是没能力，因为此前最好的经验是写过几部中篇，因自己的功力，而打了退堂鼓。但刘老师却一直认定我应该写小说。对此我只认定为鼓励的话。我不安地到了兰州，才知道为了抓好长篇创作，同行的还有总政文艺局的陆文虎副局长，屈琼干事和范传新副社长、刘静编辑诸位老师。他们专门腾出一个下午听我谈。可谈什么呢？后来我想起了自己的家族。讲了几十年来十几个从军的军人和家庭的故事。没想到，他们竟对此很感兴趣，当场就定了下来。可这对于几乎连结构长篇也不懂的我，简直是个巨大的难题，刘老师耐心地给我讲结构方式，一起编织提纲。凭着一股勇气，那样繁杂庞大的题材我干了两月，写了四十多万字。但等到8月份拿到庐山时，我却尝到了失败的滋味。这部小说终因我功力的浅薄，而没能把握好。写好自己的家族，成了我的梦。但庐山之行，我学到的并不全是失败，我还学会了思考。同时更重要的一点是，为了写好这部长篇，我写了许多大众的，我并不熟悉，同时也是陌生的东西。我丢了自己的优势、语言，思考方法，西北的经历。
我在小说初稿失败后，其间又经历了各种巨大的压力。年仅四十九岁的父亲中秋节患心肌梗死逝去。一月后，年逾八旬的奶奶无疾而逝。家中老母和小妹需我照顾，接连的不幸接踵而至，可让我奇怪的是，当我回到西北后，却出奇地沉静。不幸教会了我成熟，生活下去成为最基本的信条。仿佛神示，我又一次独自一人去看那座城堡。回来后，我似乎一下就找到了我久寻不得的东西。10月份，在骊山笔会上，我拿出了现在这本书的提纲和设想。刘老师与我一起商讨了这本书的结构，并且提出了许多极好的建议，比如这本书最后的结局。当时，他还着重提醒我，把自己熟悉的那些东西写出来。而前边那些奇特的东西就成了这部书的重要依托。只是我在书中，为了需要，改变了许多地理位置和看法，因为我写的是小说，而不是历史。
丹麦人凯西讲：文学其实是感觉的革命。我深以为然。但我也坚信，文学其实更应是生活的革命。从西安回来后，我几乎把自己按在房子里，整整两个月足不出户。因为那些东西都是自己所熟悉的，并且因为时间而使它们发生了新的变异，两月后，我终于拿出了这部书的第一稿。刘增新老师这期间几乎时常电话指导，不断与我分析人物的发展，提出了宝贵意见。这本书历时一年，先后修改四次，直到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当这本书终于要出版时，同所有对为自己付出过真挚关心和扶助的人心存感激之情一样，我的内心同样涌满许多的感动。即使就这本书而言，其实我也可以认真地说：如果没有老师和朋友对我的关心，要完成这本书几乎不太可能。因此，允许我在这里对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还要感谢王树维、张清源、陈伟明、王群等诸位首长。如果没有他们的鼓励、协调和提供各种方便，我几乎无暇从繁忙的日常工作中脱身。是他们给予了我足够的写作时间和物质上的帮助。
还有我的朋友济川、康晔等，他们甚至直接参与了对我这部小说的修改，同时提供了许多极为宝贵的素材。最让我难以忘记的是为我打完这部书稿的战友赵峰，他几乎为这部书稿付出了半个月的时间和精力。
我把这部书献给早逝的父亲，还有我孤独的母亲。我只能在异乡说：我永远爱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