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小城镇迅速发展所带来的产业集聚效应、生产要素集聚效应及规模经济效应，其经济增长率迅速提高，成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城镇化在为人们带来繁荣的同时，也催生了一些问题，在人口、土地、资源、环境等方面尤为突出，这些问题不仅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影响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当前，我们应认真反思中国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制度性障碍，并以实施新型城镇化建设为主题，推动中国社会制度的创新。
总的说来，中国推进城镇化所面临的制度性障碍主要有五大方面：
一是传统户籍制度制约了城镇经济规模增长。二是土地流转制度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三是产业布局不合理导致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滞后。四是管理体制的不足造成城镇差异化不足。五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
在这样的背景下，制度的科学性、正确性，直接关系并决定着城乡统筹的发展程度、发展水平和效果。当前，要紧紧抓住制约城镇化建设的主要矛盾，在以下几项制度的改革上力求突破。一是提早开始户籍制度的改革与创新试点工作。二是及早谋划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为进城的农民设立安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最基本的就是为农民提供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各种最低生活保障，以及为其子女提供良好的医疗、卫生条件和公平的教育机会。三是土地制度创新。
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市场为导向，进一步完善、创新土地制度。
要建立健全土地产权制度，促使产权能够合理流动；要充分发挥价格机制的调节功能，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土地制度改革，争取做到土地所有权的平等和不同所有制土地的等价交换；要树立可持续发展、全面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杜绝以牺牲农民和农村的利益、牺牲生态环境利益、以资源消耗为代价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四是实现规划工作的系统性创新。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城镇各项建设的战略部署，它涉及社会、环境、文化、教育等多部门，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要以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为依据并加以创新。同时，城镇规划需要统筹安排城镇的各项建设，由于城镇建设涉及面比较广，包括的行业较多，又涉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应以全面、发展的眼光着眼城镇规划，进行统筹安排，促进协调发展。
发展方向：推进城镇化的人文、绿色转型
近年来，中国许多地区出现雾霾天气，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鲁地区等区域，大气污染程度十分严重。按照2012年2月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全国有2/3的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对雾霾的担忧尚未散去，地下水的污染又激起了巨大的波澜。有关部门对118个城市的连续监测数据显示，约有64%的城市地下水遭受严重污染，33%的城市地下水受到轻度污染，基本清洁的城市地下水只有3%。中国城镇化迫切需要向绿色发展转型。中国城镇化如何向绿色发展转型？
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过程，走“集约、智能、人文、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之路。
目前，中国总体上正处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亟须破除二元经济的桎梏，使城镇和乡村的全部资源在相互流动和动态融合中实现整体发展。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既是中国经济发展和人口素质提高共同导致的客观趋势，也应是未来城镇化进程中实现利益协调、摆脱资源环境制约的必由之路。可以说，人文、绿色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逐步完善的过程。在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下，不同地区的自然历史文化禀赋应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具有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风貌、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将具有终极价值。同时，资源环境保护在城乡间不一致、不同步的现象能够有效避免。除此之外，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还包括城乡发展规划一体化、产业发展一体化、劳动就业一体化、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一体化，这些方面都有助于绿色城镇化模式的构建和发展。
按照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下的思路，人文、绿色城镇化既要实现城镇的绿色发展，又要实现农村地区的绿色发展。也就是说，城镇化进程中必须协调各方、各地的文化、资源和环境利益，并保证全国范围内的资源低耗和经济转型。人文、绿色城镇化模式的构建与推进，必须以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规划为起点，以城乡产业的统筹布局为空间保障，以治污排污和循环经济工作的集中化、高效化为突出任务，以发展绿色制造业、新兴产业、静脉产业为供给的重点导向，以树立城乡居民的绿色理念、建立健全绿色消费体系为需求的重点导向。
第一，在进行区位规划时，把文化、环境效益同经济效益放在同等位置。新型城镇化模式应重点考虑如何统一规划基本农田保护区、居民生活区、工业园区、商贸区、生态涵养区、休闲区等，使城乡发展互相衔接、互相促进。尤其是，在规划工业园区的位置、规模、结构、密度时，必须考虑到该地区的生态承载能力，继续坚持重大项目的环评一票否决制，同时要结合该地的风向、风力、水流等因素，照顾到原有城乡居民的居住布局和出行习惯，从而使工业生产造成的污染排放、资源消耗和生活干扰被控制在最低范围。
第二，以新兴产业为切入点，实现城乡产业的互补发展和最优集聚。
城乡产业发展一体化并不意味着城乡产业的同构化，而是要求各产业在城乡之间进行广泛渗透融合、互为支撑。产业集聚无论定位于城乡，都应遵照公共设施利用和企业间经济联系最大化的原则，而不是单纯的空间集中，以避免造成对资源环境的额外压力。而且，探索产业集聚的最优模式，可以把绿色产业、新兴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先行尝试，因为这些产业本身对资源环境的压力相对较小，而且它们在城乡间低碳化集聚发展的实践，可以促使其部门分类和分工更加细致，从而使循环经济和治污防污的开展模式更加成熟，其他产业在城乡间的绿色发展也有经验可循。
第三，增强城乡居民的文化传承意识，健全绿色消费制度，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体现出绿色理念。要突出文化特色，防止千城一面。要全面树立绿色繁荣的理念，引导企业和居民自觉采取绿色的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使其为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共同繁荣而积极地承担社会责任。同时，要规范绿色市场秩序，为绿色消费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另外，还必须要继续推进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切实解决好农村土地污染等问题，增强他们对低碳文明及绿色生活的理解和企盼，增强他们对高消耗和高污染生产行为的自觉抵制，增强他们对绿色城镇化模式的推动作用的发挥。
把握重点：把人的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出发点、落脚点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一则“六分之一国人为流动人口”的报道引来各方高度关注，焦点也再次锁定流动人口这一特殊群体。不同于国际上普遍对类似群体冠以“国内移民”之名，中国学界普遍认为，流动人口是在中国户籍制度条件下衍生出的概念，即指离开户籍所在地，以工作、生活为目的异地居住的人口。
当前，由于户籍仍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密切相关，离开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口往往背负着更高的生活成本，也面临着公共权益的普遍缺失。按照前述国家人口计生委的数据，2012年，中国流动人口已达2.36亿人，相当于每6个中国人中就有1名为流动人口。但上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仅农民工总数就已经达到2.6亿人，把这两组数据加总，即使除去一部分重复计算的人数，流动人口也将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
且历年统计结果也显示，中国流动人口数量正在呈现上升趋势，同时，新生代流动人口已逐渐成为流动人口主体。随着流动人口规模趋于上升，这一群体的利益诉求、内部结构、受教育水平也都在发生着巨大转变，这在考验迁入地包容力的同时，也将日益加剧地域户籍限制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之间的矛盾。
多年来，随着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不断加剧，大城市的国际化程度和就业发展空间已经具备了不可替代的优势，对于东部发达地区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而言，持续的外来人口涌入势必造成人口长时间处于超负荷承载，继而对教育、医疗、环境、交通、住房等公共服务的提供带来巨大压力，加剧大城市病的暴发。
实际上，在城镇化发展的初级阶段，因地域发展不均衡出现类似的人口流动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正处于高速发展和经济社会转型期，人口从农村向城市、从小城市向大城市的流动以及社会阶层间贫富轮替的流动性都较强，这也使得城市空间和社会阶层都还处于不稳定阶段，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矛盾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把人口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出发点、落脚点。一是坚持以人口城镇化带动工业化的转型升级，带动产业结构调整，由此将形成服务业发展的大环境。估计到2020年，中国服务业的比重有望提高到55%左右。
二是坚持以人口城镇化带动城乡一体化。新农村建设不能脱离城镇化进程，通过人口城镇化拉动城乡一体化，应当成为城镇化转型发展的重大任务。三是以人口城镇化带动中等收入群体的持续增加。到2020年人口城镇化基本格局初步形成，对实现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倍增将产生决定性影响。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专家建议，应明确把到2020年人口城镇化不低于50%作为约束性指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在农村。
人口城镇化率能够真实反映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程度，因而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指标。目前，人口城镇化率世界平均水平为52%。
从国际经验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人口城镇化率的均值为60%。如果到2020年，中国名义城镇化率达不到60%，人口城镇化率达不到50%，将意味着有一半的国民仍旧停留在农村较低的生活水平上。这样，不仅难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还会延误经济社会结构调整，失去发展的主动权。为此，需要把人口城镇化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重点，把到2020年人口城镇化不低于50%作为城镇化发展规划制定的基本依据，由此形成人口城镇化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在政策导向方面，重点从以下六方面入手：
第一，着力推进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型。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带有规模城镇化的某些特点：以工业化为主导、以做大经济总量和承载投资为主要目标、以土地批租为重要手段。这种城镇化模式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等突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