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孟雄的周围聚集着一批从事革命实际工作的中共老干部，如林彪的堂哥林育南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敢于抵制，对王明“左”倾错误也敢于抵制。
王明整人是很“雷厉风行”的，下手也是极狠的。他不仅在中共党内公开点名批判何孟雄，而且在江南省委也把批判何孟雄当成头等大事来抓。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在江南省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上海党组织贯彻四中全会的精神，首先要集中力量开展反对何孟雄等人的斗争。
以罗章龙为首的另一群从事革命实际工作的中共领导人也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和王明上台。他们逐步走向另一极端，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分裂中共中央，用错误行动反对错误路线。1931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做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王克全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王凤飞同志中央委员等问题决议案》，后来王克全、王凤飞、史文彬、唐友经、韩连会、沈先定等一批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陆续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开除了党籍。各省市、各区委也纷纷开除李震瀛（李泊之）、吴雨铭、张全刃、蔡博真、钱静安、鲁铁成的党籍。
这些被排斥打击处分的大都是从事工人运动出身的老革命，有类似顾顺章的经历，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斗争的关系，与顾顺章处得也不错。经此变化，中共中央领导集团成员的成分由“工人成分”占主导地位让位于“留俄学生成分”，顾顺章心里未免感到凄凉，有着“兔死狐悲”的感觉。王明宗派集团大搞山头主义，对异己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作为特科负责人的顾顺章是亲眼所见的，是看得非常清楚的，他不免感到心寒和困惑，最后对组织失去信任，对中共产生离心倾向。
顾顺章在中共中的“工人成分”优势渐渐失去作用，他在领导层中的“工人伙伴”也渐渐失势了。他在国内出生入死，屡建奇功，几年过去了，却还只是个政治局候补委员，而王明却一步登天为政治局委员，而且左右了中共中央。他怨恨中共“分配不公”，自己“亏”了。他由怨恨逐渐产生思想动摇、信念破灭，进而与中共离心离德，随时都有可能脱离中共。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一次讲话中说：“顾顺章的叛变不是偶然的，当时的立三路线和四中全会都加深了他的动摇。”虽然周恩来没有具体说明究竟是“立三路线和四中全会”的什么加深了顾顺章的动摇，但是四中全会的干部路线和四中全会后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使他的思想发生了震动，引发了他的动摇，是显而易见的。
有一种说法是在他被捕之前已准备叛变。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文献的是杜宁在1938年11月28日所写的那篇《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文中提及中共获知顾顺章叛变后，立即派人查抄顾顺章的家，“在他老婆房间内被我们抄着顾顺章亲手写给蒋介石的一封未发出的信。内容大概说如果蒋介石相信他，他可以把共产党、第三党、取消派等的各种组织关系——自中央到支部，一概交给蒋介石”。聂荣臻的回忆录也持这种说法。对这种说法，期待更多史料证实。总之，顾顺章被捕即叛变是不争的事实。
中共中央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顾顺章被押解到国民党湖北绥靖公署侦缉处，公署主任何成浚欣喜若狂，当即亲自审讯。顾顺章对自己的身份供认不讳，随即供出了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红二军团驻武汉办事处和在英商祥泰木行木船上做舵手的地下党员老陈等中共秘密。由于顾顺章叛变，导致中共中央军委武汉交通站及省、市、区委交通处五所，湘鄂西边区第二军团驻汉交通采购处，湘鄂边特委，湘鄂西红二军团后方医院采购处，汉川独立师驻汉交通处和采购处，沔阳驻汉交通站等二十余处机关和数处秘密掩护机关，均遭受严重破坏。数百名在武汉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干部和群众被捕。
顾顺章被押送到南京后，又出卖了恽代英、鲍君甫、钱壮飞等人，供出了中共中央负责人向忠发、周恩来、王明、秦邦宪、瞿秋白、李维汉等人的住址和中共中央秘书处、中央特科机关、共产国际驻沪代表、中共江苏省委机关的住处。
恽代英是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和尊敬的导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在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后留广州任黄埔军校主任政治教官兼中共党团书记。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8年中共六大后，历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等职务。1930年因批评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受到打击，被赶出中共中央，降为沪东区行委书记。他服从组织决定，摘掉深度近视眼镜，化装成工人，在上海杨树浦一带工厂区活动。1930年5月6日在怡和纱厂接头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先后关押在上海漕河泾监狱、苏州监狱，最后被押送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恽代英被捕后毁容，化名王作霖，称自己的身份为工人，国民党未能识别他的真面目，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顾顺章曾参与营救，使恽代英轻判后又获得减刑即将提前出狱。顾顺章在出卖恽代英时说：“我离沪之前，以2700元贿赂南京总司令部军法处处长王震南将恽代英由法院解到军法处经宣判释放。是否已被释放，应速查明。”恽代英释放在即，中共还交代了恽代英获释后回上海的路线，却因顾顺章的出卖于1931年4月29日被国民党杀害。
鲍君甫作为两面间谍，为中共做了许多好事，却因顾顺章出卖而被捕。但鲍君甫是个好人，始终没有交代对中共不利的事情。后因他在国民党内部有关系被国民党释放，后在国民党和日伪时期的反省院供职。新中国成立后因其之前在国民党、日伪任职的原因被捕，经周恩来、陈赓关照，处其管制一年。“文革”期间逝世。
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三名共产党员打入国民党核心机密单位后，分别在南京、上海、天津三个重要地方从事秘密工作，国民党通过电讯传递的机密几乎必经他们之手。他们三点成一线，控制国民党机密的传递，使中共能够在第一时间了解国民党有关核心机密。国民党的重要活动均为中共掌握。顾顺章的出卖，使他们只好忍痛撤离。钱壮飞于1935年春牺牲于贵州息烽红军长征途中。胡底因公开反对张国焘分裂中共中央分裂红军而被张国焘枪杀于川西北红四方面军中。李克农长期从事和领导中共情报安全保卫工作，继续为中共做贡献，1955年被评为解放军上将，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功德圆满，1962年在北京逝世。
关于顾顺章被捕后及被移送至南京的一些细节，蔡孟坚几十年后在台湾的回忆讲了一些细节。据蔡孟坚说：顾被捕时态度镇静，拒绝戴手铐，要求先将他送到大智旅馆收拾行李，国民党特务准备将他解往军法处，去军法处的途中，顾对特务说：“我要求见你们武汉领导人蔡孟坚。”特务问顾何以知道蔡的名字，顾答：“我是共党领导人，凡是国民党对付我们的人事及计划，我们没有不知道的。”顾顺章被带到蔡孟坚面前，顾即说：“我们认为武汉为白区，是最可怕的城市，今竟能见到你。我是上海租界中共中央党委兼红色保卫局局长，共党在全国各城市的活动都归我指挥。对国共战斗或和解，只有由我会见蒋总司令后解决，其他与你谈也无益。”蔡说：“先带你去见行营何成浚主任如何？”顾却说：“见何有什么用？”不想见何成浚。蔡孟坚即令特务将顾顺章送到旅馆监视过夜，并派叶秘书以伪装的身份向顾顺章套话。
随后，蔡孟坚去见何成浚，报告捕获要犯顾顺章及顾顺章本人要求安排速见蒋介石谈话。何成浚当即答复说：“此犯既然如此重要，我即照你所说，电报总座及其要求请谒总座种种，并预备轮船将顾犯解南京审理。”何成浚嘱蔡孟坚同样发电报告知陈立夫，因蔡孟坚个人所用的秘密电台，徐恩曾曾经私下向蔡孟坚打过招呼，任何电报均须由他的机要秘书钱壮飞译呈。深夜，蔡孟坚的秘书来报告，已从顾顺章口中套出如下一些重要资料：“我来武汉的重要任务：（1）当宁汉分立时，毛、周改组中共中央，经鲍罗廷同意将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推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因不识字、无政治认识，在上海的中央大员均看不起他，就连江西共党根据地也同样看不起他，所以国际共党指定向的密电，都由我与周等执行，徒不告知向，我们与江西共区商定，决计经粤汉铁路把向秘密送井冈山保护起来；（2）共党创始人已由驻莫斯科总代表调往豫鄂皖边区领导徐向前部，但周与我均认为武汉是一个‘白色恐怖’的城市，非机警能干的人来担任此一任务，否则很可能出大事，因此我便自告奋勇非来执行此一任务不可，周亦同意协助将我所领导的‘化广奇魔术团’的重要助手（非共党）乘轮送来汉口。同时租用戏院以‘化广奇魔术团’登广告以招徕观众，我带着张国焘乘共党专用的祥泰木材轮秘密登岸，并由当地交通安排在法租界密藏几天，等待乘赴鄂东麻城，再由徐向前派人接入根据地。我则公开找到魔术团助手，次晚即登场表演，观众的反应颇为叫好，已表演一周。昨晨据当地交通报告，张国焘已于日前乘车由麻城进入根据地，任务算是达成了，正待向忠发抵达汉口，转往井冈山。谁料今被尤崇新认出被捕，待见到蒋总司令后，再看前途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