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我熟悉和尊敬的老师在“文革”这场劫难中惨遭迫害，非常悲惨地死去。包括李杨铣校长、杨受之老师、杨绩庭老师、李宏灿老师、李泽生老师、钱惠芝书记等，连打钟的工人阿八叔都未能幸免，其他许多老师则离开了丽江一中。这是我永远难以忘却的事情。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们已得到平反昭雪，历史对他们做出了公正的结论。
丽江教育旧话
李世宗
古城私塾
丽江自明代木氏土司倡导学习汉文化，到清康熙年间正式设学，更广泛地传播、组织学习汉文化，经过长时间的酝酿和陶冶，民间受到了较深刻的影响，社会风气为之一变。人们原只知叫子弟从小去放牧、耕种，或学点手艺，现已转变认识到要让子弟成材，就要学文化，知书识礼。因而，送子弟入学的积极性很高，望子成龙的心情十分殷切。过去在古城还有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习俗，不知流传了多少年了：凡家里有“弄璋之喜”，生了个男孩，当婴儿满月时，母亲背去第一次上街，首先要在大石桥吴家书铺给小孩买一本木刻版本《三字经》，还有一管毛笔、一锭墨。回家好好收藏起来，待小孩五六岁开蒙入学时拿出来用。后来，不念《三字经》了，也要买一本小学课本“小小猫”。这说明培植子弟读书成材，已成为人们家里及社会生活中的第一要义，即使要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丽江自设学以来，百十年间培养出了一代代土生土长的读书人。他们三更灯火，勤苦濯磨，试图获得“一第”。但这“一第”也非容易获得，除少数幸运儿得高中，并谋得一官半职以外，其他一般秀才、廪生、贡生等，几度名落孙山后，沦落在家乡；又因既入了学宫，就变成了“秀才油坛”（装过油的坛罐，不能再装别的东西了），难得去谋别的职业了。唯有在闾里间开个“子云铺”，教几个蒙童，得用其所长；并且也适应社会要求，群众欢迎。同时，也有的人中了举，并在外地作了几任州县教谕；或在家乡书院担任过几年主讲，卸事后，在家里设个私馆，为待试的童生、秀才加加功，为地方尽点义务的。因此，有清一代，丽地城乡私塾不断出现，知名的私塾教师不下二三十人。其中有“品醇学邃，为束河首开文风”（木正源语）的和旭，有设馆于白沙，常聚生徒百余的段。李廷俊（号北楼，乾隆四十四年己亥科举人)，弟李廷伟、子李昶，孙李天叙，三代都从教于桑梓，是古城教育史上第一个“教育世家”。纳西族着名散文家杨昌出其门下。杨宣（号槐溪)，嘉庆年间举人，《府志》称：“致仕归，设馆于家，一时领乡荐、提南宫、入词馆者，多出其门”。王重儒及王焕宇，先后由其门人立恩师德教碑于古城四方街。和维琦家几代在向云阁设馆。黄山麓设馆的杨柏坪，古城人亲切地叫他“黄山老师”（指忠义坊旁世代从教的杨家），这些口碑皆表示人们对斯文的崇敬。
在已设立了官办的书院和义学的年代，私塾这种民间办学形式，对于地方教育事业仍有其重要地位和不可代替的作用。私塾没有一定的学制、学额以及课程规定，入学年龄限制，因而，它便于普及，即使在没有官办学堂的穷乡僻壤，只要有个读书人开个私塾，一大片学龄儿童就可以就地上学，识几个字。私塾教学必须按学生不同程度、要求，因材施教。有开蒙学童，就授以“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有的学生，粗识文字，过一两年准备就业的，就教点《幼学琼林》、《论语》、《孟子》，以丰富各方面的知识，懂得做人处世的一点道理；再学点“尺牍”、对联，文字上给以锻炼提高，便于往后应用。社会上有些手艺人、庄稼汉，能阅读《三国演义》，能为邻里写篇祭文，这点点文墨是从私塾得来的。在私塾里，特别是主持教师的人品学问档次较高的，有不少待试诸生。已考中秀才的，前来就读，除习时文外，老师讲点经史辞赋。这些“大学长”还要帮老师给小学生盘盘课，把把“描红”。私塾学费十分低廉，一年之内仅仅在端午、中秋、冬至三个节令，学生去给老师“拜节”，要送去一盘米、两合糖、一包茶，叫作“三色礼”。大概就是这样些，不成什么负担。那天，老师家里要蒸好糖包子（端午），或用月饼（中秋）、糯米饭（冬至）招待来“拜节”的客人。
由于私塾具上述特点，因此，直到辛亥革命后的二三十年代，地方上已有了较完备的中学和小学，而在丽江古城及城郊这个范围内，还存在着有名姓可数的近三十家私垫。其中，木芝园、王竹淇、王树和、李炳魁、和柏香、唐尚贤、杨穆之、张文湛、李奉之及王润卿等先生所设的私学，对当时丽江城乡学子，确有相当的吸引力。这不仅因为这些先生人品好，又是饱学之士，而且因为他们教学认真负责，讲究方法，使学者受益较多。王树和在“柏林学舍”讲一篇文章，不简单地“填鸭”，而是要求学生先预读，作准备，当场试讲，各人自由发挥，老师加以指点、归纳。唐尚贤每命一题叫学生作，老先生也作一篇，与诸生交流、切磋，完全是平等的态度。这样，学生有所获，就不是由于死记硬背，而是从实际磨炼中领会得来。私塾在教学上多有此特色。这就吸引了远近学子不断前来就学。
当年丽江青年出外升学并有成就者较多，他们都曾在家乡私塾讲习过，受到深刻的影响。方国瑜先生成了着名学者，到了八十高龄，对年轻时私塾老师和柏香先生的赠言，仍认为乃“深知之言，铭记在心，拳拳弗失”。感情真切，十分感人。
古城民间还流传着当年师生间的一段趣话：张文湛（字丽川），当年是前辈一笑先生李玉湛（字蕴川）的学生，聪明好学，先生钟爱，为他取名云“文湛”，字云“丽川”。师生名号相连，志不忘也。
大雪山下，狮象龟蛇一脉青葱，围绕着古城，民居依山傍水，错落有致。人们露出诚朴的微笑，脸上找不出一点冷暖炎凉。这里有“文笔大砚”的美誉，在古城，不管走进哪条街、哪个角落，都能听到各种各样的书声，有琅琅诵读“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的，有悠悠咏唱“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夜晚，古城静静的，只要有灯火处，有流水处，就有相应和的书声，小孩稚嫩的背诵声，老学究沉着苍凉的课读声……每当傍晚，各处私塾都散学了，孩子们抱着书包，个个嘴皮上都带着点舔过毛笔的墨印，一路上熙熙攘攘。遇到过年过节，孩子们特别高兴，穿起新衣，去给老师拜一拜，不苟言笑的老先生，今天，也觉得分外和颜悦色。许多古城子弟远走高飞了，但不管走到天涯海角，只要见到一湾流水，几缕垂杨就会想起家乡，似乎耳边又响起了古城的书声，给天涯游子以温暖、慰藉和有力的鞭策！
在那个年代，我们的古城也在变，在前进，她在读书声中、织布声中、村姑牧童的山歌声中，耕夫的吃喝声中，杂货铺的算盘声中，还有那《水龙吟》、《浪淘沙》等乐曲声中悠悠然前进着，虽然节奏是缓慢的。
丽江科举
丽江自清康熙年间兴学、设学以来，古城士子对于国家开科取士，视为光辉前途，十分向往，争自濯磨，跃跃欲试。而当时地方官及地方人士，对地方子弟参加科举亦颇重视，各方面给予关注。
嘉庆五年（1800年），时任知府的和费颜（字逸斋，满洲正黄旗人，监生）因念丽江地处边隅，非富庶鱼米之乡，士多清寒，赴乡、会试（即赴省赴京）路途遥远，多有困难。倡议筹集“乡、会赆金”（即赴乡、会试旅途补助基金）本人首捐俸银数百两，一时地方人士牛毓麟（恒超）、即麟（玉韦）、李廷俊、李寿孙、赵旭、郭楷、牛化麟及其他邑绅素丰者皆相继解囊捐助。知府因牛毓麟、即麟兄弟望重乡里，遂委托管理经营，制定规章，多方筹划。不久，和费颜知府卒于任上，毓麟弟兄恐负知府遗意，更勤恳从事，后存积至银7000余两，30余年，无丝毫差错。每闻士子应试消息，先垫出私金，送至家门。丽江人士赴乡会试者，俱沾其惠，乡里传为美谈。
知府和费颜对丽郡士子不但解囊筹资，解决其困难，且更关心其学业，课读甚严，因而士风日振。知府卒，牛毓麟深会其遗意，于书院考课之余，倡结“玉泉文社”，每逢春秋佳日，会集古城士子，作文赋诗，切磋交流，每得佳作则喜不自胜，三日盘餐，悉由其自家厨中备办。这也就是古城的诗文结社之始（以上情节见杨昌《恒超先生传》及《府志·人物志》）。
雪山书院旧址有一《童试卷金田庄记》碑文，载：“嘉庆十七年（1812年)，冯敬典（屯留举人）来守丽郡，接见士子，讲品行，谈文章，谆谆不倦，不啻师保之于弟子焉。”值童试，“念此邦士多单寒，饬令绅士酌减卷价，数十年之积弊，一旦澄清；而轸念寒士，于心尚歉然也。”（“卷金”是科举时代考生应考时须缴纳的一笔费用。“童试”指童生入学考，即考秀才；童试卷金须自费。）于时，有束河廪生和灿、里民和琳愿将祖遗田庄若干亩捐赠学府，作全县童试卷金。多士济济蒙受其泽。此碑记立于嘉庆二十年，副榜赵国辅撰文，举人杨宣书丹（还有李廷伟、杨昌、王春藻、李昶、桑映斗等列名于后）。
在这个年代、凡赴乡、会试得中者，地方上有给奖条例。仍在雪山书院旧址，有块石碑详细刻载奖金条例。略举数项：
中解元者（乡试第一名）除卷金外送银贰佰两；
中会元者（会试第一名）除卷金外送银肆佰两；
中进士者送卷金银壹佰伍拾两；
优拔朝考京官送银伍拾两；
举人中书国子监助教、学正、学录送银伍拾两；
中副榜者送银壹拾两。
（其余略）
此碑立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但前言中称“兹复推衍旧章”，说明此条例古已有之，现作重新调整镌刻。末有王成章、王树和、和庚吉、和建勋、李福宝、李中铨等列名。
据上述，有清一代科贡之士，受到地方一定的优惠。
自清乾隆至光绪百多年间，丽江出了进士7名：龚渤（字遂可)、王春藻（号碧泉)、李樾（号果亭）、李枟（字秀岐）、杨福豫（号棋海)、杨邦卫（字即藩）、和庚吉（号松樵）。其中，龚渤、李樾二人曾入翰林。计有举人60名（《府志稿》计到光绪十七年59名，其后有周冠南1名)，副榜12名(《府志稿》计到光绪十九年10名，后有习世贤、唐杰生2名)。拔贡约22名，贡生约113名。诸生更多，无法统计（清制，每逢酉年，由学臣从府州县廪生中，选拔文行优秀者，贡入京师，可入太学，可赴会试，称“拔贡”。从生员中挑选成绩优异者入贡，可入国子监肄业，是为“贡生”。明清时，经省各级考试录取入府、州、县学者，称生员——俗称秀才。生员有增生、附生、廪生、例生等名目，统称“诸生”。）上述这些科贡之士，是纳西族来自民间的第一、三代读书人，他们受到了汉文化的熏陶，树立了修身立品、匡时济世的思想。加之，他们刚从这块处女地生长，对于仕途坎坷，官场黑暗，阅历未深；身上棱角未磨，还有股虎虎生气。这不仅反映在他们的诗文大多刚健清新，充满青春气息，少有颓废情调中，而且，反映在他们的为人行事中。有杰出者确乎不同寻常，如举人李廷俊，乾隆末年赴京会试，联络滇中举子，控权奸和珅罪行。时和珅炙手可热，李廷俊控和珅，几乎招惹大祸。李辗转逃亡，回到家乡，终身从事地方教育。生员马子云赴榆应岁试，写《去官邪、锄鸩毒论》一文，揭露朝廷卖官鬻爵，吏治腐败；英人输入鸦片，浸淫遍中国，害国害民，提出禁毒主张，慷慨陈词，痛击时弊，语侵重臣。
结果，不但被取消了生员资格，且被打入囚牢，几遭杀身之祸（此事发生在嘉庆十年左右，林则徐禁烟前三十多年）。时消息传到家乡，说子云在榆城被杀害。其未婚妻麻氏痛切自尽。从此，子云终身不娶。携一笛一剑作汗漫游，足迹遍十三行省，“目击海衅之开也，庙谟之不定也”。见赵藩《马子云传》对现实的认识更深刻了。诗人马子云将一生心血都倾注在《雪楼诗钞》六卷中。还有举人杨昌，多年游宦在外，时任湖北潜江知县，汉水暴涨，多处决堤，他身为一方父母官，抢险救民，日夜奔波，与百姓同箪食壶浆，深更露坐，假寐堤下，经久风熏日炙，面目黧黑。其同僚谓其太苦，相劝可委诸他人。杨昌说：“吾今日之苦，自其宜也。
食租衣税，颐指气使，垂二十年矣”。又说：“上官委我，我又委他人，岂不甘蹈‘素餐’之诮乎？”一个封建士大夫有这一点反躬自问，忧民之忧的精神是可贵的。
到清末，丽江许多科贡之士接受了维新思想，弃旧图新，努力学习新学，赶上时代潮流。有的亲自赴海外学习、考察，或进省城及外地各类新学校。有的自己年纪较大，即送子弟出外深造，而甘愿为培植子弟承担沉重的负担。丽江于辛亥革命后出国留学较早的“一周三李”（即留日周冠南、留法李汝哲、留日李耀商、留日李汝炯），都是在其父辈影响、支持下成行的。也有的科贡人士满腔热血，参加革命党。总之，丽江教育翻开了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