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国瑜传（节选）
方福祺
一、家乡、家世
1903年正月十八日，云南省丽江县大研镇文治村的方氏大家庭中出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国瑜，字瑞丞，他是方氏家族这一辈中的第六个男孩。
丽江大研镇方氏，祖上不是本地人，而是安徽省安庆府潜山县大石桥人氏（此地离安庆府所在地百余里）。方氏祖上从方原仲起开始从军，时为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辛丑年，1361年），隶九江府丞徐达麾下。甲辰年（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调南昌左卫中所军，在此居住17年，并娶妻生子。到明朝洪武十四年（1381年）秋九月，方原仲随征南将军颍川侯傅友德率领的三十万大军征贵州、云南等地。据《明实录》洪武十五年三月丁丑岁载：“先是上谕傅友德等，以云南既平，留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四都司兵守之，控制要害。”方原仲所在地属江西都司南昌卫，被编籍云南左卫。方原仲因随傅友德征云南有功，授云南左卫中所世袭百户官职。从此方原仲在云南定居下来，在这里生息繁衍，成为安徽省安庆府潜山县大石桥方氏入滇之一世祖。到清朝康熙年间，改军籍为民户。清乾隆年间，十四世祖函宇公时，住在昆明甘公祠街，他先以行医为业，后改为经商。
清嘉庆中叶，丽江有一赵氏，以经商为业，经常往返于丽江与昆明之间。这丽江赵氏因商务关系认识了函宇公，他们俩相处甚好，他每次从丽江到昆明，都去甘公祠街看望函宇公。这时函宇公已生有四子：庭柱、庭梁、庭栋、庭凤，而赵氏此时无子，他对函宇公的第四个儿子庭凤很是喜欢。庭凤生于乾隆辛亥年（1791年）七月二十二日，聪俊，喜读书，时年十四五岁。赵氏有一女和庭凤年龄相当，他有意要招赘庭凤去丽江。一日赵氏将此意告诉函宇公，希望他能同意。
函宇公和妻子商量后，答应了赵氏，于是方庭凤随赵氏一起去了丽江。
方庭凤到了丽江赵家，成年后便和赵氏的女儿成亲。清嘉庆庚辰年（1820年）六月初九，庭凤的第一个儿子出生，名培纲，字诚甫。培纲出生后不久，赵氏的夫人也生下一子，于是便给庭凤一块土地，让他自立门户。这样，云南方氏十五世祖方庭凤就成为丽江大研镇方氏的一世祖。
方庭凤的儿子培纲自幼好学，但由于遭遇战乱，未能继续完成学业。培纲曾参与地方军务，差点死在战乱之中，后来就以经商为业。他在积蓄了一些钱财之后，在大研镇的文治村盖起了一院新房。培纲娶杨家之女为妻，生下二子：长子玉润，字泽民；次子玉田，字山。玉润、玉田成年之后，同心经商，勤俭持家，家业渐展。他们创建了“崇信”商号，以经营山货为主，经营范围由云南扩大到四川的会理、成都、重庆等地。由于他们经商讲信义，老少无欺，在地方上很有美誉。玉润娶牛家之女为妻，生有三个儿子。玉田娶和家之女为妻，只生有一子。
由于玉润和玉田两兄弟同心经商，方氏的家业比培纲时又增多不少，他们在王家庄又建了一院新居。由于兄弟二人都已娶妻生子，人口增加，王家庄新居盖好后，他们便决定分家。而丽江方氏到玉润、玉田时，已是第三代，和当地的纳西族已经融为一体。玉润和玉田两兄弟分家，按纳西族的习惯，幼子玉田应居祖屋，而玉田想到王家庄新居去住，所以玉润就留在文治村老宅。
玉润住在大研镇文治村，生有三个儿子，长子方堃，字贞元，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五月十一日出生，光绪年间拔贡，能书善画，后也从商，曾任过丽江首任商务会长。次子方堡，字莜屏，自幼精敏过人，成年后以经商为业，常往返于四川、丽江、昆明等地，后又和成都一位姓张的商人同去安南做生意。方堡经商所得，是方家的主要经济来源。幼子方基，字仁伯，自幼身体较弱，成年以后主要在家料理账目。
丽江地处中国西南边疆云南省的西北部，是纳西族的聚居区。在20世纪初年，这里还是一个地主经济和领主经济并存的地区，但商品经济已有了相当的发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受汉族、白族等民族的影响，手工业逐渐从农业中独立出来，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有了缓慢的发展，当然社会经济结构仍以农业为基础。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使纳西族在进行商务活动时，受到了汉文化的较深影响。
丽江是偏僻之地，但明清以后，特别是自清朝雍正初年改土归流以来，土司制的种种限制被取消了，丽江纳西族和中原汉族之间的交往进一步增加，地方文化教育有了初步发展。康熙、雍正年间先后建立了玉河、雪山两书院；到清末光绪年间，已有义学31馆及不少乡村私塾。从改土归流到清末的100多年间，先后出了进士7人，举人60多人，副榜10余人，拔贡、优贡20多人，其他贡生110多人，并出现了一大批有诗文传世的文人学士。清末民初，废科举、兴学校，在地方有识之士和官府的倡导下，丽江府开办了中学堂、高等小学堂等一批新式学校，丽江的教育又有了进一步发展。
二、青少年时代
丽江大研镇方氏到了第四代时，已是一个有20多口人的封建大家庭。这个家庭的经济来源主要靠100余亩土地的地租和经商所得。方国瑜出生后，家里的铺子由伯父、叔父经营，他的父亲方堡则常年在外贩运土产、药材和皮毛等货物到四川等地，卖出后又收购布匹、铜器等物回丽江销售。后来方堡和四川商人合伙开商号经营山货，每年能赚不少钱。那时方家还经营家庭手工业，自己煮酒、制小粉、纺羊毛，把成品出售，所得供给家里作平时零用的开支，而酒糟和豆渣就用来养猪。每年到春节前可杀年猪四五头，除全家食用外，还可拿出部分去集市上出售。所以方家的大人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整日忙忙碌碌，但每年的辛苦也使他们有了较好的经济收入。这些年也是方家经济状况最好的时期。由于人口的增加，老宅显得拥挤，所以在文治村老宅旁又盖起了一院新房，能书善画的贞元公还亲自动手在庭院的墙上画画，多幅栩栩如生的花鸟画至今还依稀可见。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正月十八日，方国瑜就出生在这个封建大家庭中，他是方堡的次子，他的哥哥方国琛比他年长三岁。
方国瑜出生时体质很差，成长过程中常常生病，别的孩子1岁左右开始学步，而他到了3岁才开始学步，5岁时还走不稳。一次跌倒，右眼触到香炉上受伤。
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他受伤的眼睛未能得到及时治疗，从此眼病绵延，痛苦一生。
方国瑜从小身体弱，所以常常被别的孩子欺负。母亲为使儿子能健康成长，便把他送到邻近的一户姓赵的人家里寄养。这家的老人到过昆明，见多识广，国瑜到他家后，这位老人常常将自己的见闻讲给他听，使他长了不少见识，并对外面的世界有了最初的了解。方国瑜7岁时进私塾开蒙读书，他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有所成就，不再受人欺负。
丽江虽处边地，但从雍正元年（1723年）改土归流，第一任流官杨馝为“教养子弟，使知礼仪，以美风俗”，在文治村设雪山书院，并在文明坊置童生考棚，使丽江百姓有了受汉文化教育的条件。乾隆二年（1737年），在文明村创立忠孝学馆，这是丽江改流后最早举办的义学馆之一。义学馆为丽江培养出了不少科贡之士和一批私塾教师。方家居住的文治村及附近的文明、文林、文华四个村，由于较早有了雪山书院、忠孝学馆及一些私塾，使这四个村子从忠孝学馆成立到清朝末年废除科举的一百多里出了多名进士、举人和贡生，方国瑜的大伯父方堃就是贡生之一。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实行新政，废科举，设学校。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丽江知府彭继志在当地开办新学，创立丽江府中学堂，又在雪山书院旧址设多级小学，招收初小学童。原来的忠孝学馆改为蒙养学堂，这样，四个村的学童，不出村子就可接受启蒙教育。
方国瑜出生时，方氏大家庭由他的大伯父方堃主事。方堃非常重视对下一代的培养，对他们要求非常严格。7岁时方国瑜进杨家学馆开始启蒙教育，后又进过两家学馆，最后进了公办的蒙养学堂。在开蒙的两年里，主要是学习、背诵《三字经》、《四书》和读蒙养课本。1911年辛亥革命起，蒙养学堂停课。1912年春，国瑜进了文治、文华两村合办的初等小学堂，后又升入高等小学堂。进小学后所读教科书，有国文、修身、算术、历史、地理、理科等门，每周内有相间的长、短作文各一次，每次都由教员认真批改。这时小学堂的老师多由云南省初等师范简易科及两级师范简易科毕业的学生担任，所以小学生们能接受较正规的新学教育。方国瑜进小学后，勤奋好学，每天很早起床，大声朗读国文，为不影响家里其他人睡觉，他的母亲每天早起为他打开大门，让他到村边的空旷之地去读书。由于小学几年他坚持苦读，所以他的汉语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进小学后，他白天在学校里读教科书，晚上回到家里，伯父和叔父教他读《四书》，使他不仅能背诵，而且能够讲解。他节假日和寒暑假也不休息，在家读《幼学琼林》、《左传句解》、《古文释义》、《东莱博易》、《史记精华》等书，这些书他读后也多能讲解。除以上这些书外，他还读了《诗经》、《书经》、《礼记》的部分内容，浏览过《纲目通鉴》、《历代史论》等书。他读这些书，虽然多半是死读硬记，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逐渐丰富，就不仅能够牢记，也能理解其义了。他的博闻强记功夫就是这样锻炼出来的。
方国瑜由于幼年体弱，加上5岁后眼病纠缠，所以他不敢、也不肯多与人交往。平日家里有和亲戚、邻居应酬的事，他从不愿参加，就连家里的堂兄弟姐妹，他也很少和他们在一起玩耍，整日躲在屋里读书，养成了他坐冷板凳的习惯。他自谓“资质粗笨”，故勤奋补拙，读《伦语》“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之句，不甘居下，自署书屋曰“困而好学斋”以自勉。
1918年9月，15岁的方国瑜小学毕业，随即考入丽江“六属联合中学”。
“联中”是在1914年（民国三年）开办的，六属系指丽江、鹤庆、剑川、中甸、维西、兰坪六县，清时属丽江府。联中学制四年，1914年招收新生一班。由于其经费来源是靠鹤庆松桂骡马交易会税收款，数额有限，因此，在校生经常只能保持两个班。毕业一班才能招收一班，开办后只毕业了五个班。方国瑜是联中第二班的学生。
联中附设在云南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内（由原丽江府中学堂改名），首任校长由周冠南兼任，其他教职员也都由第六师范教职员兼任。周冠南1875年出生在丽江石鼓镇，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辛丑科乡试，他得中第六名举人。1905年派遣留学生，他以优秀举子被选送日本留学，攻读教育学。回国后，正值办新学，他在丽江以“启开边地文明”为职志，赤忱办学。
联合中学每年在校生虽只有两个班，但风气很好，学生们生活简朴，刻苦读书，从早到晚，校园里琅琅书声不断。学校实行军事管理，纪律严整。学生们课余活动也相当活跃，有“国语会”（提倡讲汉语）、“演讲会”等各种组织。“演讲会”定期在每星期六下午举行，演讲人由抽签决定，一次三个人，第一个为“正讲”，讲师自由拟定，并把自己拟定的题目告之另外两个人。第二个人称“副讲”，他要在第一个人讲后，就此题目作更深入的阐述和论证。而第三个人为“反讲”，这个人要针对前两个人所讲的内容进行驳论。这种演讲方式对于活跃思维，锻炼表达能力，无疑是有益的。正是这种好的教育方式，联中为丽江培养了不少人才。
方国瑜在“六属联合中学”的四年里，所学课程都是学校遵照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开设的，英语和自然科学占很大比重。他从小学到中学对自然科学都很感兴趣，考试都是甲等成绩。上中学四年都是住校，节假日才回家住。每到回家住时，他就和几个同学一起去跟一个叫和让的先生学习诗文。和先生的教诲，对方国瑜今后所走的治学道路产生了很大影响。
和让，字德谦，拔贡出身。他是20世纪初丽江县大研镇很有学问的人，长于诗文，也研究经、史、诸子。他当时并不在小学、中学教书，而以着述为事。每逢星期天和寒暑假，方国瑜都要与几个志趣相投的同学一起到德谦先生家听他讲古文和练习作诗。通过跟德谦先生学习，他开始了解旧学的门类、派别和许多有关的着述。德谦先生在讲课之余，还经常向他们灌输“人死留名，豹死留皮”，“有名才不负此生”，“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一类成名成家的思想。他引《左传》“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话，说立德、立功、立言是人生的“三不朽”。
德谦先生对方国瑜说：“依你的性格、能力，做不到立德、立功，而立言是能做到的，因为你肯读书”。并谆谆告诫他：“不能走升官发财的路子，因为你没有这种能力，若硬强求去做，就会身败名裂。”鼓励他着书立说，成为一个能“立言”的学人。方国瑜的伯父贞元公也很赞同德谦先生的这番话，在国瑜1922年7月离家外出求学的头天晚上，伯父和他谈到深夜，鼓励他去做一个能“立言”的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