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186710。25-195908。14），中国出版家。字筱斋，号菊生。原籍浙江海盐。1867年10月25日生于广东。1959年8月14日，卒于上海。光绪壬辰（1892）进士。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戊戌变法时光绪帝曾破格召见，政变后被革职。
1896年和陈昭常等人创办教授西学的通艺学堂。1898年冬任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管理译书院事务兼总校，注意译书的选题意义，改变原著重译兵书为译社科书籍。后任公学总理，1902年7月后辞职。
1901年，以“辅助教育为己任”，投资商务印书馆，并主持该馆编译工作。1903年任该馆编译所长，1916年任经理，1920到1926年改任监理。1926年任董事长直至逝世。1949年被特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02年的张元济35岁。王润民大约知道张元济为什么找到自己家来。自己的书稿应该给了这位清末开明知识分子很大的触动。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以前，中国人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四场大规模的侵略之后，认识到了一个问题。中国这个一直以来都是世界中心、天朝上国，称雄世界几千年之久的中央王朝，已经不可避免的衰落了。对于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经过了西方知识的传入和政治上的复杂角逐，对于采用保守手段治理国家，还是通过引进洋务发展国家，两种观点一直处于对立状态中。
满清统治者玩弄权术。一方面，拉拢李鸿章等洋务运动领袖。一方面，又通过顽固势力打击洋务派，以维护自身摇摇欲坠的封建权力。可以说，这一时期，中国人还处于，要不要进行改革的动摇之中。
中国的知识分子也由此分为两派。一派是顽固保守派，死抱着腐朽的封建主义思想准备和封建制度一起走进坟墓。一派是开明改革派，主动接触和学习西方世界的思想文化，希求能够找到一条救国图强的道路。
在这两种思想互相碰撞中，作为开明改革派在政治上的代表，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政治家，带着镣铐跳舞，艰难的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实践洋务救国的思想路线。开启了中国在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近代化的进程。通过三十几年的努力，在中国建立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和新式学校。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满清顽固派政治势力获得最终胜利。但是，还没等他们享受自己的政治红利的时候。殖民主义侵略者的倾销政策和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之间的巨大冲突，使得义和团运动爆发。
八国联军在中国大地上的烧杀抢掠，为中国思想界的争论画上句号。1900年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认识到，中国如果再不变化，就将彻底陷入灭亡的深渊之中。
但是，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并没有挽救清王朝的没落。近代先进的生产力，在中国落后的生产关系和腐朽的上层建筑的压制下，没有形成先进的生产关系。
虽然1900年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认识到中国需要变化。但是怎样推动中国的进步，哪一种制度最适合中国，西方国家是怎样从蛮夷变成列强等等，这一切疑问都没有明确的答案。西方世界，在船坚炮利的迷雾之中看不清楚。
张元济作为中国开明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在亲身经历了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亲眼目睹了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烧杀抢掠。使得他在痛苦中苦苦追寻世界的真相。就在这个时候，一本名为《自然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著作，像雷霆闪电一般震惊了张元济。给他十几年来的疑问，提供了完美的答案。这不能不让张元济撇下正在建设中的商务印书馆，前来北京面见这部惊世大作的作者。
在客厅里的张元济，无视了李玉坤老师的喋喋不休，也无视了充满了未来风格的沙发、电灯、暖气、塑钢窗等生活设施，在忐忑中等待着自己思想导师的庐山真面目。
王润民知道自己的书会给张元济一个很大的触动。这一时期，毕竟科学的革命思想还没有在俄国和中国的实践中，得到发展完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在这个时代最先进，也是最成熟的理论体系。据已知的历史发展进程，王润民知道，社会达尔文主义，正是殖民主义、国家主义以及军国主义的理论依据，也是科学革命理论的理论基础之一。
王润民走进客厅的时候，还没等他看清客人的面目。张元济就以最快的速度，最夸张的反应，从沙发上跳了起来。他跑过来，一把拉住王润民的手，带着一种让王润民有点毛骨悚然的激动和深情，摇着王润民的手说道，“不想中国今日又有圣贤出！”
他的这种行动，把没有心理准备的王润民吓了一跳。
王润民请张元济在沙发上坐下来。不到一盏茶的功夫，他就了解了张元济的来意。一方面，他是给王润民送来定版后的书样。另一方面，他邀请王润民作张元济筹划中报纸的主笔，请他在报纸中宣传自己的思想。还有就是，邀请王润民到张元济担任总理的南洋公学讲学。
对于王润民来说，张元济这个在中国文化史上，留有大名的历史人物对他的推崇，还是让他觉得比较诧异的。但是张元济的推崇的尊重，特别是到以后的交通大学去讲学这样的邀请，也让王润民觉得虚荣感得到满足。
可是，与其他的穿越者不同，王润民这个宅男是真正的宅男。对于在没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到很快将成为风口浪尖的上海讲学，这样的要求。王润民是敬谢不敏的。
王润民有着自己的计划。用一年的时间，对二十名青年班学生完成基础教育之后。王润民的办学计划，就会在1903年的北京展开。一所一千人左右学校的筹备工作，是十分琐碎繁杂的，他没有时间，也没有意愿到上海去出风头。
王润民先和张元济讨论了自己这那本书的出版计划。王润民出资十万银元，全资赞助书籍的出版。他要求印书馆向全国各新式学堂，各省讲武堂、各教会学校、各新学，包括各种洋务机构，每单位免费捐献书籍十部。之后，还要向全国各主要城市的主要书店低价出售。
另外，对张元济筹建中的报纸，王润民出资十万银元进行赞助。对于具体经营他概不干涉。他只是要求张元济，要把报社办在租借，以保障报纸安全。对报纸的名字，王润民定名为《红潮》。
就这样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红潮风暴，在地球的东半球一个，不起眼的房间里，起于微末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