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上添花、顺手帮带的助人固然是一种美德，但当自己也身处困境却能伸出援手，更令人感动。真正考验人格的却是最后的一美元，牺牲自己的利益而助人，能通过这样的考试的人确实难能可贵。
二十年前那个雨雪霏霏、北风烈烈的季节，刚刚从中学毕业的我，带着对音乐的狂热，只身来到纳什维尔，希望成为一名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
然而，我却四处碰壁。一个月下来，口袋里差不多已空空如也。幸而一位在超级市场工作的朋友用那里准备扔掉的过期食品偷偷接济我，我才勉强度日。最后，我只剩下一美元，却怎么也舍不得把它花掉，因为上面满是我喜爱的歌星的亲笔签名。
一天早晨，我在停车场留意到一名男子坐在一辆破旧不堪的汽车里。一连两天，汽车都停在原地。而那名男子每次看到我都温和地向我挥挥手。我心里纳闷，这么大的风雪，他呆在那儿干吗？
第三天早晨，当我走近那辆汽车时，那名男子把车窗摇下来。我停住脚步，和他攀谈起来。交谈中，我了解到，他是来这里应聘的，但因为早到了三天，无法立即工作。口袋里又没钱，所以只好呆在车里不吃不喝。
他忸怩片刻，然后红着脸问我是否可以借给他一美元买点吃的，日后再还我。然而，我也是自身难保。我向他解释了我的困境，不忍看到他失望的表情而转身离去。
刹那间，我想起口袋里的那一美元。犹豫了片刻，我终于下了决心。我走到车前，把钱递给了他。他的两眼顿时亮了起来。“有人在上面写满了字。”他说。他没有留意那全是亲笔签名。
那一天，我尽量不去想这珍贵的一美元。然而时来运转，就在当天早晨，一家电台通知我去录节目，薪金500美元。从那以后，我一炮打响，成为正式节目主持人，再不用为吃穿用而发愁了。
我没有再见过那名车上的男子。有时心想，他到底是乞丐，还是上天派给我的幸运之神。但是有一点我是清楚的，这次重要的考试我通过了。
大房檐
◎文/佚名
施恩虽不图报，却要小心避免抱怨，好的愿望好的方法必会有好的结果。
有位富翁很有善心，盖个大房子，他特地要求师傅把房檐加长，好使贫苦无家的人，都能到下面挡风遮雨。
房子建成了，果然有许多穷人聚集檐下，他们甚至摆摊子做起了买卖，并生火煮饭。嘈杂的人声与油烟，使富翁不堪其扰，不悦的家人，也常与檐下的人争吵。
冬天，有个老人在檐下冻死了，大家交口骂富翁不仁。
夏天，一场飓风刮过，别人的房子都没事，富翁的房子因为房檐过长，居然被掀了顶。村人们都说他这是恶有恶报。
重修屋顶时，富翁要求只建小小的房檐，因为他明白：施人余荫总让受施者有仰人鼻息的自卑感，结果由自卑变成了敌对。
富翁把钱捐给慈善机构，并盖了一间小房子，所能荫庇的范围远比以前的房檐小，但是四面有墙，是一幢正式的房子。许多无家可归的人，都在其中获得暂时的庇护，并对房子的施主感恩戴德。
没过几年，富翁成了村子里最受欢迎的人，并且对他非常尊敬。当他死后人们仍对他念念不忘，时常去墓地纪念他。
智斗
◎文/佚名
一个人的伟大，固然往往是因为他的丰功伟绩，然而更重要的却是有尊严，在国际场合尤为重要。
一位留法的中国学生，留学之前曾是一名记者，现就读法国巴黎十二大学，当插班生。当他上第一堂对话课时，教授就毫不客气地向他发出了“挑战”：“作为记者，请概括一下你在中国是如何工作的。”显然，教授已经知道他是记者。记者这个职业本是与政治关系密切的，而这也使问题更为敏感、棘手、难以回答。中国留学生面对对方的先发制人的凌厉攻势，采取了画地为牢的方法，抓住教授问话中的“概括”一词，用真正“概括”的语言回答了教授并不想知道的问题：“概括一下来讲，我写我愿意写的东西。”
教授见未能达到目的，接着问道：“我想您会给予我这样的荣幸：让我明白您的上级是如何工作的。”中国留学生用同样的方式答道：“概括一下来讲，我的上级做他愿意做的事情。”全班同学不由“哄”地一下笑起来，这实际是答非所问，无效回答。
连碰了两个软钉子，教授再一次发“难”：“我可以知道您是来自哪个中国吗？”教授的这个问题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一个陷阱。教授挑明了问题，“我是想知道，您是来自台湾中国还是北京中国。”霎时，全班几十双不同颜色的眼睛一齐扫向了中国留学生和一位台湾同学。中国留学生沉静地说：“只有一个中国，教授先生。这是常识。”随后，那位台湾同学在教授和同学们的注视下也慢慢说：“只有一个中国，教授先生，这是常识。”
这句答话虽简短，却字字千钧，尤其着重强调了“教授”和“常识”两词，言外之意不乏嘲讽：这么普通的常识教授都不知道。这也暗示着自己对此问题的立场不容置疑，也宣告了教授阴谋的破产。
教授把话题直接拉到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上：“您认为在台湾问题上，该是谁负主要责任呢？”中国留学生对这种步步紧逼、层层深入的实质性问题和开门见山、单刀直入的提问方式，反倒表现出一派清朗和幽默轻松的风度：“该是我们的父辈，教授先生，那会儿他们还年纪轻轻哩！”
教授仍紧追不舍，不依不饶：“依您之见，台湾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教授先生，中国有句古活，叫做‘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们的父辈还健在哩……我们没有权力去剥夺父辈们解决他们自己酿就的难题的资格。”在充满幽默感的笑声中，中国留学生巧妙地化实为虚，把话题全部转移到“父辈”身上，也就把教授所提问题的犀利锋芒化解。然而，教授接着对于“父辈”的话题顺理成章地又是一个凌厉的攻势：“我想，您不会否认邓小平先生该是你们的父辈。您是否知道他想如何解决台湾问题？”中国留学生以不变应万变：“我想，如今摆在邓小平先生桌面的，台湾问题并非是最重要的。”教授马上接着问：“您认为在邓小平先生的桌面上，什么问题是最重要的？”中国留学生迅速答道：“依我之见，如何使中国尽早富强起来是他迫切需要考虑的。”答到此，已经意味着关于“台湾问题”的对话的彻底结束，且是以教授的惨败而告终的。
教授终于孤注一掷地“抛”出一个更大难度的问题：“我实在愿意请教，中国富强的标准是什么？这儿坐的二十几个国家的学生，我想大家都有兴趣弄清楚这一点。”中国留学生站了起来，一字一板地说：“最起码的一条是：任何一个离开国门的我的同胞，再不会受到像我今日要承受的这类刁难。”借中国富强标准之题，庄严地宣告了中国人人格的不容侵犯，同时对教授连番的刁难给予致命的一击。尽管也是旁敲侧击，并给这场“刁难”与反“刁难”的舌战画上了句号。
这场舌战是精彩的，而更精彩的是它的真正结尾：教授离开了讲台走向中国留学生，一只手掌放到他肩上，轻轻地说：“我丝毫没有刁难您的意思。我只是想知道，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是如何看待他们自己国家的问题的。”然后，他大步走到教室中央大声宣布：“我向中国人脱帽致敬。下课。”
行善接力
◎文/李华伟
从一位不知名的锡克教徒到一名印度公务员再到他的助手，再从助手到他儿子然后到一个狼狈万分的外国人，虽然所赠有限，但其心意远远超过钱的数额。它令我时时想起，我该为别人做点什么？这种行善接力会在许多心灵中播下爱的种子，从而使行善成为很多人的习惯。
印度一个名叫梅农的人初抵新德里，想在政府机关找份工作，但是他刚抵达目的地，所有的财物便在火车站被人偷光。他进退维谷，于是向一位年老的锡克教徒诉说他的苦处，希望能借到15卢比暂时应急，承诺一找到工作就还钱。那人把钱借给了梅农，但硬不肯给出自己的姓名和住址，只是说，施恩的是一个陌生人，接受施恩的也该是一个陌生人。
梅农终身不忘这笔债，后来以行善出了名。不久以前，我在孟买机场寄存行李柜台前想领回我的行李，可是身边没有印度钱币，服务员又不肯收旅行支票。这时，我旁边一位陌生人替我付了寄存行李费，然后把梅农的故事讲给我听，叫我不必计较该还给他多少钱。他解释说：他父亲是梅农的助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