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烟花那样绽放
◎文/姜钦峰
人生就像烟花，目前的小角色就是那根小小的引信，毫不起眼儿，也不会自燃，唯有亲手将其点燃，才会绽放出绚烂夺目的光彩。
他是那种最没有前途的龙套演员。虽然参加过许多影视剧的拍摄，但在字幕上从来看不到他的名字。默默无闻，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微薄的收入仅能糊口，他的名字从来不被人记起。因为名不见经传，他在片场混迹多年，只扮演过一种角色，没有台词，看不到表情，更没有发挥的空间。可他热爱演艺事业，从不怨天尤人，也不奢望什么，只是兢兢业业地演好每一个角色，包括“死尸”。
上世纪90年代初，周星驰已经大红大紫，电影《唐伯虎点秋香》在香港开机。那天在片场，刀光剑影中，正邪两派高手打得难解难分。正在此时，横空飞来一具“死尸”，重重地砸在地上，一动不动。那具“死尸”。就是他扮演的。这时，周星驰忽然童心大发，恶作剧起来，朝“死尸”踢了一脚。他躺在地上没反应。周星驰加了把劲，又踩了他一脚，还没动静。于是，周星驰又拿起手中的霸王枪（道具）对准他的大腿戳了两枪，他依然纹丝不动。不好，可能演员发生意外了！周星驰吓得不轻，赶紧叫大家停下，然后亲手把他扶起来。
这时他才睁开眼睛，因为脸上涂满了泥巴，样子极为滑稽。原来是虚惊一场，周星驰面有愠色，质问他：“你刚才为何一声不吭，把我吓了一跳。”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有好心人立即上来提醒他：“快给星爷认个错吧，不然的话，你的饭碗就砸了，今后连死尸也别想演了。”他抹去脸上的泥巴，解释道：“我演的是死尸，只要导演没喊停，就不能动啊！”周星驰愣住了，半晌才开口：“你叫什么名字？以后就跟着我开工吧。”“田启文。”他高声回答。后来，这一幕被周星驰搬进了电影《喜剧之王》中。
一个跑龙套的能把“死尸”演绎得“活灵活现”，还有什么角色演不好？田启文的敬业精神感动了周星驰，同时也为自己敲开了成功的大门。此后，在周星驰的每一部影片中，都能看到他的出色表演。
世界是个大舞台，上帝赐予每个人不同的角色，有主角、配角，当然还得有人跑龙套。既然出身无法决定，何不把握未来？或许我们暂时只是个小角色，微乎其微，与其怨天尤人、一事无成，不如全力以赴、专心致志演好每一个角色。
人生就像烟花，目前的小角色就是那根小小的引信，毫不起眼儿，也不会自燃，唯有亲手将其点燃，才会绽放出绚烂夺目的光彩。
两代人的乡愁
◎文/［台湾］陈婉容
乡愁，这是一种无法说清楚、道明白的感觉；是一种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无法遗忘，无论相隔数载也不能消弥的文化。
在那个饥荒内战的年代，一个懵懂的14岁少年，告别父母，离开河北家乡，随着军队，一步一步地从芜湖走路到厦门，再从马祖辗转到了台湾。
他的每个步伐都很艰辛，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看着他的战友一个个倒下，想着家乡的父母兄长和姐妹，天涯漂泊……他的心是凄苦的。
他从少年等到壮年和中年，大半的岁月过去之后才慢慢明白：家乡，是再也回不去了。
每每父亲因乡愁落泪，转身抹去泪痕的刹那，恍惚间，我似乎看见一个个自报姓名和身世籍贯的老人像个委屈的男孩在向历史诉苦，诉说着初到孤岛时的孤独脆弱。
我是漫天飞舞的落叶。
“你要是真的想去，爸爸也不拦你！只是你要想清楚，只要民进党在任一天，你的学历就不会被承认，到时候你回来找工作就难了，你要为未来打算啊！”为了我的人学，已经戒烟的父亲，又抽起一支又一支的烟，我倔强的决定让他在好几个夜晚失眠、焦虑和担忧。
2002年暑假，收到山东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没有太多的欣喜，而是更多沉重。我这个在台北长大的女孩，从小就有乡愁，是父亲给我的！我想到的唯一落叶归根的最好方式，就是在那片我心里景仰已久的土地上大学，认识那些所谓的“北方人”。
岛上那些哈韩哈日的80年代同龄人，对于“中国”有着很模糊的概念。主观的感觉那是不发达之地，对于我的大中国情结难以理解，只是冷嘲热讽地笑话我：“你哈大陆哦？真特别，酷！”然后用看异类的眼光看着我。
我从来不在意这些！只是在心底嘲笑那些人的可悲！数典忘祖的人，还能要求他（她）们什么？所以，我从来都不和那些人交心，因为发自内心而来的看轻。
我的选择，建构在父亲的理解上。父亲都不可思议这个年纪和自己差快半世纪的孩子，可以承载那么多自己的乡愁。父亲是欣慰的，也是不安的。他知道自己的女儿，没有心机又太过单纯，让她独自一人提着行李跨越海峡来到陌生的济南……父亲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父亲，我有和你一样的悲伤。
每次，父亲总是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孩子！你终究是要回台湾的。”
“为什么呢？”其实答案早已了然于心。
“那毕竟不是你生长的地方啊！你能习惯吗？台湾和大陆……终究还是有差别的呀！爸爸前几年回去，深深地感觉到了，乡愁和幻灭，其实是很残酷的事！”
“爸爸，你说的我都懂呀！罗素说过，对人苦难的深切关怀，是他人生的最大驱动力之一……我也正是如此，可是，一切都是那么令人觉得无力。困苦的人很多，多数人却都很冷漠。多数人遇见不平待遇的时候，甚至不晓得如何捍卫自己的尊严和权利。”
“爸爸，我和你一样，都有悲伤。你的悲伤是一辈子的骨肉离散和乡愁，我的悲伤是认同和身份，它复杂又纷乱。”
“爸爸，你还会想回去吗？”
“我年纪大了，就不回去了吧！回去还要转机，一个省一个省地去探亲，体力吃不消啊！你的那些伯伯也不在了，去了只有伤感。他们几个家的景况也不太好，我看了也伤心啊！”短促的美丽，也深深烙印生命。
2004年3月19日，一场经过导演的枪击案改变了台湾重要的选举。原本岛内呼声最高的连宋在惊叹声中落马，这场选举，输得不明不白。
民进党依然得势，蓝军气数已尽。心里沉重，对政治不感兴趣，只是关心那些和父亲一样，流落岛上变成台湾一分子的老人们，他们来自各省，在台湾的记号叫做“外省人”。他们有坚不可摧的中国情结——他们一辈子所信仰的价值，认为不可被玷污的记忆，自2000年选举以后，又再一次崩塌。
希望，再度破灭。老人们老泪纵横，湿润的眼眶里，都是灵魂的词汇。后裔兴许不太明白他们内心里的悲凉，不太明白他们一生信仰的陷落是多么的情何以堪，可是却愿意陪着他们扛着青天白日旗，为这场不公正的选举在“总统府”前静坐抗议。沸沸扬扬，持续了好多个日子。
父亲在电话里气愤地告诉我：“民进党把大家都当傻瓜吗？我每天都和你三哥去游行。那些年迈的老兵，在游行的时候，每个人都哭了……现实对于我们，太残酷了。”
电话这头，脑海里浮现父亲那些长达半世纪的战友，各省口音齐聚，每张年迈皱褶的脸上，都是慈祥的微笑。我问过爸爸带有浓重乡音的朋友：“伯伯，您老家是哪儿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