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仲夏，我爷爷在廊沿下看书睡着了，被过堂风吹得中了风，半身偏瘫，口齿不爽，卧床半年，再爬起来时只能持杖而行。得偏瘫的爷爷虎威大减。
这时候偷偷参赌的我大伯开始在家里兴风作浪，私心重的小婶又装疯卖傻。另有兄弟妯娌们也因为我爷爷用银粮慷慨接济梅先生的队伍而怨声载道。大伯在暗中策划分家，并扬言以长子长孙为由独占骆家老宅院。
精明透顶的我爷爷看出：骆家要败，骆家的子孙要给祖宗丢脸……
一天半夜，忽然从骆家正房窜出一条火龙，烈焰疯狂，火借风势，风助火威，片刻工夫骆家大院一片火海。除了后院两间藏书的小屋外，大火烧得骆家片瓦不存。大人泣，小儿嚷，景象十分凄惨。
这时候，我爷爷从仅存的那间书屋拄杖走出来，站到院中央看一眼断墙残壁和悲切已极的满堂子孙们，老泪纵横。老人掏出巾帕擦净了泪面，精神猛地一震，说：
“孩子们，天灾人祸世人难免，不必过于悲伤，咱再干、再挣、再重建家园……”爷爷声若钟鼎，气宇轩昂，全然不像个瘫痪的老人，使满堂儿孙精神大振。
我爷爷做主，将百垧山地一分为四，分给叔伯们，叫他们各立门户，重兴家业。爷爷哪个也不随，独居两间书屋闭门读书，一年余故去。
几年后，武安县解放了，土改工作队进村，除我小叔划为富农外，我大伯二伯和我爹都划为下中农。
后来，梅先生也解甲归乡，在我们村完小仍为人之师。多少年后，梅先生来我家说，我猜测，那年你们骆家大火是有人蓄意放的。
谁？！
——你爷爷骆宇成。
祖母的月光
◎文/牧毫
祖母临死前最后一句话是——“胀死比饿死好”。
我祖母去世那天是农历正月十五，我记得那天的月色很好，虽然清冷，但有一种说不出的美丽和圣洁，以至于后来我一直固执地认为祖母在这一天去世是她精心挑选的。
无疑祖母很熟悉并且很喜欢这种月光。我小时候经常陪她坐在这种月光下。祖母不识字，她不会给我讲关于月亮的种种传说和故事，更多的时候是默默地坐着。偶尔，祖母嘴里哼出一段说不出名目的曲调来，和着冷月、微风，她的脸非常动人，岁月的艰辛好似被月光洗去，只留下一种恬静、一份安详。我之所以后来一心想当摄影家同祖母在月光下的形象有着很大关系，因为每想到那个时刻，文字总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我不厌其烦地描述这段文字，是由于那天晚上我又一次看见祖母那熟悉的表情后，祖母就死了。她很从容地说完那句话就死了。从那以后，每到有月光的夜晚我就竖起耳朵，我总以为会听见祖母的声音。当然，祖母只是在临死前才清醒过来，在那一天的其余时间，她大都处在一种癫狂的状态中。
在那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坐在祖母的床头。祖母在那一天最主要的事情是吃饭，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会谈到。夜晚来临，祖母又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她看到了月光，她的眼神马上变了，瞪得溜圆，一脸惊慌，这种表情只有在一些极其恐怖的电影中才能看到。我顺着祖母的视线，却什么也发现不了，只是一片月光。祖母这时极力想向后挪动身子，她说：“一地死尸，一地死尸……”后来她又哭：“秋生，秋生，妈妈没有奶……”
秋生这个名字是根据她的声音推测的，因为我有个叔叔叫冬生，此刻他正在大洋彼岸，可能在某位富商的鸡尾酒会上（在这里，我丝毫没有责怪他的意思。他是那年逃荒偷渡过去的）。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关于秋生的一切，甚至连我老爸也不知道。
其实秋生是谁并不重要，因为我祖母的死似乎同他没有多少关系。我当县委书记的爸爸虽然很忌讳这样谈到祖母的死，但我还是毫不羞愧地写下这一行文字：我祖母是吃饭胀死的。在那一天里，她整整吃了十六碗饭，祖母在那一天吃完了她一生中最丰富的食物。祖母像个孩子，她说：“给我一碗饭。我要吃饭。”每一碗饭端上来，她都会以令我吃惊的速度吞下去。后来不给她饭了，她就吃一切能抓到手的东西：棉絮、纸片……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这么吃东西，相信以后也不会看见。那一天我一家人都在同祖母搏斗，争夺的目标其实就是我们每天享用、极其平常的东西——大米饭。
最后的一碗饭是我端给祖母的，那时她已处于回光返照的时刻，她很安宁地吃完了那碗饭。吃完后她像孩子一样，用手擦擦嘴，满足地笑了。
这时祖母脸上又出现了那种表情，我小时候很多次在月光中看到的那种表情。这时我听见她说：“又是春天了吧？今年好，不用出去了，不然又要麻烦村长开路条。”
后来，她就死了。祖母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的食欲都非常旺盛，以至于到现在，我的体重还不能降下来，当然我也没有做过多的努力，我觉得这样挺好。
后来我时常回想起祖母临死的那个晚上，有月光的时候，我总是竖起耳朵，想听到祖母临死前对我说的那句话，说完那句话她就死了。说那话时她已经没有力气，但我每个字都听得很清楚，说完那句话她就很满足地去了。
对了，我差一点就忘记写了：祖母临死前最后一句话是——“胀死比饿死好”。
老海棠树
◎文/史铁生
在我的梦里，我的祈祷中，老海棠树也便随之轰然飘去，跟随着奶奶，陪伴着她，围拢着她。
如果可能，如果有一块空地，不论窗前屋后，要是能随我的心愿种点什么，我就种两棵树。一棵合欢，纪念母亲。一棵海棠，纪念我的奶奶。
奶奶和一棵老海棠树，在我的记忆里不能分开，好像她们从来就在一起，奶奶一生一世都在那棵老海棠树的影子里张望。
老海棠树近房高的地方，有两条粗壮的枝丫，弯曲如一把躺椅，小时候我常爬上去，一天一天地就在那儿玩。奶奶在树下喊：“下来，下来吧，你就这么一天到晚呆在上头不下来了？”是的，我在那儿看小人书，用弹弓向四处射击，甚至在那儿写作业，书包挂在房檐上。“饭也在上头吃吗？”对，在上头吃。奶奶把盛好的饭菜举过头顶，我两腿攀紧枝丫，一个海底捞月把碗筷接上来。“觉呢，也在上头睡？”没错。四周是花香，是蜂鸣，春风拂面，是沾衣不染海棠的花雨。奶奶站在地上，站在屋前老海棠树下，望着我；她必是羡慕，猜我在上头是什么感觉，都能看见什么？
但她只是望着我吗？她常独自呆愣，目光渐渐迷茫，渐渐空荒，透过老海棠树浓密的枝叶，不知所望。
春天，老海棠树摇动满树繁花，摇落一地雪似的花瓣。我记得奶奶坐在树下糊纸袋，不时地冲我唠叨：“就不说下来帮帮我？你那小手儿糊得多快！”我在树上东一句西一句地唱歌。奶奶又说：“我求过你吗？这回活儿紧！”我说：“我爸我妈根本就不想让您糊那破玩意儿，是您自己非要这么累！”奶奶于是不再吭声，直起腰，喘口气，这当儿就又呆呆地张望——从粉白的花间，一直到无限的天空。
或者夏天，老海棠树枝繁叶茂，奶奶坐在树下的浓荫里，又不知从哪儿找来了补花的活儿，戴着老花镜，埋头于床单或被罩，一针一线地缝。天色暗下来时她冲我喊：“你就不能劳驾去洗洗菜？没见我忙不过来吗？”我跳下树，洗菜，胡乱一洗了事。奶奶生气了：“你们上班上学，就是这么糊弄？”奶奶把手里的活儿推开，一边重新洗菜一边说：“我就一辈子得给你们做饭？就不能有我自己的工作？”这回是我不再吭声。奶奶洗好菜，重新捡起针线，从老花镜上沿抬起目光，又会有一阵子愣愣地张望。
有年秋天，老海棠树照旧果实累累，落叶纷纷。早晨，天还昏暗，奶奶就起来去扫院子，“刷拉——刷拉——”，院子里的人都还在梦中。那时我大些了，正在插队，从陕北回来看她。那时奶奶一个人在北京，爸和妈都去了干校。那时奶奶已经腰弯背驼。“刷拉刷拉”的声音把我惊醒，赶紧跑出去：“您歇着吧，我来，保证用不了三分钟。”可这回奶奶不要我帮。“咳，你呀！你还不懂吗？我得劳动。”我说：“可谁能看得见？”奶奶说：“不能那样，人家看不看得见是人家的事，我得自觉。”她扫完了院子又去扫街。“我跟您一块儿扫行不？”“不行。”
这样我才明白，曾经她为什么执意要糊纸袋，要补花，不让自己闲着。有爸和妈养活她，她不是为挣钱，她为的是劳动。她的成分随了爷爷算地主。虽然我那个地主爷爷三十几岁就一命归天，是奶奶自己带着三个儿子苦熬过几十年，但人家说什么？人家说：“可你还是吃了那么多年的剥削饭！”这话让她无地自容，这话让她独自愁叹，这话让她几十年的苦熬忽然间变成屈辱。她要补偿这罪孽，她要用行动证明。证明什么呢？她想着她未必不能有一天自食其力。奶奶的心思我有点儿懂了：什么时候她才能像爸和妈那样，有一份名正言顺的工作呢？大概这就是她的张望吧，就是那老海棠树下屡屡的迷茫与空荒。不过，这张望或许还要更远大些——她说过：得跟上时代。
所以冬天，所有的冬天，在我的记忆里，几乎每一个冬天的晚上，奶奶都在灯下学习。窗外，风中，老海棠树枯干的枝条敲打着屋檐，摩擦着窗棂。奶奶曾经读一本《扫盲识字课本》，再后是一字一句地念报纸上的头版新闻。在《奶奶的星星》里我写过：她学《国歌》一课时，把“吼声”念成“孔声”。我写过我最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件事：奶奶举着一张报纸，小心地凑到我跟前：“这一段，你给我说说，到底什么意思？”我看也不看地就回答：“您学那玩意儿有用吗？您以为把那些东西看懂，您就真能摘掉什么帽子？”奶奶立刻不语，惟低头盯着那张报纸，半天半天目光都不移动。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但知已无法弥补。“奶奶。”“奶奶！”“奶奶——”我记得她终于抬起头时，眼里竟全是惭愧，毫无对我的责备。
但在我的印象里，奶奶的目光慢慢地离开那张报纸，离开灯光，离开我，在窗上老海棠树的影子那儿停留一下，继续离开，离开一切声响甚至一切有形，飘进黑夜，飘过星光，飘向无可慰藉的迷茫与空荒……而在我的梦里，我的祈祷中，老海棠树也便随之轰然飘去，跟随着奶奶，陪伴着她，围拢着她；奶奶坐在满树的繁花中，满地的浓荫里，张望复张望，或不断地要我给她说说：“这一段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形象，逐年地定格成我的思念，和我永生的痛悔。
瞎子五爷
◎文/方立锋
如今，我站着的柳树底下就是五爷的埋骨之处。五爷早已灰飞烟灭了，只是不知黄泉之下他的日子是否还像在人世那么凄凉。
在我爷爷的诸多兄弟中，惟独瞎子五爷留给我的印象最深。
清明祭祖，我回乡给爷爷上坟。在一道沟里，大大小小的坟堆沿沟道排过去，像一个个土馒头，阴森森的。在这片坟场里，后继人丁兴旺的，子孙常来添土上香，墓自然大些；后继无人的，农民们等死人过了三周年便平了坟，种上庄稼。爷爷的坟堆很大，很气派，只是上边爬满了野草，还有几眼蛇鼠洞。我用土塞完那些洞，便踏着青青的麦苗走到五爷的坟前。五爷一辈子无儿无女，他的坟早已被人平了，种上了青青的麦苗。只是当年插在他坟头上的那枝招魂幡已长成一棵亭亭的大柳树，凭着这柳树，才知道他的葬身之地。
五爷年轻时，好打抱不平。
听叔伯们讲，当年，太爷爷好赌，家里的几十亩地全被他败光了。太爷爷最不喜欢那个好惹是生非的老五，于是便把他卖去当壮丁。几年之后，五爷却带着一身伤疤跑了回来，太爷爷虽然一肚子不高兴，但儿子能从战场上活着回来，却也甚感欣慰，便张罗着给儿子说一门亲事。邻村一女子喜爱五爷的性格，于是便定了亲。过门那天，家里宾客云集，大家吃酒谈笑。忽然，有村民慌张跑来说“一贯盗”进了村。“一贯盗”是这高原上的一股土匪，经常打家劫舍，横行乡里。听了这话，宾客一溜烟全跑了。听叔伯们讲，五爷很镇静，从炕洞里抽出一把马刀，不顾家里人阻拦，独自来到打麦场。那匪首自恃武艺高强，没想到三个回合下来便被五爷削掉了一只耳朵。十来个人呼啦啦拥着他逃跑了，临走放话要血洗村寨。
太爷爷扇了五爷几个耳光，却也怕土匪寻仇，连夜便将五爷打发出门，叫他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叔辈们讲的这故事或许是真的，因为五爷当年用过的那把马刀至今我还藏在老家的阁楼上。
解放前的那一年，五爷又回来了，却瞎了双眼。听说是在西南的一场战役中，五爷他们班死守碉堡，对手猛攻不下，最后给里边扔了一捆炸弹，碉堡里的人除了五爷全死了，他身上虽然中了七八块弹片却保住性命，只是双眼被炸瞎了。等养好了伤，便被送回老家。
那时，太爷爷已死，再没人能管下五爷。而他回来的第一件事便是打跑了仍独守空房多年的媳妇，村里人都骂他作孽，而我一个伯父却说他曾亲眼看到五爷背地里抹眼泪。从此，五爷便一直独身。
一九六一年，同村和五爷一块儿上过战场的朋友，临死前把自己十几岁的儿子过继给五爷当养子。而五爷也便将这养子当亲子，好不容易将他养大成人，娶妻生子，养子的六个儿女全是五爷一手抱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