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术界的腐败案一个接着一个，真让老百姓没法说，更让官场笑话——你们原来也是这路货呀。
过去的这个抄，那个袭，大都不了了之。只是最近的一宗，似乎动了真格的。先是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发表文章，指出清华大学教授汪晖的《反抗绝望》一书存在着严重的抄袭现象，让人震惊。接下来，学术界很快分成两派，有的挺，有的保，钱理群、严家炎等著名学者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更有海外学者近百名，其中包括汪著的多名译者，致函清华大学校长，力保汪晖无事。很快就有国内陆谷孙等六十多名教授学者，发表声明，要求清华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汪的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组成学术调查委员会，彻查此事，要么坐实抄袭，要么还汪晖一个清白。
这些文章，我大都看了，最不明白的是，国外的这近百名学者，你们一天价说中国的事情，不能和国际接轨，好不容易来了这么一个像是要接轨的，你们却出来拍着胸膛说：“作为学者、译者、编辑、历史学者和文化批评者的国际共同体的成员，我们给您写信，声援正在被大众传媒攻击的汪晖教授。关于汪晖涉嫌抄袭的指控，汪晖教授著作的译者检查并且复查了汪教授在过去三十年中著作所采用大量参考书目的注释。他们当中没有一人发现有任何剽窃的现象——不管我们多么宽松地定义剽窃这个词。”
如果不加分析，光这个来头就会吓死了人。“国际共同体”，什么意思？是说你们和国内的人士，还有清华大学的校长，都是国际上的一员吗？那就直说，都是地球村的村民不就得了？还是说，你们的这个“国际共同体”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类似过去的“国联”，或者现在的“联合国”？
再者说，抄袭不抄袭，是个学术问题，大家吵吵嚷嚷一通有什么不好，怎么就成了“大众传媒攻击”你们亲爱的汪晖同志了？他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就应当接受国内“大众传媒”的监督，我就不相信在你们所在的任何一个国家，有不准大众传媒批评一个大学教授的法规。
三是学术问题，只能用学术的方式解决，那就是求证与驳难。但不管是求证还是驳难，有一个原则怕是谁也逃不脱的，那就是“言有易，言无难”。你们若多读点书，就知道这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位大人物说的。是谁，我也不教你们了，但这个道理，是铁定的。现在王彬彬先生说了，在汪晖的《反抗绝望》一书里，“有”抄袭的现象；你们要说“无”，而且还是“全无”，那你们就得在你们的声明里附上一个文件，列出汪晖著作里的每一句话，并在每一句下面再附上至少从亚里士多德到当代的每一个大学者的话，说同样的意思，那些人是怎么说的，汪晖是怎么说的，所以这句话不能说是抄袭了谁的。
最最至少，应当对王彬彬教授提出的那几个句子与段落，作一番这样的论证。假定别的你们都能论证了，我不知道，下面这个句子，你们怎么论证？王说，在《反抗绝望》第六十八页说了这样一句话：
鲁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
而在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四十六页有这样一句话：
梁启超的著作是将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技术、结构、价值和精神状态完全或部分地引入另一种文化的文献记载。这种文化引入包括四部分内容：变更需要、变更榜样、变更思想、变更理由。
两句话中，只是将“梁启超”换成了“鲁迅”。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汪晖先生一时头脑发昏，本来要引用这句话的，却看错了字，把梁启超三字写成了鲁迅二字；二是因为梁的经历、思想、文化贡献与鲁迅一模一样，汪晖先生与勒文森先生不光英雄所见相同，而且行文风格也完全相同，
他自己就这么着写出了一句与勒氏完全一样的话。第一个选择，结果就是抄袭，只能说是无意间的抄袭。抄袭这个事，是不管有意无意的，就好像偷人一样，偷了就是偷了，不能说你是看成自己的东西了就不算偷。第二个选择，我不相信你们这百十个人里，有一人有这样的本事。
实际上，王彬彬的文章，根本不需要写那么长，只要举出这么一个例子，就是抄袭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言有易，言无难”的道理。
纵然这样，我也不作肯定，就说是汪晖犯了抄袭的天条。我觉着还是按陆谷孙等六十几位大陆学者的声明办，就是清华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尽快组成学术调查委员会，彻查汪晖的《反抗绝望》一书，看是否存在着抄袭现象。若有，就严肃处理，若没有，就还汪晖一个清白。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这上头，谁都别想蒙混过关，谁都不要心慈手软。
再就是，我希望此事过后，不管是谁赢了谁输了，将来都要在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门口显眼的地方立一个碑，详细记述此事，给往后的中国学术界，也给全社会一个警戒。抄袭等同腐败，不管你是谁，趁早歇了这个心。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