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素仰鲁迅，但生不逢时无缘求之，遂致函在台湾执教的鲁迅好友许寿裳先生，恳请他写了两首鲁迅的七律。
（一九四八年）时，他与吴晗是编者与作者关系……便在荣宝斋买了一匣诗笺存在北京吴晗处，京华人文荟萃，吴晗交际又广，常有名士过访，由他托请大家留墨。
为扩大范围，他又请许广平、叶圣陶、俞平伯等襄助。于是社会贤达、专家学者乃至戏曲名伶的手迹都成了他搜罗的对象，宏富得很。
黄裳请张奚若和邓叔存先生握管，张先生高低不肯，又不忍心扫兴，就在笺纸上写一封信充之；邓先生录了岑嘉州的一首诗，属款“钝蛰”。
以上这几句话，见《走近大家》一书中。作者张昌华，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〇三年七月出版。含有这几句的那篇文章叫《黄裳：书香人和》，在“名流写意”一辑中。据文章中说，作者是去过黄府的。但又看得出，其写作所据的材料，大多出自黄先生的文章中。
黄先生真是个大收藏家呀，动手早，办法妙。张昌华说黄先生的收藏“宏富得很”，是一点也不假的。
但是，现在若有人去黄府，说想看看这些收藏，我敢打保票，你就是拿刀子逼住黄先生的胸口，他也不会让你看一眼的。
太傻了吧，不过是些名人手迹嘛。你或许会这么想，又不由得赞叹，真是高风亮节啊，爱惜自己的收藏，胜过自己的生命。
错了。傻的是你，而不是黄先生。他知道有比生命更可贵的，那就是钱。早在多少年前，他就将这些玩意儿卖了个精光。
卖给了谁？卖给了雅爱收藏的一位老板，或者说是民营企业家。这两个称谓，在中国是一样的。此人确也高雅，买入之后，并不藏之府邸，而是连同此前此后搜罗到的其他同类手迹，挑选百余幅，编为一本精美的画册。二〇〇一年五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名曰《百年文人墨迹——亦孚藏品》。亦孚者，潘姓，温州人氏也。承潘先生不弃，赠我一册。我是先得了潘先生的赠书，后看了张先生的《走近大家》，才明了黄先生的这一壮举的。看潘先生的画册时，见这么多名人赠黄先生的手迹，我就有些感慨；看了张先生的书，知道黄先生的这些手迹是怎么来的以后，我的感慨就更重了，目瞪口呆，好一会儿挢舌不下。世上竟会有这样的人，竟会有这样的事！
且看《墨迹》一书中，收录的原属黄先生的藏品，都是些什么货色。仅以题款中有黄先生名讳者为据：
李宣龚诗笺《园菊得花喜而作》，黄炎培诗笺《七十写怀·阴冻》，许寿裳诗笺《书鲁迅诗》，胡适诗笺《贯酸斋的清江引》，马叙伦诗笺《送茅盾应苏联讲艺诗》，张奚若信笺《与黄裳书》，邓以蛰诗笺《书岑嘉州诗》，容肇祖诗笺《书陆游诗》，周叔弢中堂《录黄荛圃题宋本东坡先生诗》，容庚诗笺《书曹子建杂诗》，叶圣陶篆书诗笺《书唐人七绝》，罗根泽诗笺《书义山诗》，唐圭璋诗笺《自作词》，沈从文诗笺《赠黄裳诗》，张充和小横幅《录陶渊明归去来辞》，李广田信笺《与黄裳书》，李一氓条幅《旧友聚饮松鹤楼诗》，曹禺信笺《为黄裳题词》，戈宝权诗笺《自译普希金短诗一首》，汪曾祺信笺《与黄裳书》。
以上共是二十件。
实则不止此数。潘先生在该书“自序”中说，他有意成册出版，“是三年前接手了黄裳先生三十多件文人的字后才开始的”。这里，潘先生用了“接手”二字，我们千万别以为这是黄先生的慷慨赠予。因为，潘先生接下来说，他的这些藏品获得的途径，有拍卖会上购得，有朋友赠送，“也有货款两清、买卖成交的”。黄先生的这批货，当属后者无疑。
感慨不管怎样深，惊异不管怎样大，感情平复之后，我也会设身处地为黄先生想想。文人也是人，总不能空守着这些名家墨迹喝西北风吧。谁也有个缓急的时候，再值钱的东西，到了三餐不继的时候，也会拿出去换几个钱的。当年的辛苦奔走，请人托人，也是费了力气的。先前的付出，正是为了日后的回报。然而，就是真的到了困窘的时候，一点也不念及人间的情谊吗？
至少我认为，有两件东西，黄先生是不应该出手的。
一件是胡适写的《贯酸斋的清江引》，一件是张充和写的《录陶渊明归去来辞》。
倒不是说胡适的名气多大，张充和字多么好，不是的；出手的那么多墨迹中，名气不在胡适之下的，字比张充和好的，都还有；而是说，这两件墨迹得来太不容易了。
胡适那幅字的左下角，有小小的两行字，不注意看的人往往会忽略过去。上面是这样写的：“黄裳留玩，充和转赠，一九八七年四月。”张充和那幅的末尾，也有两行小字，道是：“应黄裳先生三十年前转托靳以之嘱，一九八一年六月廿三日，时客南德之明兴城。”
这里头有个感人的小故事。张充和题款中说是三十年前，是个约数，实则是在三十二三年，即大陆解放前夕，张女士还没有出国的时候。张的字是有时名的，黄甚喜爱，曾托靳以求之。不久，张与夫君美国人傅汉思去了美国，杳无音讯。一九八一年卞之琳访美，见到张，言及故人。张翻出旧信，并为黄写了这幅字。附信说：“奉上拙书一幅，想来你已忘了此事，因靳以信尚在，非了此心愿不可。”三年后，张充和回大陆省亲，在上海与黄晤谈时，黄说他原有一幅胡适题款签名的字，“文革”中怕惹事将之毁了。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张返美后，便将自己珍藏的胡适的这幅《清江引》寄赠。
多么珍贵的情谊，说撇开就如扔破鞋似的撇开了。
这么珍贵的物件，不会留下吗？
不行。黄先生不是家里住处逼仄，要腾开空间才卖这些纸头的，就像我们平日处理废旧报刊一样。不是的，他是为了钱。为了钱，就有个能不能攀上价钱的问题。买家又不傻，拿些二流货色搪塞吗？没有那么回事。要攀上价钱，只有把珍贵的东西拿去，还有什么比字迹既可贵，其中又有这样感人的小故事的，更值钱？于是我们的黄先生就义无反顾地出之于箧中，献之于人前了。
生当今世，对文化人作道德上的过高的要求，我从来就不认为有什么实际的意义。那须是民众的出自真诚的尊崇，而不是文化人一厢情愿的奢求，更不是为政者悬在文化人头上的符咒。有人卖艺，有人卖身，有人卖官，有什么才能卖什么；一个绝不会富到哪儿去的文化人，出卖自己辛苦得来的同类的墨迹，有什么大错呢？但我同时又认为，一个文化人可以因为贫穷而为盗为娼，就是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在道德操守上，也不能出于普通文化人的料想之外，更不能落在普通中国人的道德基线之下。
二〇〇七年一月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