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要求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全社会在关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要高度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主要是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科学发展观要求实现的全面发展，既包括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又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的建设和发展，是要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包括人的荣辱意识在内的道德素质的全面提高，这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的基础和前提。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把握先进文化的方向，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
3.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培养社会主义一代新人的战略举措
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对当代青少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胡锦涛总书记在谈话中特别强调，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这既充分体现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青少年一代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又指出了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性。当前，青少年道德教育中“虚化”、“弱化”、“大化”等现象较为突出，需要我们从青少年的实际出发，区别对象，分类指导，在增强荣辱意识教育的针对性与有效性上下工夫。胡锦涛总书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了新的价值观，非常切合实际。“八荣八耻”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进一步发展，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很强。对于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意义重大。青少年是国家、民族的未来，他们的素质关系21世纪中国的命运，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关系中华民族的兴衰。看一个国家、民族的未来如何，关键是看现在的青少年的面貌。关心青少年健康成长是我们党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一个重要方面。青少年的成长，不仅仅是青少年本身的问题，其背后是千家万户、亿万民众，祖国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抓好青少年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是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是全面提高青少年思想道德素质的战略举措。
四、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
“八荣八耻”这一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既有明确的操作性特征，也具有深刻的道德价值内涵。可以说，社会的协调发展需要通过明确的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八荣八耻”荣辱观所提出的行为规范要求和行为目标虽然并非是高深的理论，但是所揭示的道德内涵是一种理性的价值追求，其中既蕴涵了社会的价值导向目标，也内含了个人的道德价值取向；同时所具有的新时期道德价值的实践性特征，实际上是从划分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的意义上，理清了人们在行为实践中的误区，从道德实践的层面上揭示了荣辱观的道德价值内涵，并把个人的行为纳入到具体的道德规范之中。当前，荣辱观教育作为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主要牵涉到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三大领域，涉及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的个体道德形成的社会心理过程，关联人的行为选择、行为修养、习惯养成等，同时还涉及到解决青少年的荣辱观在公德方面、网络道德方面、学校道德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荣辱观所涉及的这些领域、过程、方式、状态均揭示了它的道德价值内涵。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行为都深刻体现了荣辱观的精神实质。
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荣辱价值观及其道德实践标准，它不仅是历史传统文化的延续，也是现实社会背景下社会风尚的映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然而，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在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仍存在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存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等现象。针对以上问题，迫切需要我们建立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思想行为指向，以社会主义荣辱价值追求为主要内容的行为规范；迫切需要我们提出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是非善恶标准。“八荣八耻”的是非、善恶、美丑道德界限，作为“应然性”的要求不仅对于凝聚民心、提升社会文化精神提供了社会发展价值性、超越性和实践性的标准和平台，而且明确了是非、善恶、美丑的荣辱基本价值行为标准。
荣辱评价作为一种道德价值评价形式，需要激发人们在理性自觉的基础上发挥其道德评价和选择的主观能动性，需要建立以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为主的素质教育机制，需要把教育和人的自我塑造相结合，完善道德主体在是非、善恶、美丑上的道德选择。一方面我们要在宏观上建立以社会主义荣辱观实践为载体的评价体系，通过开展挫折锻炼、拓展训练等活动培养青少年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另一方面需要从细微处入手，针对青少年中存在的一些不文明现象，培养他们从举手之劳的身边小事做起，以培养一种道德文明行为习惯，倡导一种积极向上、正直友善，为丰富和谐的社会道德风尚尽自己一份力量的意识，通过了解自我评价和社会评价之间的差异性，培养青少年道德价值评价的客观公正性，倡导积极向上、正直友善、丰富和谐的风尚和为人品质。再一方面需要建立荣辱观实践的基本规则。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要在道德规范和经济规律的深层结合上，在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上使社会主义的道德价值导向和价值标准成为具体的实践规则，并且起到强有力的规范作用，为荣辱观的践行提供具体可操作的思路和方法，以期对构筑新时期荣辱观教育的道德实践平台提供有益的支撑。
把荣辱观教育付之于实践是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不可忽略的重要环节，需要通过在道德实践活动中提升道德价值取向的水准和道德认知水平来实现。一方面需要通过构建道德实践的活动平台，依托学习、就业、人际交往、网络等方面的管理、规范和引导；另一方面需要通过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以荣辱观作为价值取向选择的契入点，开展丰富的道德实践系列活动，由此在独立人格的培养、价值取向追求上构筑社会主义荣辱观实践的道德活动平台。尤其要把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培养作为明辨是非、曲直、善恶教育的价值取向要求，从“知行结合”入手，提高人们的道德实践能力，提升人们思想道德素质及修养方面的自我教育的主动性。
五、发挥道德榜样的引领作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根本。道德榜样即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杰出代表。各行各业、各条战线涌现出来的道德模范，虽然岗位不同、职业不同、事迹不同，但他们高度的政治觉悟、坚定的理想信念、崇高的精神境界和良好的道德修养，诠释和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要求，凝结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展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风貌。一个道德模范，就是一本鲜活的教科书，使抽象的价值体系变得具体生动，看得见、摸得着，让人民群众可信、可亲、可学。树立一个道德模范，就是在社会上竖起一面旗帜、一个标杆，就是在群众中确立一种导向、一个楷模。这对于倡导先进的思想道德和价值理念，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弘扬社会正气，准确反映时代主流，引导人们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社会群体意识，自觉遵守和践行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道德榜样由于具有特殊的道德示范和道德教育功能，在公民道德建设和公民道德教育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中华民族历来重视道德榜样在形成道德传统和教化万民中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无数道德楷模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涌现出来。所谓道德榜样，就是具有崇高的道德理想和道德境界、高尚的道德人格和道德品质、巨大的道德魅力和强烈道德吸引力的先进人物。例如，以人民解放和富裕、社会进步和世界和平为己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具有崇高政治道德的政治领袖和人民公仆；德业双馨、德高望重、具有高尚道德的知识和文化精英；在平凡岗位上做出非凡业绩，舍小我为大我，位卑未敢忘忧国，具有巨大道德人格魅力的劳动者和管理者；在弘扬社会公德和涵养个人私德上彪炳史册的道德力行者，等等，都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道德榜样。
道德榜样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其最大特点是用身体力行即道德实践来诠释道德理想，甚至为道德理想而献身，并通过道德实践去“改造世界”。在道德实践中，道德榜样体现着传统美德、现实主导道德和未来理想道德的高度统一。首先，道德榜样是传统美德的典型承载者。传统美德经过长久的历史发展和检验而被证明具有恒久的道德价值。在道德榜样身上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传统美德，道德榜样通过对社会恒久道德价值的实践坚守和体认而成为传统美德的承载者和捍卫者。其次，道德榜样是现实社会崇高道德价值的积极弘扬者。现实道德往往表现出多层次的特点，道德榜样通过对社会先进道德的践行而成为社会崇高道德价值的高扬者和社会价值导向的体现者。第三，道德榜样是未来理想道德的开拓创新者。未来理想道德代表着人类社会道德发展和进步的方向，而道德榜样恰恰体现了未来理想道德的基本精神、历史趋势和理想道德人格，并在道德实践中创造着新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和道德理想，引领道德风气，是社会理想道德人格的化身和未来新道德的开路先锋。第四，道德榜样不仅在现实社会和道德实践中“当下地”体现着传统美德、现实道德和未来道德的有机统一，而且在这种统一中“动态地”实现着传统美德、现实道德和未来道德的历史传承。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榜样又是传统美德、现实道德和未来道德历史发展和延续的接力者。
从伦理学的层面来看，道德榜样在伦理价值取向上，更多的是理想主义的而非世俗主义的。正是道德榜样所深蕴着的体现了道德先进性的道德理想主义，使其与具有世俗化意味的道德的大众性要求在层次上区分开来，从而标志着道德榜样的道德崇高性、先进性和理想性。在伦理类型上，道德榜样所标示的主要是德性伦理而非社会（制度）伦理。虽然道德榜样对社会伦理产生着重大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衡量道德榜样价值大小的重要尺度之一，但道德榜样不是通过制度形式而主要是通过个体德性的诸种表现形式如道德修养、道德行为、道德境界、道德理想、道德人格等去对社会伦理发挥作用的，道德榜样之为道德榜样，其本质规定就是个体美德所具有的示范和楷模意义。在道德评价上，道德榜样更多地体现了道德义务论诉求而非道德目的论偏好。道德榜样虽然不能排除目的性因素，并要实现某种社会效果，但他从根本上所要诉求的是义务性目标取向，主导道德榜样行为的是“道德命令”、良心法则和职责义务。在道德榜样那里，道德准则、道德行为本身即被视为目的。因此，对道德榜样的道德评价就主要是义务论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不但不能摒弃道德榜样，而且社会更加需要道德榜样，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和道德价值。既不能因为社会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也不能因为道德榜样具有这样那样的美中不足，而否定道德榜样在现实社会生活和道德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确实，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社会还存在着大量不道德、非道德甚至反道德的现象。但是，正因为如此，社会就更需要道德榜样，需要道德榜样为社会大众擎起道德理想的旗帜，显现道德价值的神圣，体现人性的美好。在现实生活和日常话语中存在的“呼唤”现象（如“呼唤雷锋”、“呼唤好人”等）就是这一社会需要的明显例证，这种“呼唤”现象正好反映了人们对道德榜样的热切期待。应当承认，道德榜样并非完人，更不是圣人，他们有着与普通人一样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需求。但是，我们对此不能苛求，更不能苛责，道德榜样也是人，正因为如此，道德榜样才更接近于普通群众，普通群众也才会觉得他们“可亲、可敬、可信、可学”。当然，在如何对待道德榜样的问题上，要认真总结和反思历史经验教训，比如，在新的历史时期，对道德榜样的宣传，要防止偶像化、脸谱化和底线化；面对市场负面影响的冲击，要注意防止道德榜样的功利化、手段化和伪善化。防止这些现象是道德榜样成为社会大众“可亲、可敬、可信、可学”的重要前提，否则，道德榜样就可能异化，并对社会大众和道德建设产生负面效应。必须指出的是，不能无限夸大道德榜样的社会功能（力量），要正确地认识和界定道德榜样社会功能的限度，要将道德榜样社会功能的发挥与社会信用和公民间相互信任机制的建设等有机地结合起来，否则，道德榜样就会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