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武威汉简和甘谷汉简，号称中国“四大汉简”。
甘谷汉简，1971年12月发现于天水市甘谷县新兴镇刘家屲的一座汉墓中，共二十三枚。
甘谷汉简每枚正面用隶书分三段抄写，背面编有“弟一”、“弟五”、“弟二十三”等字样。根据同一墓葬出土的陶罐上朱书“刘氏之泉”、“刘氏之冢”的记载，可以确定这批汉简是东汉末刘姓墓随葬品。
甘谷汉简是东汉桓帝时期宗正府卿刘柜关于宗室事务上书给皇帝的奏章，经批准后转发给各州郡的官方文书。内容不仅涉及有关宗室管理等问题，而且提到许多地名、人名及官名，是研究汉代社会制度、政治、经济的重要依据。
宗正府是东汉中央机构九卿之一，负责管理皇室事务。凡宗室皇亲民事财产案，一般由太守裁决，太守裁决后，宗室皇亲不服者，可上诉于宗正府，由宗正府重审。
甘谷汉简第一至二十一枚记的是东汉桓帝刘志时期，宗正府卿刘柜关于维护刘姓皇帝宗室特权的文书。
汉光武帝刘秀为了加强刘姓政权，将天下刘姓擢升为皇亲宗室，并给予了很多特权。但到了东汉后期，特别是黄巾起义前后几十年，地方豪强急剧发展壮大，极大地削弱了皇室宗族的权力统治。刘姓宗室如简文所云“自讼为乡县所侵、不行复除”，“言郡被书不奉行”，“州郡奉行，或悉承章”，因为“施行缪错”，故“令人恩偏鬲”。
《后汉书》顺、桓二帝诏令：“诏书连下，分明恳恻，而在所玩习”，“疑郡县用心怠情，恩泽不宜”，所谓“害及元元”。
也就是说，关于维护刘姓特权经常是令行不通。所以，宗正府卿刘柜才上书给皇帝，请求解决。
甘谷汉简第二十二和二十三枚是凉州刺史（刘）治与汉阳太守（刘）济，逐级下移“属县令长”优复宗室的诏书。东汉时期，凉州刺史部有汉阳郡，郡治冀县就是现今甘谷。
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汉桓帝时期前后的历史背景。
当身为一介布衣却是皇家后裔的刘秀，在经历了自新莽末年长达近十九年的纷争混战之后，再次统一了中国，他也登基成为了汉光武帝，史称东汉。
而后的明、章两帝共统治三十一年，天下安平，百姓殷富，号称“明章之治”。那也是东汉的黄金时代。
班超出使西域，复置西域都护府等，都是那一时期的历史伟业。
汉章帝刘炟还是一位书法家，他的草书非常有名，后世流行的“章草”，据说就是由于汉章帝的爱好而形成的一种书体。
中国历朝历代不少皇帝喜好书法，甚至自己就是十足的书法家，如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唐玄宗李隆基、南唐后主李煜、宋徽宗赵佶、宋高宗赵构、明宣宗朱瞻基、清康熙玄烨、清乾隆弘历等均是书法高手。这其中的南唐后主李煜、宋徽宗赵佶，此二人明明是艺术家的料，诗词、书画成就也最大，可偏偏当了皇帝，最终是丢了江山赔了性命。
南宋《书苑菁华》引唐代蔡希综说：“章草兴于汉章帝。”认为章草由汉章帝创始。
唐代《书断》引唐代韦续说：“因章帝所好名焉。”认为由汉章帝爱好而得名。
章草本是隶书之“草”，所以隶意甚重，虽非“蚕头”，但处处保持“雁尾”。保留了隶书笔法的形迹，上下字独立而不连写，也可看出楷书端倪，凡起笔之处，都作楷法。可见，由隶到楷乃日趋简化的结果。
汉章帝逝世后，汉和帝刘肇只是一个十岁的孩子，执政的窦太后仰仗他的兄长窦宪，窦氏戚族开始掌权。汉和帝后来联合宦官力量消灭了窦氏。
汉和帝去世后，汉殇帝刘隆年龄更小，只是一个刚满三个月的婴孩。政权当然又到了外戚手中。这样的政权岂能长久？
延熹二年（159年），汉桓帝刘志联合宦官具瑗、唐衡、左倌、徐璜诛灭了掌握朝政二十余年的外戚梁冀。
汉桓帝为了酬谢除梁冀之功，封他们四人为侯。四侯如梁冀一样骄横，当时民间流传：“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这引起了很多士大夫的不满，他们与外戚联合，一同对抗宦官，双方斗争激烈，最终导致了两次“党锢之祸”，正直的士大夫全被排斥出政府。汉灵帝刘宏比桓帝更信用宦官，他曾对着两个恶名昭著的宦官说：“张让是我父，赵忠是我母。”
东汉后期的政局，基本上就是外戚、宦官轮流专政。
《清稗类钞》记录了晚清官员郭嵩焘的一则史论：“汉、唐以来，虽号为君主，然权力实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郭嵩焘是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他上述的所谓“一句话历史”——快刀砍瓜一样，言简意赅点明主题，类似于文件写作中的主题词。
东汉之衰败自桓、灵二帝始，东汉很快就要寿终正寝了。黄巾起义和董卓之乱等一系列乱世之后，三国英雄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锣鼓喧天地登场了。
那是一个英雄太多、美人太多的时代，貂蝉一枝花，大乔小乔铜雀春深两枝花，赚了江山赚东风，太多的英雄浪淘尽，滚滚长江水东流，上游的英雄们还在叙旧，一匹无躯的时间之马穿过历史飞快地奔跑着，带来了英雄的最新消息。
那个遥远的热血时代陪伴我度过了一个少年的热血年龄。
甘谷汉简在用笔上，改变了秦篆匀速圆转的线条，行笔有迟速缓急之变化，左磔右波，轻重顿挫，起笔藏锋逆入，形成蚕头，收笔藏露兼之，托出独特的燕尾或掠脚，形成厚重而飞动、端庄而灵巧的笔势。其中有的字末笔画，竖弯处向右顺势铺毫，展出一个很长的捺画，姿婉态妙，势刚力柔，藏头护尾，兴味绵长。捺画的夸张，也是甘谷汉简用笔的一大特征。结构上一改秦篆竖长之形，将舒展、劲健、质朴的点画组成扁横结构，给人以宽绰开阔、严谨豪放的美感。在章法上，每枚书写两行，横画齐平，每行各有气势，相互照应，右行字形小处，左行字形即大，错落参差。
甘谷汉简自有一种笔意豪放、墨趣天成的趋向，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甘谷汉简的书法风格，既别于居延汉简的篆意，又别于敦煌汉简的率意，更别于武威汉简的章草味，是东汉隶书的典型范本，与著名的《曹全碑》《张迁碑》相近，结体扁平匀称、规矩整齐，用笔以圆笔为主，清丽流畅、逸致翩翩，但朴实雄健、端庄遒劲与比其晚的《史晨碑》相似，笔势放纵、不受拘束、姿态横溢、有意夸张撇捺的特点尤为显著。
《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又名《曹景完碑》。东汉中平二年（185年）立。碑主曹全，字景完，敦煌人。东汉灵帝光和六年（183年）举孝廉，除郎中，转任郃阳令。曾随军征疏勒，有战功；为官期间有政绩。属吏王敞等为其勒石纪功。
《曹全碑》在汉碑中极负盛誉。其结字匀整，秀润典丽，用笔方圆兼备，而以圆笔为主，风致翩翩，美妙多姿，是汉隶成熟期飘逸秀丽一路书法的典型。
《曹全碑》石质坚润，刻工精良，所以历千余年而字口清晰，棱角分明，在汉碑中少有如此完好的。此碑对后世影响很大，临习者甚多。
《张迁碑》被誉为汉碑中稚拙古朴、风格雄强的典型。此碑用笔，入以方笔，出以铺毫，以方为主，方圆兼备，笔力坚实雄厚，气势开张，笔画朴拙饱满，且富于变化，尤其是磔画，稍纵即收，以敛取势，独具特色。结体用势平直，字体凝正，劲挺茂密，稳健自然，形如狮蹲虎踞，剑拔弩张，气势万钧，具有端正朴厚、雄练之致。还兼有篆意、草情、楷法，在汉碑中别具一格。
清代杨守敬在《平碑记》中说此碑“用笔已开魏晋风气。此源于《西狭颂》，流为黄初三碑（即《上尊号碑》、《受禅表》、《孔羡碑》）之折刀头，再变为北魏真书《始平公》等碑”。
《张迁碑》是东汉隶书成熟时期的作品，书法造诣极高。格调方朴古拙，峻实稳重，率真质朴之气极具风采，落笔稳健，运笔劲折斩钉截铁。在隶书的形成过程中，笔法由圆变方，此碑是汉隶方笔系统的代表作，起笔方折宽厚，转角方圆兼备，行笔阔笔直书，力量感表现极为强烈，线条抒情性颇强。
《史晨碑》传为蔡邕所书。结字工整精细，中敛而四面拓张，波挑分明，呈方棱形，笔致古朴，为汉隶成熟期方整平正书法的典型，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蔡邕博学多识，通经史，喜好数术、天文，精音律，善鼓琴、绘画，擅长辞章，精工篆隶，尤以隶书著称。
唐代张怀瓘《书断》称其：“体法百变，穷灵尽妙，独步古今。”
南朝梁武帝《古今书人优劣评》评价：“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如有神力。”
既然蔡邕书法和汉简有着诸多关联，我们不妨再说说蔡邕所书的刻于石碑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熹平石经》，又称“汉石经”，其字体为一字隶书，故又称“一字石经”。
因汉代立五经于学官，置十四博士。各家经文皆凭所见，并无供传习的官定经本。考试亦常因文字异同引起争端，甚至行贿改兰台漆书经字。
汉灵帝召集蔡邕等人正定六经文字，由蔡邕用朱笔写到碑上，“使工镌刻于太学门外”，这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熹平石经》。
史载，《熹平石经》刚刚立起来的日子，后儒晚学们争相前往观看和摹写，所乘车辆每天多达一千余辆，把巷道进出的路都给堵塞了。
相传蔡邕曾于鸿都门，见工匠用扫白粉的帚在墙上写字，受到启发，创“飞白书”。这种书体，笔画中露白，似用枯笔写成，尤为独特。
唐代张怀瓘《书断》评论蔡邕飞白书：“飞白妙有绝伦，动合神功。”
蔡邕不仅是东汉的大书法家，而且是汉代书法理论的集大成者。其《笔论》提出“书者，散也”的论断，论述了书法抒发情怀的艺术本质，强调书法艺术应讲求形象美。还提出“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的思想，揭示了书法美的哲学根据，阐发了汉字结构本身所蕴含的美感因素，为中国书法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熹平石经》大气庄重，典雅方正，全文布局工整，字体大小一致，用笔粗细差别不大，波磔含蓄，用笔有内撅法，但不太明显，线条中段饱满，又有篆书的古意，点画质直，结体方正，字字中规入矩，一丝不苟，点画布置之匀称工稳，用笔方圆兼备，刚柔相济，端美雄健，雍容典雅，恢宏如宫殿庙堂。为汉隶成熟期的典型。
《熹平石经》集汉隶之大成，不但在当时被奉为书法的典范，而且流风所及，至深且远。汉字字体由隶变楷的过渡，《熹平石经》起到了桥梁的作用。
蔡邕的字静穆而有生气。除《熹平石经》外，《史晨碑》《曹娥碑》相传也是他写的，章法自然，笔力劲健，结字跌宕有致，无求妍美之意，而具古朴天真之趣。
蔡邕因上书论朝政阙失，遭到诬陷，亡命江湖十余年，后隐居于吴郡（今江苏省苏州市）。有一次，他听到一块桐木在火中爆裂的声音，赶快拣出来，后来制作成琴，音色非常美妙，因琴尾部分已焦，所以被谓之焦尾琴。焦尾琴与齐桓公的号钟琴、楚庄王的绕梁琴、司马相如的绿绮琴并列为中国古代四大名琴。
蔡邕在《琴赋》中写道：“感激弦歌，一低一昂。”东汉末年“建安七子”中的阮蠫，是蔡邕的同乡，从小随蔡邕习琴。而阮蠫的儿子阮籍、孙子阮咸，都是以琴见长，音乐史上有“嵇琴阮啸”的说法，指的亦是魏晋“竹林七贤”饮酒兴酣，嵇康弹琴、阮籍吹口哨之事，阮籍生命中的华彩乐章就是临刑索弹《广陵散》。不过，这些都是蔡邕身后的事情了。
汉代名碑说了半天，不过，甘谷汉简才应该是主角，所以不管说多说少，都是围绕甘谷汉简而言。打个比方，也就类似于绘画中的环境色，受到周围物体反射的颜色影响而引起固有色的变化一样。我的意思就是尽量表述清楚甘谷汉简与所处时代环境的关系。
接着再补充一段历史。史书中关于东汉时期有一称谓：“东汉六大家族”，就是指早年帮助刘秀复兴东汉王朝的邓禹家族、耿弇家族、梁统家族、窦融家族、马援家族和阴氏家族。在东汉存在的近两百年里，这六大家族的众多重臣辅佐了十多代皇帝。
为什么提到“东汉六大家族”？因其中的梁统家族后人有一位大书法家梁鹄，其所书《受禅碑》年代稍晚于《曹全碑》，书写风格是隶书最为成熟时期的作品，与汉简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梁鹄，字孟皇，生卒年不详。为东汉显贵梁统后裔，时人谓之“满朝金紫衣，全是梁姓人”。安定乌氏人，乌氏即今天的甘肃泾川。
汉灵帝虽昏庸无能，却喜爱书法，曾征召天下几百位擅长书法的人集会于鸿都门。汉灵帝很看重梁鹄，任命他为尚书。
魏武帝曹操也非常喜爱梁鹄的书法。三国时天下大乱，群雄割据，梁鹄投奔了刘表。刘表死后，曹操平定荆州，下令悬赏捉拿梁鹄，梁鹄无奈，只好把自己绑了到曹操门前自首。曹操没有杀梁鹄，任命他担任了一个军假司马的闲职，让他到秘书处继续钻研书法。曹操可谓是独爱梁鹄书，常将梁鹄书迹悬于帐中，或挂于壁间观赏，曹操宫殿中的题署皆多出自梁鹄之手。
《受禅碑》结构方严整肃，用笔斩钉截铁，干脆利落，入笔方劲，收锋雄峻，顿挫分明，舒张得势，一派峻整浑穆之气，尤显骨气凝重，豪迈奔放，凌厉中见朴厚，方正中多变化，有一种稳若磐石、雄浑壮阔的粗犷美。
东汉是我国书法艺术辉煌的全盛时期，这不仅仅是隶书由秦入汉已达到巅峰状态，而且章草、草书、行书、楷书各种书体的发展也日趋完善。汉隶可以说是汉代书法突出的成就，既继承了秦隶的一些运笔、结构方法，又下启了魏、晋、南北朝及隋、唐的书法艺术。
晋代卫恒《四体书势》所言：“隶书者篆之捷也。”
由于民间使用的隶书官方也开始加以采用，这就为隶书艺术的发展准备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书写隶书在当时蔚然成风。另一方面，写隶书也是当时入仕做官的一种途径，所谓“史书令吏”就是指擅长写隶书的令史，所以汉人称隶书又叫“史书”。当时曾流传这样的谚语：“何以礼为义，史书而仕宦。”意思是说，何必去讲究“礼义”，能写好隶书就可以为官作宦。
假若我是一位誊写历史的所谓“刀笔吏”，应该从哪儿写起——天空献出了丝绸，死者献出了磷。西风胡乱吹散，一把尘土两手灰烬——这样说感觉“刀笔吏”好似打扫卫生的清洁工人。其实，这样形容也没大错，打扫历史者，他们中的模范是西汉的司马迁。
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初唐四大书法家”的褚遂良，曾任唐太宗李世民时期起居郎一职，专门记录皇帝的一言一行。
《唐书》记载，唐太宗问褚遂良：“你记的那些东西，皇帝本人可以看吗？”褚遂良回答：“起居之职就是古时的左右史官，善恶必记，以使皇帝不犯过错。我是没有听过皇帝自己要看这些的。”唐太宗又问：“我如果有不好的地方，你一定要记下来吗？”褚遂良回答：“我的职务就是这样，所以您的一举一动，都是要记下来的。”
史官也好起居郎也罢，这一类“刀笔吏”被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概括为：“记事载言，劝善惩恶。”“君举必书”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使君“慎言行”。
有个故事，说宋太祖赵匡胤有一天散朝后，独自一人坐在便殿闷闷不乐。有大臣问他怎么了？太祖说：“早上做错了一件事，史官一定把它记下来了。”
《左传》记载，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国权臣崔杼杀了齐庄公。齐国的太史便把这件事记在了史册上，说：“崔杼弑其君。”崔杼非常恼火，一怒之下杀了太史，毁了记录。结果太史的弟弟又把这件事记下，仍然是“崔杼弑其君。”崔杼又杀了太史的弟弟。这样连续杀了史官兄弟三人，史官的又一个弟弟继续把“崔杼弑其君”写在史册上。崔杼无奈，只好作罢。另一位史官南史氏听说太史兄弟连续被杀，于是拿着竹简前来，准备接着书写。听说已经记下，方才返回。齐太史兄弟为捍卫历史的真实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要做一个真正的“刀笔吏”，看来还得有随时准备献身当烈士的精神。
梁鹄也好蔡邕也罢，再加上汉简的一个个无名书写者——和之后的三国乱世英雄的时代相比，东汉真可谓笔墨英雄辈出的时代啊，留下了无尽的笔意让后人去追慕和怀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