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盛极而衰：党内分裂在所难免
“俄共”自从1996年在总统大选中失败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只是由于叶利钦执政后期，健康状况恶化，治国能力衰竭，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俄共”又是议会第一大党，因此，它还能以最大反对党的角色在政坛上发挥作用。例如，1998年俄罗斯遭受双重危机，政治上由于叶利钦利用宪法规定的强势总统的地位为所欲为，频繁地更换总理人选，每次更换都引发一场府院之间的激烈争斗，使“俄共”还能在政坛上一显身手，不过它往往以“不妥协的反对派”面目出现，使人们眼中的“俄共”仍是一个传统型的保守政党。经济上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俄罗斯也发生凶猛的金融危机，卢布急剧贬值，国内经济状况再次遭到严重打击，民众生活水平又一次急骤下降。为摆脱危机，叶利钦提名普里马科夫为总理候选人，此人与“俄共”关系较为密切，他担任总理后，就任命“俄共”高层成员马斯柳科夫为第一副总理。这一届内阁的组成，不仅削弱了叶利钦的权限，而且由于缓解了危机，使包括“俄共”成员的这一届内阁得了分。可以说，叶利钦执政晚期的失误，给“俄共”提供了机会，使它能够扮演政治反对派的重要角色，同时也使“俄共”内部的矛盾和危机暂时被掩盖了起来。
（一）“投票风波”
20世纪90年代后期，“俄共”在政坛上适度调整了策略，放弃了“夺取政权”、“改变国家发展方向”等口号，采取了又斗争又妥协的策略，例如，它接受叶利钦的提议，同意参加由总统、总理、议会两院议长的“四方会议”和由议会各党派参加的协商性质的“圆桌会议”，一定程度上参与政治决策。直接参加组阁，担任政府重要阁员的“俄共”党员更能参与决策和体现“俄共”的形象；同时，“俄共”经常表现的是反对派的角色，叶利钦当政晚期经常随心所欲，任人唯亲，病弱体衰，执政能力明显减退，但他本人还固执己见，主观武断，造成内外政策上一连串失误，造成社会矛盾加深，怨声四起。“俄共”就组织了对叶利钦的弹劾案，并发起限制总统权力的修宪运动。
然而，转型期间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常引起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和重新组合，也使“俄共”内部的分歧逐渐浮上水面。20世纪90年代末，叶利钦频繁更换总理人选，引起政权危机频现。1998年3月，叶利钦突然下令解散切尔诺梅尔金政府，提名燃料动力部部长、才35岁的基里延科为新任总理，引发议会内外的一片反对声浪，议会两次予以否决。但叶利钦不改初衷，态度强硬，院府双方争执不下，只得提交第三轮议会投票。根据俄罗斯宪法规定，如果总统提名的总理人选3次被否决，总统就有权解散议会，直接任命政府总理，并确定新的杜马选举。在这关键时刻，“俄共”在投票前召开紧急中央全会，要求“俄共”议会党团成员统一行动，拒绝参加投票。可是，出于各自的利益和不同的政治主张，投票现场“俄共”议会党团发生了分裂，一半以上的“俄共”议员参加了投票，其中多数人投了赞成票，使叶利钦对新总理的提名终于获得通过，而“俄共”的分裂也开始暴露在世人面前。
在“俄共”党内，开始出现左、中、右的政治分化：中间派即以久加诺夫为首的主流派，在党内占主导地位；以彼得罗夫斯基等为代表的激进派，反对“俄共”与叶利钦政权作任何妥协，他们在党内成立“列宁-斯大林纲领派”等组织；代表右倾观点的是谢列兹尼奥夫、马斯柳科夫等在政府和议会有一定职位的人，他们倾向于与政府合作，该派组织名为“精神遗产运动”，社会上颇有影响。党内分歧的公开化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和组织上的分化，也大大削弱了“俄共”的整体形象和战斗力。“投票风波”之后，“俄共”党内由政见分歧开始走向分裂，一些派别脱离了“俄共”，这是“俄共”1999年发起的“弹劾总统案”和“修宪运动”归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1999年新一届国家杜马选举，“俄共”虽然保住了议会第一大党的地位，但内部矛盾和分化，已使它风光不再，颓势初露。由于人民爱国联盟的分裂，代表中右势力的“团结”党崛起，左翼力量受挫，其影响也大幅下降。叶利钦于1999年底将总统权杖交给了普京，实现了国家最高权力平稳交接。普京当政后，奉行一条不同于叶利钦的路线，迅速稳定了政局，加上民心思定，希望早日结束政坛混乱局面，普京正是治理俄罗斯由乱到治的强有力人物，因而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于2000年3月提前进行的总统大选再没有出现任何悬念，普京顺利当选，久加诺夫落败。
（二）议会第一大党的裂变
普京当政后，一面以“强国富民”的口号赢得民众的支持和“俄共”的合作，表示在施政时将认真考虑拥有如此多选民支持的“俄共”的意见；一面扶持中右政治势力与“俄共”抗衡，并伺机打压“俄共”，压缩“俄共”的活动空间。叶利钦对政党始终采取利用和压制的政策，坚决反对由议会多数派组成政府，主张政府应去除政党色彩，由总统独揽大权；与叶利钦不同，普京比较尊重国家杜马的地位和影响，明确表示在政权建设方面发挥政党的作用。所以，上台不久，普京就着手制定《政党法》。2001年6月《政党法》经国家杜马通过，联邦委员会批准，总统签署生效。
普京当政初期，“俄共”与政府积极合作，在议会中，“俄共”对普京提出的一系列社会改革方案都基本给予了支持。2000年12月，“俄共”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普京特意给“俄共”领导人发去贺电，久加诺夫则在大会政治报告中表示，“俄共”将成为现政权“负责任的反对派”的意愿。但是，“俄共”与普京政权的合作关系没有维持多久，“俄共”领导人很快就对普京的社会改革政策感到失望，他们指责普京背后操纵并支持中右势力对“俄共”挤压，声称改变原有立场，“俄共”将成为“强硬的反对党”，与政府较量。可是，所持政治立场的转变，又引起“俄共”内部的纷争和分化。
根据《政党法》，在“俄共”2002年1月召开的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俄联邦共产党由原来的社会政治联合组织改组为政党，并且修改了党纲和党章。在“俄共”这次非常代表大会上，共选出159名中央委员会委员、55名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和33名中央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委员。在随后举行的中央全会上，久加诺夫再次当选为“俄共”主席。但据透露，有5个人投了久加诺夫的反对票。
普京总统给这次代表大会发来贺电，电文中说：“你们的党是代表着我国社会相当多一部分人利益的一个大型的社会政治联合组织。”用普京的话来说，当前的俄罗斯存在着不少问题，需要联合国家一切创造性的努力来加以解决。普京表示，“俄共”的活动将是建设性和创造性的，他祝愿代表大会召开顺利并富有成果。久加诺夫还对当前的经济状况发表了看法，他说：“俄罗斯的全部预算都清一色地拴在石油管道上，所以经济形势也极不稳定。最近在税率上的3次打击，使劳动者去年刚刚得到的那么一点点增加的收入大为贬值。物价将要上涨。公积金的增长将要比现在高出3倍。可惜的是，形势将继续恶化。”然而，3年来的普京新政已使俄罗斯面目一新，经济上政治上都开始走上平稳发展的道路。经济秩序恢复，初步建立起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互动。积极而稳妥的发展战略，使综合国力上升，逐渐走出转型期困难而混乱的局面。经济状况的好转，使工资和养老金不但能按时发放，而且都有所增长，人民生活状况也有了相当大的改善。普京上台伊始，就着手联邦制改革，打击违法金融工业寡头，打击恐怖主义，进行法制改革，使政权逐渐走上秩序化的轨道。在外交方面也取得不少成就，使俄罗斯的大国地位有所恢复和增强。经济、社会正常运行，政局相对稳定，使民众对普京的支持率始终居高不下，在这样条件下，“俄共”的政治活动空间大大缩小，其内部矛盾和危机却不断暴露。至此，“俄共”开始由盛及衰。
“俄共”走向衰落的突出标志，是从议会第一大党沦落为少数党，党员人数锐减，使“俄共”的政治影响力大大减弱。早在2000年，以舍宁为首的“俄共”党内较为激进的“列宁派”成员退党。2001年12月，由“团结党”和“祖国-全俄罗斯”合并组成的“统一俄罗斯党”取代了“俄共”在杜马中第一大党的地位，而这个党作为政权党得到普京的大力支持。接着，2002年4月，国家杜马中的一场风波，使“俄共”党内的分裂公开化。当时，在议会中右势力的挤压下，“俄共”失去了在杜马中曾经拥有的10个委员会中8个委员会的领导职务。为了表示抗议，“俄共”宣布放弃包括杜马主席及其他两个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这一决定引发了党内矛盾和对立的公开爆发。由于谢列兹尼奥夫不愿放弃他的杜马主席的职位，另外两名“俄共”议会党团成员国家杜马文化委员会主席古边科及妇女和青年委员会主席戈里亚切娃也不愿放弃他们担任的议会职位，5月25日，“俄共”中央全会以76票对26票决定将3人开除出党，这一举动使“俄共”党内矛盾加深。谢列兹尼奥夫等被开除后，另建“俄罗斯复兴党”，拉走了“俄共”党内一批持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党员。2003年9月，“俄共”领导又与原先的盟友、著名经济学家谢·格拉济也夫分手，格拉济也夫遂联合20多个左翼力量组建“祖国竞选联盟”，同年年底在第四届杜马选举中获得9.02%的选票进入议会，又拉走了一大批“俄共”支持者。
（三）两个中央、两个主席：分裂闹剧
最大的分裂出现在2004年。7月1日这天，“俄共”竟同时召开了两个中央全会，上演了一场分裂的闹剧。先是由一批中央委员（人数一说96名，一说仅40～50名）召开中央全会，决定撤销“俄共”中央主席久加诺夫的职务，由现任伊万诺夫州州长弗·吉洪诺夫当选为“俄共”新领导人。但就在这一全会结束后不到半小时，另一个由久加诺夫支持者召开的“俄共”中央全会又开始了。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央委员据称有91名，另有50人应邀列席。全会一致同意将吉洪诺夫开除出党，并将其他“党的分裂分子”解除党内职务。
两天之后，即7月3日，“俄共”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大会开始后不久，会议厅突然停电，久加诺夫只得用手电筒照光念完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中谴责了一些人的分裂行径，也作了一定的自我批评，承认由于自己的失误，使党处于分裂的边缘。随后，久加诺夫再次当选为“俄共”中央主席。与此同时，不久前被解除职务的波塔波夫、阿斯特拉罕基娜等人也在另一地点举行党代表大会，选举吉洪诺夫为“俄共”主席，并宣布解除久加诺夫的领导职务。
于是，“俄共”内部出现两个中央、两个主席，两者都声称自己才是唯一合法的，而对方是在搞分裂。双方各不相让，争执不下，就诉诸俄罗斯司法部进行裁决。一个共产党内两派闹对立，竟要政府给予裁决，这在国际上是罕见的。最后，俄司法部裁定，久加诺夫组织召开的代表大会，超过法定人数，会议合法有效；而吉洪诺夫另立的“俄共”中央，因党代会虚增与会代表，未达规定的法定人数，大会本身和有关决议均属无效。久加诺夫方面虽然打赢了官司，但这一场争斗却使“俄共”元气大伤，在政坛上影响力大减，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也严重下跌，党员人数也减少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四）面临重重困难的“俄共”
迫于国内外政治及经济环境的压力，“俄共”虽然也随着时代的变化在逐渐调整自己的政治方针，但总的说来，“俄共”所坚持的政治纲领仍然属于保守型的，它主张建设一个有组织的、民主的、代表所有劳动者利益的党，捍卫俄罗斯作为一个联邦共和国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党的战略目标则是通过议会斗争和宪法手段，努力争取获得苏维埃形式的人民政权；而且，除搞议会斗争外，还要搞群众性抗议活动。久加诺夫更明确指出：“俄共”是一个由志同道合者组成的政党，人们自愿地团结在一起为社会主义及人民政权而战，为恢复伟大的苏维埃政权而战！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俄共”号召力之所在的“苏联”已经逐渐走进了历史，离普通民众越来越远。2005年，“俄共”全党因自然原因共损失了近21 000人，接收的新党员却只有9 800人。当时，久加诺夫即指出：由于党员人数锐减，“俄共”作为群众性政治组织的政治地位已受到了绝对现实性的威胁。
针对如何发展本党的影响力，久加诺夫提醒自己的同志们：尽管“俄共”在俄罗斯2/3的行政中心区都设有自己的地方分支机构，但是，在俄罗斯全部15.7万个居民点中，“俄共”只在1.5万个居民点上有自己的基层组织，只占其中的9.5%。在“俄共”的大部分委员会中，很少有人会在墙上挂上一个“俄共”在居民点上的力量配置图。结果，在解决一些重要问题时，“俄共”就面临票数不足的困境；而在大选中，其宣传员及观察员人数不足的问题就更突出了。
对于“俄共”而言，2006—2007年将是非常困难的日子：2006年10月以及2007年3月，俄罗斯联邦的许多地区都将进行选举。所以，“俄共”中央现已出台了一个5年发展计划：争取每年让党员人数增加10万人，也就是说，将现在的党员年增加量扩大10倍——事实上，即使仅仅是让“俄共”保持住现有的支持率，“俄共”也应当将新党员的数量扩大一倍，达到2万人。考虑到形势如此严峻，“俄共”中央今年决定成立党组研究所，专门负责指导全党改变“党员人数锐减”这一情况，其所担负的任务则是在具体的居民点上紧密地与民众们一起工作，建全“俄共”基层组织，在居民中寻找“俄共”的支持者，并准备吸收他们入党。“俄共”所有地区级及地方性委员会则接到了“俄共”中央的命令：立即研究制订出发展党员的详细计划，选择经验丰富、名望很高的骨干分子为主抓此项工作。
一个党派政治地位的巩固，少不了经济及物质技术作保障。然而，“俄共”的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2005年，尽管“俄共”地方组织较之上一年度多向党中央缴纳了73.5万卢布的党费，其总额也仅为2 950万卢布；而且，上年度“俄共”得到的自愿资助仅为400万卢布，较之以前少了两倍多。而“俄共”目前一年的财政需求大约为1亿卢布。为了保持党的正常运转，“俄共”不得不开始了资金的筹集计划。根据俄罗斯的《政党法》，“俄共”中央及其下属的地区委员会在加大了出版活动力度的同时，也开始生产带有“俄共”标志的手表、自动笔、勋章等纪念品。比如，新西伯利亚及莫斯科州生产的“俄共”标志围巾，以及特维尔斯克生产的“胜利元帅”挂历，就在经济上获得了不菲的收益，并受到了“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的表扬。
2008年，俄国将举行新一轮国家杜马选举和总统大选，如今，所有的政治力量都已投入了紧张的备战之中。但是，在总结上次大选左派反对党团惨败的教训并为今后的选战定调时，久加诺夫在2006年6月再次强调指出：“经验证明，反对党是不可能在国家宣传机器方面取得优势的。因此，反对党不应当在当局适宜的领地上打防御战，而是应当在自己的社会领域里发动攻击——加大大规模街头抗议的积极性。”可见，“俄共”仍然将未来总统大选的期望压在街头抗议集会上，但这一主张在社会上最有生机的群体——青年群体——中却绝对找不到多少支持者。承载太多历史使命的“俄共”，再次走到了生死关头。“俄共”现在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党员人数锐减的问题。现在，“俄共”党员总数逐年降低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党员年龄老化也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俄共”现有党员18.4万人中，48%的党员在60岁以上，43%的党员在30～60岁之间，只有7%的党员小于30岁，全党平均年龄则为5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