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澂退走石山站后，宋庆也将驻守营口的主力撤往田庄台，致使营口防守空虚。3月7日，日军乘胜轻易攻取营口，田庄台也随之失陷。湘军伤亡过重，人心不振，吴大澂愤湘军尽覆，欲拔剑自裁，被部下劝阻。原本准备借机重振雄风的新湘军，不料在训练有素的日本军队面前毫无招架之力，一败牛庄，二败营口，三败田庄台。中日两国的这场战争终于由湘军的失败而定型。
湘军连连败绩震动了国人，更震动了一直处于虚骄状态的湖南人。湖南人在这奇耻大辱强烈刺激下，开始反省，开始自责，开始寻找失败的原因，也开始寻找复兴之路。湖南人的虚骄不可向迩之气至此彻底打破。知耻而后勇。湖南人在此后的政治运动、政治变革中，就往往走到时代前列。失败是成功之母，湖南在近代的历史再一次作了证明。
湖南人没有在吴大澂新湘军失败的阴影中一蹶不振，而是很快形成一种寻求变革、追求进步的新风气，并与京沪等中心城市维新思潮遥相呼应，为湖南稍后的政治变革地方自治实践准备了条件，提供了机遇，从而使湖南在此后的维新运动中成为全国最富有生气的一个省份，也成为各界有志之士争相前往的地方。
1895年9月12日，清廷任命陈宝箴为湖南巡抚。陈宝箴虽为江西义宁人，但比较早就参加了湘军，随湘军将领席宝田与太平军作战，其文采、韬略及办事能力深为湘军领袖曾国藩赏识，于是在“贵人”扶助下进步很快，先后任浙江、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兵部侍郎等，是晚清官场前途看好的实力派人物。
在思想观念上，陈宝箴素来推崇曾国藩、左宗棠、曾纪泽、郭嵩焘等湖南先贤的思想与事功。上任之初，就以“变法开新”为己任，想方设法引进新思想、新观念，开化湖南，启蒙湖南，不仅要使湖南赶上全国维新变法的步伐，而且他真诚希望湖南能够成为全国变法维新、社会发展进步的模范省。
陈宝箴清楚，湖南地处内陆，随着晚清开放步伐加快，沿海地区快速成长，内陆省份与沿海的差距越来越大，怨声载道，守旧的观念就越来越严重。因此，要想使湖南发生大变化，最重要的不是给湖南带来多少资金、多少项目，而是要使湖南人思想观念发生根本转变，使湖南人相信，内陆省份虽然没有区位优势，但是只要转变观念，就能够发掘利用自己独特的资源、独特的市场，发展自己，壮大自己，就会拉近与沿海地区的差距，甚至超越沿海，获得一些超常规的发展机会。
思想观念的转变，需要有外来思想的冲击。而要主动引导外来思想的进入，当然需要在教育方面下功夫。为此，陈宝箴与湖南学政江标在思想认识上达到高度一致，这也为湖南维新运动的开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江标字建霞，江苏元和人，1889年中进士，翌年由翰林院庶吉士改授编修。1894年出任湖南学政，较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早了一年时间。江标不是皓首穷经的迂腐读书人，自青年时代就特别关心时事。出任湖南学政后，鉴于湖南守旧势力的强大，毅然以变风气、辟新治为己任，着重从教育入手，改变湖南的文化生态。
我们知道，在湖湘文化影响下，湖南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省城长沙早就有驰名天下的岳麓、城南两大书院，为全省文化教育的中心。只是在过去很长时间，这两所书院与全国所有书院一样，放弃了宋代以来讲学修身的传统，着重于科举考试，成为全国青年学子科举考试的补习班。其精力不在经世致用，不在内圣外王，更不是研习西方传进来的新知识、新文化，而是以应付科举考试为主要工作。
除岳麓、城南书院外，湖南官绅于1890年又在长沙创办了一所校经书院，办学目的与先前两个书院相比略有调整，除了向学生讲授经史掌故等传统学科外，适度增加了一些切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科目，以期学生潜心向学，博达古今，养成有用之才，以备他日军政选吏之需。换言之，校经书院开始注意适度放弃专门训练科举考试的方法，转而注意培养对地方发展有实际效用的人才。这对于湖南后来吸收外来新思想、新文化，尤其是湖南新政的展开，无疑起到了一定奠基作用。
江标出任湖南学政后，对校经书院有意扶植，建造了一个藏书楼，购置了大量图书，并添置了一些有关天文、舆地、测量等新学科所需要的实验仪器，有意识增加算学、舆地、方言也就是外国语等方面的新学科，创办了《湘学新报》和校经学会，扩大了办学规模，改造后的校经书院发生了根本变化，俨然成为湖南新知识新文化的中心和重心。以经世致用、内圣外王为主要特征的湖湘文化经过若干年的调整，终于回归正轨。
陈宝箴与江标的私人关系非常好，他们观念一致，相互尊重，他们一起提倡经世之学，敦促改变学风和文风，敦促改变社会风气，大力整顿旧式书院，倡导新式教育。这对于开启湖南维新风气，规划新政，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与湖南地方政府倡导变革几乎同时，湖南民间维新思想与维新势力也在急剧成长，并形成民间一股自发的维新运动。这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就是谭嗣同。
谭嗣同1865年生于北京，原籍湖南浏阳。其父谭继洵为咸丰年间进士，曾任户部员外郎等京官多年，1877年外放至甘肃，后任甘肃按察使、布政使，1889年升任湖北巡抚。谭继洵为官谨慎，偏于保守，对于甲午战后的维新思潮和新政，谭继洵持观望态度，与其顶头上司湖广总督张之洞每每意见相左，坚守老子“不欲为天下先”的人生信条。
与乃父迂拘守旧的性格完全相反，青少年时代就闯荡江湖的谭嗣同天生具有一种反骨和叛逆性格，仰慕那些杀富济贫、锄强济弱的草莽英雄。
谭嗣同叛逆性格的形成主要应该是其家庭的变故。他的母亲徐夫人徐五缘与谭继洵是贫贱夫妻，共生养了两女三男，长男谭嗣贻，次男谭嗣襄，三男谭嗣同。这个大家庭总体上说是和谐美满的。
按照那时的习惯和风俗，谭继洵在北京当官后，于1863年纳直隶顺天府蓟州女子卢氏为妾。那一年，谭继洵已经40岁，刚中进士第四年。
年轻或者还貌美的卢氏当然受到谭继洵的宠爱，不过根据各方面记载，徐夫人持家有方，恭俭诚朴，处事干练，不怒而威，御下整齐有法度，有古贤女之风，依然为一家之主。
谭家的变乱出在1876年。那一年，北京发生了一场白喉瘟疫，谭家二小姐谭嗣淑不幸感染。谭嗣淑已经出嫁，其夫婿唐景葑，也是大家族出身，广西灌阳人，进士，翰林院编修，其兄长就是后来署理过台湾巡抚的唐景崧。
唐景葑与谭家二小姐谭嗣淑的感情不必怀疑，只是这场瘟疫来势凶猛，且那时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措施，唐家的人甚至包括唐景葑大约都对谭家二小姐的病状非常恐惧，不敢就近照料。出于亲情，谭府徐夫人徐五缘和大公子谭嗣贻前往唐府探望照料，不幸被感染。更不幸的是，徐夫人、大公子、二小姐三人在五天之内相继病逝，演出了“五日三丧”的人间悲剧。
谭家发生如此重大变故的时候，谭嗣同年仅11岁。据说，年幼的谭嗣同也在那时独卧病床，或许也是感染了白喉，亦未可知。谭府上下笼罩在白喉的阴影中，谭继洵带着全家前往通州另行租房，只留下庶母卢氏在城里的房子里看护照料。毕竟不是亲生，或许毕竟白喉太恐惧。据说在谭嗣同独卧病床昏死的三天三夜里，卢氏不闻不问，只有老师欧阳中鹄熬药喂汤。
大难不死的谭嗣同在失去了母爱之后，大约也很难在这个家庭里继续呆下去了，不过他父亲谭继洵对他还是恩爱有加，希望能够学有所成，所以为他聘请了一些名师，像欧阳中鹄等，都是名重一时。
谭嗣同在追随这些名师学习的同时，也广泛结交了各方名士，在其十二三岁时，就拜当年著名侠客大刀王五为师，习剑练武，闯荡江湖，常年游走在大漠南北、西北荒原及中原地区，考察民情，结交英雄，开阔了视野，丰富了思想。上至文人雅士，下至鸡鸣狗盗之徒，谭嗣同似乎都有相当关系。是当时见多识广且为数不多的高干子弟。
在离开父亲、家庭的那些年，谭嗣同与二哥谭嗣襄相依为命，感情最深，因为他的大姐年幼去世，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只有他们两人了。
谭嗣襄生于1857年，比谭嗣同大八岁。1885年，清政府鉴于台湾地位的重要性，决定建省，任命抗法名将刘铭传转任台湾第一任巡抚，任命抗法将领唐景崧为台湾道，相当于副省级非领导职务。唐家与谭家有着姻亲关系，即便谭家二小姐谭嗣淑不在了，但两家之间的感情、关系应该还在。这大约又与谭继洵依然在官场上当红有关。唐景崧出任台湾道之后，就以广招天下英才的名义，于1888年秋将谭嗣襄招到台湾任职，负责台南凤山县盐务，这在当年确实是个肥差，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局。
当年的台湾一片荒凉，瘴气弥漫，生活异常艰苦。谭嗣襄不畏艰辛，总想作出一番事业，像他的父亲那样光宗耀祖，那样也好照料他的弟弟谭嗣同。然而天不假年，在谭嗣襄到台湾任职的第二年，就积劳成疾，客死他乡。据说谭嗣同记载，就在他哥哥去世时，清廷任命谭嗣襄为台湾盐运使的诏书刚刚发布。可惜，他没有这个命。
谭氏兄弟相依为命，感情至深。谭嗣同得知二哥去世的消息后，悲痛欲绝，他放弃了那一年的科举考试，然后赶往上海，将谭嗣襄的灵柩运回浏阳安葬。
谭嗣同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不在了，而又是客死在台湾这个地方。所以，台湾在谭嗣同的心灵中就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有人说那是谭嗣同的精神故乡，是他感情寄托的地方。因此等到甲午战败，《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谭嗣同的反应就异乎寻常的激烈。他失声痛哭，如丧考妣，他既哭中国，哭台湾，当然也是哭他的二哥，因为那毕竟是他二哥丧命的地方。他不知道中国的衰落将到何时，不知道在这偌大的世界上，为什么就没有中国的地位：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沉痛的反省激发了谭嗣同的思想活力，他和那个时代许许多多进步青年一样，开始觉得中国先前几十年学西方，富国强兵，洋务运动，可能很有问题。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绝非偶然，日本一个小国能够打败它的老师，那也一定有其必然原因。所以，到了1895年7月，也就是《马关条约》签字之后两个月的光景，在外游走多年的谭嗣同意识到，中国的变法大约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在大规模、全国性的变法到来之前，湖南人还是应该先走一步，进行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全国推广。
谭嗣同此时正在湖北武昌帮助谭继洵料理事务，而他的同学唐才常也正在两湖书院就读，他肯定将这些想法与唐才常商量，两人很快达成共识。
唐才常也是浏阳人，与谭嗣同同乡，也是欧阳中鹄的学生，与谭嗣同并称为“浏阳二杰”。唐才常生于1867年，小谭嗣同两岁。1886年考中秀才，因家贫辍学，应聘为家馆教读。1887年至1891年，先后肄业于长沙校经书院和岳麓书院。1892年入四川学政瞿鸿幕，除了协助瞿鸿评阅各州县试卷外，还负责瞿家子女的教育。翌年返湘，受聘于欧阳中鹄家塾教读。1894年随谭嗣同往湖北，考入武昌两湖书院，所以他又算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门生。
与谭嗣同一样，唐才常热心国事，在甲午战争刺激下，力主改革，反对空谈，主张中国应该以周孔之道植其根本，学习东西洋各国综核名实，以求变通，变法图强，以便将来报仇雪耻，抗衡列强。他们商量的结果，就是从自己家乡浏阳做起，从局部做起，创办一个新式教育机构，谭嗣同后来把这个教育机构规范为算学馆。
浏阳位于湖南东部偏北，东邻江西铜鼓、万载、宜春，南接江西萍乡及湖南醴陵、株洲，西倚省会长沙，北界岳阳平江。浏阳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有着丰厚的历史底蕴和磅礴的历史风云。其南台书院创建于元朝，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只是到了近代，南台书院和其他书院一样，日趋没落，沦为科举考试的补习班，而失去了书院原有的讲学传统和民间社会政治中心、舆论中心的功能。谭嗣同、唐才常的想法就是将这个南台书院改造成算学馆。参与这件事情的还有唐才常在两湖书院的同学刘善涵。
刘善涵也是浏阳人，生于1867年，与唐才常同岁，小谭嗣同两岁，与欧阳中鹄也有师生之谊。他也是浏阳算学馆重要的动议者。并与唐才常一起邀请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能够出名倡导，藉资号召。不料谭继洵对于家乡事务不愿过多干预，以“守老氏之宝，不欲为天下先”对，婉拒了唐才常、刘善涵的请求。
谭继洵的婉拒也是官场的规矩，这就逼着谭嗣同、唐才常、刘善涵等人另想主意。他们想到了老师欧阳中鹄，以为也许欧阳中鹄有办法促成这件事。
欧阳中鹄生于1849年，此时46岁，年富力强，名声正盛。24岁时中举，稍后任内阁中书。后受聘于谭继洵，教其子谭嗣襄、谭嗣同。1877年返回故里，谭嗣同、唐才常又拜其门下就读。这两个门生既是欧阳中鹄一生的骄傲，也是其生命的寄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