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这种情况，康有为建议实行官差分离、官爵分离的行政体制，也就是以高爵待耆旧，以差使任才能，这样那些获得高位的政治老人可以各得其所，继续享受他们那个级别应该享受的政治待遇、经济好处，以官终身。这是老人老办法。
至于年轻一代，康有为建议是新人新办法，主要是根据工作需要，以差获任，而不是经年累月积累政治资历。换言之，康有为建议在推行新政时，先注意差使，使各项新政要务，都能有合适的人去承担，如军机处、总理衙门惯例，这些承担新政要务的人并不一定是经年累月积累了丰厚政治资历的政治老人或高官，而是选择那些有能力的人担任行走，也就是临时差遣、临时抽调，并不以资历级别为选用原则。
揣摩康有为的意思，这项改革大约有西方现代文官制度中政务官、事务官的意思，那些经年累月积累政治资历的算作政务官，此外都是事务官，也就是专差，临时性差遣。康有为强调，如果因为积习相沿，难以骤改，可以采取变通办法，对那些出任专差的人员，赏给京卿、御史等职衔，准其专折奏事，自己配置工作班子，自辟僚佐。
康有为指出，假如实行这样的体制，各衙门的编制就不会增加，而会逐步减少，尤其是在政务官的层面，肯定会越来越少。而且，这些政务官不得兼差，如果他们一定要在军机处、总理衙门等跨部院机构中兼差，那么他们就必须辞去本职，不需再到本衙门办事。
对于那些年迈的政治老人，康有为主张还是老人老办法，既不要求他们勉为其难继续工作，也不必因其不工作而减其俸禄和待遇，他们依然享有原先的俸禄和待遇，依然享有参加各种各样会议发表意见的政治权利。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康有为相信一定会减少改革的压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老资格的政治家可以继续享有高位和良好的生活条件，年轻一代可以充分施展本事，维新大业成功的系数就更大。
康有为的这个设计当然是一种机会主义的考虑，他期望以比较低的代价获取改革的权力，也就是剥夺那些政治老人的权力。这个愿望当然是善良的，只是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因为这个方案比岑春煊的建议更缺少可操作性，既有官僚不可能同意放弃权力，只去当什么名义上享有崇高地位而实际上无权的傀儡。他们更明白，康有为官差分离的新体制依然是要从他们手里分享权力，一旦大批的“新行走”掌握了各个衙门的实际权力，他们能否继续享有那崇高的政治地位与物质待遇，也是一个未知问题。所以说，康有为的建议虽然迎合了政治高层相当部分人反对岑春煊激进改革的想法，但他们同样不能支持康有为，因为结果都一样。
再从皇上方面说，他不可能没有看到康有为先立而后破或立而不破渐进改革方案的好处，但现实政治生活使他深切感到不彻底废弃旧有行政体制，不在行政体制方面进行大胆改革，那么他曾经向国内外郑重宣示的所谓新政只是一篇空话，因为几个月来的政治现实已经使他深切感受到了旧有体制的束缚和旧有官僚的怠慢。8月26日，圣谕严厉批评各省官员积习相沿，因循玩愒，对朝廷一系列新政政策执行不力，甚至存在等待观望的侥幸心理，尤其是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等封疆大吏对几个月来新政策毫无反应，既没有向下贯彻落实，也没有向朝廷报告。经反复催问，刘坤一竟然辩称还没有收到正式文件，而谭钟麟做得更过分，竟然连催问电都不愿回复。
各地官员对新政拖延搪塞，而新政毕竟已经启动，并不是说停就能够停下来的。开弓没有回头箭，新政既然已经发动，只能义无反顾往前走，而有人不愿往前走，那就只好让这些人离开。内心高度焦灼和苦闷的皇上在第二天又发布了一道圣谕，严厉要求各地督抚以后奉谕交办之事必须依照限期赶快办理，克日奏闻，不得任意延缓，致繁降旨严催。凡此都不难觉察皇上之所以执意采纳岑春煊建议的苦衷，或许也就容易理解皇上为什么不采纳康有为比较机会主义的折衷方案，而断然采纳岑春煊大规模裁撤衙门和精简官员的建议。
8月30日，皇上发布震动朝野且引起后来一系列重大变故的上谕，大约根据岑春煊的建议，宣布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门，其相关业务分别并入总理衙门及礼部、兵部或刑部等衙门；各省督抚中湖北、广东和云南三省因为督抚同城，宣布裁撤三省巡抚，由三省总督兼理巡抚事；宣布裁撤河工总督，治理黄河的工程此后将由山东巡抚、河南巡抚分段管理；宣布裁撤各省无运可办之粮道、无场销盐之盐道。此外，如各省同通、佐贰等官，由于所管事务太少，可有可无，均属闲散冗署或冗员，均应查明情形，分别裁撤。
这个宣布势必使大批吃皇粮的官员一夜之间突然失业，他们不仅失去了权力，而且失去了优厚待遇，甚至失去了经济来源。对于这些善后，皇上似乎也有考虑，但依然显得有点决绝，有点不近人情，毕竟是为我大清国打拼奉献了那么多年的官员，皇上说不要就不要的了，这让他们心中难免失望和愤怒。
按照皇上的宣布，被裁撤的三省巡抚、河道总督，以及中央各部院中的詹事府、通政司等京卿，由朝廷另行录用，安排工作。至于京外那些被裁撤的大小官员，均由各省督抚与中央各部院相关部分商讨解决办法。大致上说，这些人失去原先的工作是肯定的，至于能否另行录用和安排，那要看各人的运气和造化了。
就事实而言，詹事府等衙门多年来确实已沦为无事可办之冗署，大量消耗国家资产和行政资源；京外督抚同城也如许多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职权重叠，甚者不断发生冲突。至于河工总督、漕运、盐政等，久已失去其存在意义，所以说裁撤这些机构，遣散这些冗员就事实而言确乎如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所说的那样，这大约相当于在中国政界发动一次革命，至少表明朝廷在各方面力量推动下已经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迈出了第一步，理所当然受到各方面的欢迎，由此大约要不了多长时间，瞻顾因循、纷争倾轧的官场毛病或许可以部分消弭，民生、吏治必能因此而受益无穷，所以，行政体制的改革说起来也并不仅仅是个节省经费问题，而是有重大政治内容在。
不过就情理而言，朝廷这样大规模裁撤冗署，裁减冗员，且宣布除极少数中高级官员由朝廷另行录用另行安排外，更多中下级官员将由此沦为失业者，他们在一夜之间从政府官员变得什么都不是，不要说他们心理上会产生严重失调，实际上对他们也是不公正的。因为这些冗署的造成并不是他们个人的过错，而是政府的决策错误，或者说是时代变化导致这些机构失去存在价值，而他们作为个人不管怎么说也是通过层层选拔走到今天的位置，甚至有的已在这些岗位上兢兢业业工作了一辈子，不说他们是大清王朝的宝贵财富，至少他们也为大清作出过贡献。他们所处的衙门突然变成被裁撤的冗署，这不是他们的主观选择，不是他们的过错，就这样不明不白被赶出，怎能让他们心服心甘呢？所以，这个重大决定委实有点草率，有点考虑不周。
再者，不论中央各部院的中下级官员，还是京外那些官员，他们多年来的唯一职业就是当官，就是从政。除了当官从政外，他们不可能另有其他谋生手段。如果他们是一个廉洁的官员，仅靠薪俸维持生计，他们一旦失去自己的职业，让他们怎样继续生存？在上谕发布的第二天，有友人劝在中央部院任职的叶昌炽不必伤心，不必以一官为恋，趁早别谋生计。叶昌炽对这样的说词也怦然心动，只是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太现实，他在《缘督庐日记》中黯然表示，自己是寸铁不持，安能重新创业从头开始？家里除了一堆堆破书烂帖外，平生所收，根本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更没有多少存款，倾筐倒箧，至多不逾二千，怎能拿这点养家糊口的家底孤注一掷去从事商业、从事投机呢？万一失算，将如之何？叶昌炽的忧虑大体反映了这批“下岗官员”的内心世界，当然那些有办法并不安分的官员，大约不在此列。
总而言之，皇上的果断决策不仅面临执行上的困难，而且使京城内外官场中早些天就已广泛流传的谣言得到了证实，皇上确实接受了康有为的荒唐建议，下令裁撤六部九卿，而且可能还有更多的衙门在后续的改革中面临着危机。这些传言使中央各部院官员惊恐不安，人人自危，谁也不知道自己的明天会怎样，已撤未撤的各衙门普遍陷入混乱之中。这对后来的政治进程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刺激作用。
未裁撤的衙门担心被撤，已裁撤的衙门一片混乱，人员安置、物品交接，甚至档案移交都成了问题，正是在这种恐慌状态下，皇上于9月1日发布了一份御旨，要求军机大臣、六部尚书等就所裁撤各衙门善后事宜提供方案，并在五日内具奏。
五天过去了，这些大臣可能做了一些工作，但进展不太理想，尤其是被裁撤人员安置成了最大困难。9月5日，大学士李鸿章呈递由“内阁主稿”的一折一片，提供了一种善后思路。
李鸿章等大臣指出，行政改革，裁并官职，诚为我大清当今之急务，然各衙门承办多年，另改旧规，非取其素有交涉者以类相从，不足以臻妥善。李鸿章等大臣根据《清会典》中关于各衙门职能规定，建议以类相从，将职能相近的机构予以归并，如詹事府掌文学侍从，拟请归并至翰林院；通政司掌纳各省题本，拟请归并内阁；光禄寺恭办典礼及燕劳荐飨，鸿胪寺掌朝会宴飨，拟请归并礼部；太仆寺掌牧马政令，拟请归并兵部；大理寺掌平天下刑名，拟请归并刑部。该折还建议，归并之后，事既更张，有同新创，其中头绪繁多，一切事宜非仓猝所能遽定，各衙门在移交档案资料时，一定要悉心校阅，体察情形，斟酌办理。
在附片中，李鸿章等大臣建议朝廷应该对所有被裁撤的人员妥善安排，不致引起人心惶惶，动摇政局。建议朝廷将所有裁汰之应升应转各员，均由吏部查明，照例题奏，听候录用。其各项属员，亦由吏部酌量分别补用，以免这些下岗官员落落寡欢，向隅而泣。至于已裁并各衙门地址，李鸿章等建议妥善使用，最好用作各新办中小学堂等新式机构。总之，李鸿章等大臣希望通过比较周密安置最大限度缓解行政体制改革所引起的震荡。
对于裁撤詹事府等衙门以及归并办法，也有人认为并不合理。顺天府大兴县生员高世芬在其奏折中就对这种裁撤及归并提出意见。他认为，在皇上下令裁撤的这些衙门中，真正无事可办的衙门大概只有詹事府，他如大理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通政司等，均属各有专司，不应该骤然裁撤，致使行政体制发生错乱。高世芬建议于刑部另设一司，即名大理；于兵部另设一司，即名太仆；于礼部另设两司，即名光禄、鸿胪；而通政司、詹事府，拟请归并总理衙门。
被裁撤衙门人员的安置成了头等大事。同一天（9月5日），康有为以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名义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奏折，建议朝廷增设三四五品散卿及三四五品散学士，以容纳那些被裁撤人员中具有学识与能力的充当议政之官。在康有为看来，既然专门议政的制度局一时难以开设，那么不妨将这次被裁撤衙门中的优秀者充当专门的议政之官，行政之官不可冗，议政之官不厌多。康有为总算又抓住了一个机会，重建议政、行政分离的权力架构。
也是在9月5日这一天，户部候补主事陶福履也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奏折，提出“安闲员”的另一种思路。陶福履认为，现在的吏治、营制、士习、民俗，莫不败坏，其根由主要是官员太多。对于这一点，朝廷当然很清楚，毅然裁汰，深得行政改革的真谛和制治之源。问题是这些被裁撤的官员大多并无多少积蓄，更绝少殷富。他们中还有一些人是循大清旧制，称贷入官，已经为职位付出了一些代价。现在突然被裁，自然有值得可怜可悯之处。
根据这种情形，陶福履建议，不妨将被裁减的人员中有才有守者，择优录用，分发中央各部院充当幕友、书吏、经承等一般办事员，年资劳绩，仍予连续计算，使他们仍然能够找到一个饭碗，以免饥寒，也算有个正当职业。所谓幕友，也就是唐代的幕职，书吏即汉代的曹椽，这本是读书人进入官场的必由之路，较之游士奸胥诡托名性者，必多自爱，于公事亦有裨益。对于那些曾经获得某些科目出身的被裁撤人员，陶福履建议朝廷责成管学大臣进行考察，分别派往各省府州县学堂充任教习，或由矿路农工商总局大臣派办各省分局从事新政。总之，陶福履认为，这些被裁撤的人员不管怎么说并不是他们的责任，更不是他们的过错，朝廷不应该将他们推到社会上不再过问，而是应该量才录用，人尽其才。这样，他们必定为感激朝廷，力图报效。
类似建议还有户部候补主事聂兴圻后来提出的设农爵以优待大臣的方案，建议朝廷仿照古制，设农爵三等，将那些在新政改革中跟不上形势，有碍维新大局的大臣，授予相应的农爵，令其退休田间，讲明农学。这样，或许能够为农业振兴贡献一点力量，有助于农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