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北京，伊藤博文心仪已久，他不是关心那里数百年帝都的文化遗产，而是关心中国政治发展，关心中国正在进行着的维新运动。伊藤相信，中国的维新运动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重大事件，它不仅影响中国的未来，而且必将影响远东、影响亚洲，当然也会首当其冲影响日本。作为先前敌对国前政府首脑，伊藤北京之行的政治意味极端浓厚，他不仅要与大清国政治领导人一起结束过去，化解两国先前政治军事冲突所留下的阴影，而且要开辟未来，设法与大清国尽释前嫌而结盟，以抵制欧洲特别是俄国对亚洲的觊觎与蚕食。
诗言志。伊藤在途径高丽前往中国时，曾赋诗两首，隐约表达他对此次北京之行的期待。
其一
远辞韩阙向燕京，为是微忠寻旧盟。
不问风涛千里险，雄心直欲掩沧瀛。
其二
志冀思千里，求朋寰宇中。
虚怀忘彼我，痼疾慕英雄。
万死平生志，千秋一寸功。
天晴终山碧，云断夕阳红。
这些诗当年都曾及时发表在中国报章杂志上，并没有什么秘密，人们不难从中得出政治化的解读，不难体会伊藤的感情和思绪。
李提摩太来了
9月的北京，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许多重大国务活动和外事活动，都习惯性地安排在9月或10月。伊藤博文访华时间，是否有这种考虑，我们不太知道。这或许是一个偶然的巧合，或许是有计划的安排。
不过，我们知道的是，伊藤博文访问中国，大约是一批具有维新倾向的官绅各界人士共同推动，然后经两国外交当局协商而确定的。据说有一个关键的动议人或推动人，就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是近代中国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是英国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生活长达46年，近半个世纪。对西方来说，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通；而对中国来说，李提摩太是西方文明使者和传播者，他给中国带来了西方近代的思想文化理念，带来了近代文明，因而他在中国受到普遍的欢迎。
1870年初，25岁的李提摩太被英国浸礼会派往中国进行传教。他所属的教区主要在山东烟台和青州一带。在那里，李提摩太学会了中文。1876年开始，华北地区持续数年大旱，李提摩太在传教的同时，主要从事赈灾活动，在山西等地发放赈灾款项，因此与朝廷高官建立了不寻常的密切关系。1886年，李提摩太移居北京，受曾纪泽委托，为曾家子女教授英文。四年后，李提摩太应直隶总督李鸿章邀请，于1890年赴天津担任《时报》主笔。一年后，至上海接替韦廉臣，出任同文书会督办。
韦廉臣是李提摩太的同胞前辈，1855年被伦敦布道会派往中国，先在上海，后在烟台。所以当李提摩太初来中国，就在烟台与韦廉臣相识，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
1877年，在华新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大会，决定成立益智书会，负责编写教科书，以供教会学校使用。韦廉臣出席了这次会议，并被委派为益智书会秘书。1884年，一些传教士在英格兰组织中文宗教书籍会，向各界募捐，购置印刷机器，在上海筹设印刷厂印制书籍。不久，中文宗教书籍会因故解散，所余钱款、资产及印刷设备等，均由韦廉臣接管。1887年，韦廉臣利用这些资产等，联络正在中国的赫德、林乐知、慕维廉等在上海成立同文书会，期望由此开展对中国广泛传播基于基督教原则的西方学术，在熟悉当地人思维方式基础上，以中国人的立场著书立说，使之更适宜于引导和提升民众，尤其是通过影响其更有知识和领导能力的阶级，引导和提升民众。这就是韦廉臣同文书会的创办宗旨。
基于该宗旨，同文书会在中国展开广泛的文化活动。1889年，同文书会利用自己的资金设备，恢复停刊已久的《万国公报》，并将这份拥有悠久历史的刊物作为同文书会机关报，仍然聘请原主编林乐知担任笔政，李提摩太、丁韪良等外籍传教士参与编撰。
《万国公报》是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传教士刊物，它所刊发的文章并不局限于宗教方面，甚至根本就不太顾及宗教方面的内容，而是侧重于西学，侧重于时政，热衷于推广近代西方各国有关地理、历史、文明及一般进步知识，被时人称为西学新知之总荟。这份刊物向中国人传播了大量有用的知识，对于中国政界知识界来说，但凡遇到社会进步或任何其他事情，林乐知和他的同事都会在《万国公报》上提出善意忠告。
1890年，韦廉臣不幸逝世。稍后，李提摩太被各方面推举为韦廉臣的继承人。
李提摩太接手后，对同文书会的发展规划作了若干调整，他不再认为赈灾之类的事情应该继续作为工作重点，他认为在中国许多灾荒本可以避免，只是人为的疏忽加重了这些灾难，因此真正帮助中国的最好办法，就是推广启蒙工作，提高中国人的思想境界。这也是同文书会于1892年更名为广学会的背景，其用意就是“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
根据李提摩太的认识，广学会就是一个传播西方近代文明的文化机构，就是要通过文化向中国渗透，进而影响中国改变中国，促进中国的进步，期待中国能够与西方国家一样，同步发展，互为兄弟。李提摩太表示，广学会不能梦想在整个帝国建立起现代化的学校，那是中国地方政府的职责；广学会也不可能直接接触和影响帝国所有高官和每一个读书人，但是广学会有办法去影响这些高官和读书人。这就是要创办有影响力的刊物，系统讨论中国人所关心的一切重大问题；发行丛书和系列小册子，揭示教育和宗教的发展对于国家所有领域的进步所具有的意义；呼吁和鼓励其他一切有益于民众启蒙的措施，比如讲座、博物馆、图书馆；帮助中国读书人建立各种组织，从事推进学术进步的工作等。
在李提摩太主持下，广学会的文化事业迅速发展，在那不太长的时间里，广学会先后翻译出版了各种各样西学书籍两千多种，是当年中国规模最大的出版中心，深刻影响了中国人，政界知识界著名人士像李鸿章、张之洞、曾国荃、左宗棠、康有为、孙中山等人都曾与李提摩太有直接或间接接触。
李提摩太和英美传教士是希望中国能够像西方一样发展、一样强大，最重要的要像西方一样拥有比较相同的价值观、世界观，因而李提摩太和英美传教士不遗余力向中国人兜售西方思想观念，期待中国人能够自觉自发意识到西方近代思想观念的重要性、合理性，所以，李提摩太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总是想方设法与中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不厌其烦向中国人说明西方人的立场和看法。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万国公报》关于战争进展的报道，在中国受到普遍欢迎，印数大幅度增加，其思想主张深刻影响了中国政界、知识界。李提摩太也在这段时间完成了《泰西新史揽要》的翻译出版，其目的就是要中国政界、知识界了解世界发展的最新进程，暗示中国如果采取泰西诸国同样的改革措施，中国同样是有希望的。李提摩太在这部著作的绪论中尝试着提出这样的问题：近60年来，中国一再遭到外敌入侵，割地赔款，饱受屈辱，原因何在？他的回答不言自明，那就是，通过铁路、轮船和电报，上帝拆除了各民族之间的篱笆，以便使他们像同一个家庭的兄弟一样和平而幸福的生活在一起。然而中国总有一些人继续起阻碍作用，从一开始就决心阻挠这个历史进程。因而他们不仅反对外国人，反对中国与世界融为一体，而且反对上帝确立的宇宙规则。如果对世界的排斥态度是中国遭到失败的原因之一，那么一旦中国改变了这种态度，代之以一种善意的、友好的态度，那么中国不难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
李提摩太和广学会的这些思想主张带给中国人新的希望，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憧憬中，李提摩太成为朝廷要员的座上客，无话不谈。李鸿章与他探讨中国摆脱困境的方略，张之洞与他一起讨论改革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限度，张荫桓作为赴日和谈大臣，与李提摩太一起探讨了中日和解的方案及其底线，翁同龢则请李提摩太起草了改革方案，孙家鼐、刚毅等朝廷大臣也都与李提摩太有不同形式的交往。至于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康有为则早在万木草堂时期就高度注意广学会的出版物，他的那点所谓西学，其实都是从广学会特别是李提摩太、林乐知那里贩卖来的。他后来主持创办强学会，并以强学会的名义创办《万国公报》，殊不知这个刊名就是“盗用”广学会的。至于梁启超，他对李提摩太非常崇拜，当他得知李提摩太需要一个中文秘书时，便自告奋勇愿意承担。李提摩太通过自己的思想主张与中国社会各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在甲午战后迅速走上维新道路。
《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在度过了短暂的骚动后，上下一心，发愤自强，维新运动从北到南，轰轰烈烈扎扎实实开展起来了，一切都显得那么从容、那么自信。然而到了1897年底，先前帮助中国夺回辽东半岛的德国突然袭击，武装占领胶州湾，引发外交危机。先前发誓与中国结盟的俄国不仅不帮助中国化解危机，反而趁人之危，攫取私利。中国的民族危机再次高涨，于是引发我们一直在说的戊戌变法运动。
由于李提摩太与中国政界、知识界有着广泛深刻的关系，1898年政治改革发生后，他理所当然成为重要的咨询对象。那一年夏天，康有为曾向李提摩太咨询改革的方式方法，并建议李提摩太利用自己的背景和身份，设法促成朝廷邀请日本著名政治家伊藤博文来中国充当客卿，充当皇上的政治顾问。康有为还建议李提摩太也来北京，担任皇上的另一个政治顾问。康有为的这些邀请究竟有多少政府背景和依据，现在已经很难讨论，但在李提摩太的记录里确有其事。
康有为的邀请应该不是空穴来风、胡说八道，凭着李提摩太在朝廷中的关系，他当然应该知道许多事情的真相。1898年9月9日，李提摩太携秘书程淯离开上海，乘海轮北上。旅行途中，李提摩太在这艘轮船上与袁昶和容闳结识，一路相谈甚欢。袁昶是具有相当国际视野的政府官员，他在后来的义和团事变中因为反对谋杀外国人而被杀害，《辛丑条约》后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名义；至于容闳，此时已经是美国公民，只是那时的中国对于双重国籍并不太介意，而容闳对于母国的感情也出于至诚和热烈，他到北京不久也同样卷入稍后的政治冲突中。
9月15日，经过一路奔波，李提摩太抵达北京，他先是投宿英国驻华公使馆。然而由于英国公使窦纳乐不在北京，李提摩太住在那里大约觉得怪没有意思，于是住了一个晚上就迁出，入住米市施医院，与两天前（9月14日）抵达北京的伊藤博文住在同一家旅馆。这究竟是一般的巧合，还是另有深意的安排，我们并不太知道。
我们知道的是，在这家旅馆，李提摩太与伊藤博文的首席秘书津田（Tusda）进行了一次长谈。至于他的谈话后来是否影响了伊藤对中国的看法也不太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李提摩太毕竟居中沟通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体制外政治新锐与伊藤和日本人、英国人之间的关系，并对康有为后来的政治策略发挥了重要影响。
另外，由于李提摩太是英国人，与英国公使馆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他对朝廷中那些试图与英日两国结盟的大臣如张荫桓等人，也起到不同寻常的影响力。而张荫桓又与康有为有着不一般的密切关系。这种种迹象表明，李提摩太的到来，也为北京政治局势发展注入了一种新的因素，究竟这种因素对于中国政治发展而言，是正面还是负面，那就要看后来的实际进程了。
袁世凯进京
进入9月，北京的政治气氛越来越不寻常，各路重要人物不约而同来到北京，这似乎意味着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尽管没有人提前作出这样的预测。
在这新到北京重要人物名单中，最刺眼也是后来最有争议的，莫过于袁世凯。
袁世凯是近代中国不容忽视的人物，是继曾国藩、李鸿章之后最重量级的汉族高官。只是他这个时候的职务还不是很高，他自1894年从朝鲜撤出后，因有“知兵”的考评，就被朝廷委派在天津小站督练新军。
小站练兵是中国军事力量在近代的一个重大转折，是中国军队现代化的起点，也由此奠定了袁世凯毕生事业的基础，成就了他后来的辉煌，当然也潜伏着失败的种子。
袁世凯并不只是一个鲁莽的军人武夫，他懂得用兵，更懂得政治。当《马关条约》签订后，袁世凯就预感到中国政治要发生变化，他不仅追随朝廷，积极参与整军经武，督练新军，取得骄人成就，为中国军队现代化提供了一个范本。而且，袁世凯积极建言，通过翁同龢等朝中大员就改革发展诸问题提出一系列建议，很快成为维新运动的重要骨干，成为京师强学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与康有为等新生代知识分子和那些体制外读书人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赢得了美誉，也为他后来的发展提供转圜空间。
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协办大学士荣禄鉴于新式军队力量依然不敷支配的困境，建议朝廷责成袁世凯扩大练兵规模。朝廷接受了荣禄的建议，准袁世凯增练3000人，以足万人之数，以与聂士成一军联络声势，悉成劲旅，用以扼守北洋门户。袁世凯在军队中的地位稳步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