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1860年外交危机，恭亲王对世界、对西方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欣赏西方人的工作精神和工作态度，肯定英国人李泰国担任海关总税务司期间的贡献，充分信任李泰国的继任者英国人赫德。
鉴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来往日趋密切，清政府原有政治架构已无法满足这种需要。根据恭亲王等人建议，清廷于1861年设立专责外交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管以往由礼部和理藩院分管的部分事务，中国终于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在此后总理衙门存在的40年中，恭亲王担任领班大臣达28年之久。
在恭亲王主持朝政的那些年里，他与汉族出身的大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人在慈禧太后主持下，修补内部政治秩序，调整对外方针，放弃沿袭已久的宗藩制度，向西方学习，走上霸道政治的道路，以屈辱姿态韬光养晦，接受条约体制，致力于和平外交，为大清王朝的恢复与发展赢得了一个难得的外部环境。
和平的外部环境、稳定的国内秩序、相对开放的对外政策，当然有助于中国的发展，经过大约30年的努力，中国在经济上修复因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所遭到的破坏，综合国力与军事力量虽不能与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相比，但在亚洲的中心地位与大国气势毕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恢复，即便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至少在亚洲尚无其他国家可以取代大清国的地位，中国终于迈步进入“近代”，尽管这个进入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被迫的意味。
在中国走向近代的征途中，恭亲王确实起过重要作用，然而他在提倡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始终不认为中国在整体上落后于西方，更不相信中国自古相传的政治体制会在他们这一代人手中走向终结。在他的政治理念中，中国不如西方只是暂时和局部的，一旦学习、掌握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中国必将重新崛起，依然是世界政治格局中重要的一极。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恭亲王的期待并没有变成现实。1894年黄海一战，举全国30年积累创建的北洋海军顷刻瓦解。紧接着，马关议和、割地赔款，大清王朝陷入空前的政治危机。人们将矛头对准恭亲王领导的清政府，以为30年洋务新政不过是一场“跛足”的近代化运动，中国并没有利用财富增长的机会适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旧有的政治体制束缚了中国的发展，这就是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
洋务新政只变其末不变其本的反思很快被朝野各界所认同，恭亲王也期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改革，重建一个高效廉洁政府。无奈清政府积弊太重，而且恭亲王可能也真的老了，不论体力上，还是精神意志上，都没有十几年前的状态，他在勉为其难地维持着残局，只是希望大清王朝在他真正退出历史舞台之前不要再出什么乱子。他甚至考虑过退休，但每当提起这件事情时，总是被各种原因所羁绊。
恭亲王期待大清王朝不出乱子的愿望仅仅维持了不到三年时间。1897年底，原本与中国关系还算友好的德国突然不宣而战出兵强占胶州湾，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再度高涨，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标，要求清政府取法俄、日，以定国是，从根本上铲除旧制度的根基，逐步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体制。
康有为登高一呼赢得了社会各界广泛喝彩，皇上也责成恭亲王认真研究康有为的那些建议。作为稳健的政治家，恭亲王无法认同康有为的政治理念，更不主张采纳改变大清王朝固有政治体制的激进变革。
1898年1月11日，恭亲王主持总理衙门例会讨论皇上的指示。翁同龢竭力赞成皇上的看法，以为康有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康的那些建议尽管有某些不切实际的理想成分，但总的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值得重视。至于派遣康有为出洋考察各国政治，翁同龢认为，这既是皇上的主张，当然应该实行。
在这次会议上，礼部尚书许应骙根据他对康有为的认识和其他乡党的反映，认为康有为那些激进的政治文化观点不仅表明他是中国文化的叛徒，煽惑人心，鼓动叛乱，而且其人品低下，卑鄙龌龊，为人不堪。他建议政府既不要派康有为出洋考察，也不要予以重用。
翁同龢与许应骙的争论各有理据，各有事实作支撑，因而无法达成共识，怎样按照皇上的旨意使用康有为就成了一个问题，于是恭亲王建议由总理衙门大臣对康有为进行一次面试，然后再作决定。这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康有为西花厅问话的由来。
西花厅问话后，翁同龢第二天“便中”向皇上作了具有严重倾向性的报告，建议皇上不妨尽快召见康有为，然后考虑怎样使用。皇上有意采纳翁同龢的建议，然而恭亲王依然认为皇上召见康有为这样的小臣，于清朝礼法制度严重不合，他建议先请康有为将自己的想法写成文字报送上来，然后视情况再作决定。
恭亲王的建议并没有多少阴谋，正如稍后我们就知道的那样，这个建议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翁同龢的一个阴谋。康有为、梁启超在后来一再指责恭亲王的保守和阻挠，实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恭亲王所反对的是翁同龢势力坐大，危害清廷，并不是反对维新、反对变法。
事实上，在甲午战后三年间，恭亲王领导的政府虽然没有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做多少工作，但清政府对于那些必须进行改革的许多新举措还是持积极态度的，比如同意贵州学政严修的建议创设特科以广收人才，同意荣禄的建议增练新军以固国本，开设武科以培养新式军官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即便对康有为等人相继创办的强学会、保国会，虽然朝野上下要求严厉查封，但恭亲王的处理始终比较低调，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青年一代爱国热情。
青年一代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恭亲王的理想和追求，如果恭亲王再年轻些，按照他过去的思想倾向，一定会全力支持这些年轻志士。不过，恭亲王的生命毕竟已进入最后岁月，他的老成持重使他不可能对康有为激进主义改革方案完全赞同。他似乎已意识到，清政府如果依照康有为的方案进行改革，那么很可能意味着清朝历史的终结。
阻止皇上召见康有为，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断皇上与新思潮的接触。更为严重的是，恭亲王身体进入1898年就出了问题，这年3月28日，恭亲王的病情急剧恶化，报了病危。5月，恭亲王基本上卧床不起。他似乎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很快就要到终点，他深为忧虑的还是大清帝国的未来，他期待中国能够在近代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依然不希望清政府在他身后进行太大的动作，更不要听信那些极端激进主义的建议。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皇太后和皇上对恭亲王的病情格外关注，皇上多次陪伴着皇太后前往恭王府看望。至5月下旬，恭亲王大约进入弥留状态，26、27日两天，皇上都陪皇太后前往探视。在这一系列探视过程中，恭亲王肯定会向皇上、皇太后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他希望年轻的皇上能够很好地尊重皇太后，在用人行政上格外小心，恪守成宪，维系人心，与忠诚的大臣共同商量，治理国家，经武整军，富国强兵。
恭亲王还告诉皇上，大清王朝确实应该进行某些方面的改革，但这种改革只能是清朝既有政治体制的完善与创新，而不能另起炉灶从头开始。恭亲王就翁同龢、康有为的人品、思想及其要害进行了分析，提醒皇上和皇太后对他们要格外注意。正是这个提示，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故事。
1898年5月29日晚饭前后，夜幕降临，位于内城什刹海西北角的恭王府内哭声一片。恭王府的主人、大清王朝首席军机兼总理衙门领班大臣恭亲王奕在卧病两个月之后，终于撒手人寰，年仅66岁。人们普遍相信，依照中国王朝政治政随人亡的千年规律，随着恭亲王的逝世，中国政治必将发生某些变化。
恭亲王病中对朝中人事的评价虽然只是对皇上和皇太后说的，但在当时比较敏感的时间内，对于当朝大臣似乎没有什么秘密。作为帝师，作为汉大臣的首席，翁同龢不会不知道这些谈话，即便他不知道细节，也肯定知道恭亲王谈话的大概或主旨。所以当皇上5月26日有意考察其忠诚，貌似无意问及康有为时，翁同龢的本能反应就是竭力抹煞与康有为的任何关系，并指责康有为是居心叵测的政治小人，劝说皇上对这样的政治小人敬而远之，以合乎先贤近君子而远小人的训示。
其实，皇上只是听了恭亲王的分析，至于是否真的相信恭亲王的这个分析，至少此时还在两可之中，所以皇上才在听到这个分析后顺便测试。翁同龢或许是太心虚了，竟不顾先前曾向皇上不止一次推荐康有为的事实，反说康有为是政治小人，不足信。这怎能不使皇上恼怒？
翁同龢的矢口否认增加了皇上对恭亲王政治遗言的信任度，所以在此后数天时间里，皇上和皇太后尽最大可能地给予恭亲王至高至上的荣誉。只是历史的发展并没有向着恭亲王期待的方向上走，反而因其不幸逝世而走了一个相反的方向。一场政治风暴在恭亲王去世后仅仅13天就爆发了，恭亲王最不希望看到的急剧性政治变革就这样如火如荼地发生了。历史的偶然性在这里又一次促成了历史的必然。
恭亲王的去世本在意料之中，按理说，过去的几个月已经给皇上和给皇太后留下了足够的应变时间。然而不知道什么原因，皇上和皇太后并没有急于安排恭亲王的继任者，清政府的日常运作实际上因恭亲王逝世陷入某种程度的程序性混乱。
确实，恭亲王是当时政治格局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皇叔身份对皇太后确实具有某种程度的制衡作用，对年轻的皇上有着仁慈的保护功能，对朝廷中各派政治势力更有着一种难得的亲和力、威慑力。说他守旧，他有新思想，是他主导和推动了中国的第一次近代化运动；说他趋新，他又不相信康有为等人类似于“全盘西化”的政治改革方案，更加怀疑乃至讨厌康有为这班年轻政治人物的个人操守；他甚至非常讨厌貌似趋新的翁同龢，以为翁同龢对皇上已经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根据与李鸿章、张荫桓的交谈得出印象，皇太后原来就是喜欢革新派的人，而皇上常常掣肘于身边的守旧派，反而显得比较保守。经过甲午战争的刺激，皇上翻然醒悟，倾心于革新，于是帝后之间的感情亦由此而加深。特别是恭亲王逝世，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先前帝后之间的权力平衡，权力中心亦由此发生些微偏移，皇太后的权力明显增大，改革的启动也就在皇太后的推动下加速进行。如果往深处追溯后来新政的渊源，则不能不考虑恭亲王之死这个偶然因素。
恭亲王之死在朝野内外激起巨大反响，深刻影响着政治的未来走向。朝中比较活跃且与恭亲王生命的最后几年多有接触的大臣张荫桓敏感地意识到，恭亲王死得太不是时候，中国政治的未来发展因此增加许多变数。对国内外政局怀有高度关切的四川报人宋育仁在得知恭亲王去世后顿足叹息，以为大局从此变得更加不可捉摸。与翁同龢有师生之谊的张謇得知这个消息后就预测中国政治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但是怎样变，张謇似乎还难预测。
中国政治格局随着恭亲王的离世必然要发生变化，这是所有关注中国政局演变的人都预感到的事情，因为，政随人亡的千年规律不可逾越，中国先前几十年只注重学习西方的技术，发展经济的所谓洋务运动必将随着恭亲王去世而寿终正寝，中国的政治体制必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调整，政治局面必将根本改观。特别是那些急于进行政治改革的年轻一代如康有为等人，他们觉得恭亲王的死实在是一个难得一遇的良机。于是他们利用自己的政治关系，通过翁同龢促使皇上利用恭亲王去世后的权力真空从速变法，通过变法重组权力架构，控制权力。
除了通过翁同龢这条线向皇上施加压力外，康有为在恭亲王去世后第三天即6月1日，就以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的名义上了一个奏折，建议皇上不要错过恭亲王去世后这个难得的政治变革时间窗，明降谕旨，著定国是，宣布维新之意，痛斥守旧之弊。稍后，康有为又于6月8日代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6月17日代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拟折上奏，以为外侮方深，国是未定，守旧开新，两无所据。建议皇上速奋乾断，进行政治变革，以救艰危。
6月6日，迫不及待的康有为又以自己的名义上了一个折子，敦促皇上大誓群臣，以定国是而一人心，以变法维新为行政方针，天下更始。
康有为的政治敏锐以及密集行动应该说在当时无人可比，而且他的这些活动不仅得到了各方面支持，也获得了相当一部分人同情，在许多略具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心目中，也差不多都认为中国应该利用恭亲王去世之后这段时间，好好反省过去几十年政策得失，调整既往政策，以便为中国未来健康发展提供制度性保证。在这些人看来，先前几十年的洋务新政只注重了发展经济，注重了创建近代实业，以及为经济体制的近代化提供法律保障等方面，相对忽略或者说根本不愿意从事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担心这种改革会危及大清王朝乃至满洲贵族的安全与利益。在他们看来，这种跛足的近代化运动主要是在恭亲王和李鸿章等人主导下进行的，现在恭亲王死了，李鸿章也因甲午战败而被冷落了，清政府还不应该趁此良机调整政策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