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打开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主动表示愿当科学、教育的“总后勤部长”。他选择教育战线作为拨乱反正的突破口。在1977年采取了两大举措：一是恢复高考，一是推倒“两个估计”，成功地带动了全局的拨乱反正。
1．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复出前夕，同王震、邓力群谈话。他以一个战略家的目光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一直到中学、大学。”“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重点大学。”还强调：“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
6月29日至7月15日，教育部在山西太原晋祠召开高校招生工作座谈会。8月4日，教育部向国务院报送1977年招生工作的意见，仍沿用“文化大革命”中“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但也提出了要“重视文化程度”，文化考查“采取口试、笔试等多种形式进行，提倡开卷考试，独立完成。”
在当年8月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首先呼吁恢复高考。邓小平肯定这个意见。可是，当时已是8月，当年恢复高考是否来得及呢？教育部长刘西尧说：如果招考工作推迟半年举行，还来得及。邓小平当机立断，说：“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于8月13日起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会上发生了激烈争论。由于教育部门个别领导受“两个凡是”的束缚，不敢改革高校招生制度，怕否定“两个估计”，触犯“两个凡是”，对邓小平的正确主张抱犹豫、观望的态度。恢复高校考试招生制度又一次陷入困境。
9月19日，邓小平发表讲话。针对会上的激烈争论，再次重申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他说：“为什么要直接招生呢？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十八岁到二十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过去我和外宾也讲过，中学毕业后劳动两年如何如何好。实践证明，劳动两年以后，原来学的东西丢掉了一半，浪费了时间。”关于招生条件，邓小平说：“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会议决定：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教育部在邓小平指导下拟订的招生工作文件。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意见》。中断十年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终于恢复。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社论说：“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直接关系大学培养人才的质量，影响中小学教育，涉及各行各业和千家万户，是一件大事。”“今年，高等学校的招生工作，采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凡是符合招生条件的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均可自愿报名。”社论指出：“为了保证招生质量，必须坚持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文化考试，是考查学生政治理论、文化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是择优录取的主要依据之一，一定要抓好。”
恢复高考制度得到全国上下的热烈拥护。当时，因高校正规招生停止了十年，积压的符合报考条件的青年、学生达3000余万人。1977年冬，全国有570万青年报名参加了考试。全国高校共招收新生27.3万人。1978年，高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全国有610万考生参加。秋季又有30.2万名新生跨进大学校门。
恢复高考制度，影响巨大，它不单是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一个重大胜利，而且成为各行各业、各个领域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2．推倒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
从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重大突破，是推倒“两个估计”。
所谓“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两个估计”是1971年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作出的。它成为沉重的精神枷锁，压得广大教师和知识分子透不过气来。推倒“两个估计”，是教育战线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关键。邓小平亲自抓这件事，成为全国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对十七年和知识分子做出重要估计。他说：关于十七年，主导方面是红线。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现在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大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还说：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除了精神上的鼓励，还要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总之，要尊重劳动，尊重人才。他明确指示：对“两个估计”必须马上组织写作力量进行彻底批判。
9月19日，邓小平再次找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指出“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他批评教育部领导行动迟缓，指出：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辞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
教育部党组即决定由李琦（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挂帅，组织写作班子起草批判“两个估计”的文章。在起草过程中，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刘西尧主持五次党组扩大会进行讨论。胡乔木对文章的每一稿都审阅修改。
在文稿起草过程中，发现了被“四人帮”封锁的毛泽东在1971年全教会期间重要指示的记录。胡乔木修改文稿时，在引录毛泽东指示精神的前后，各加了一段话，使文章显得极其庄重，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全文中最为重要的一段文字是这样的——
这里，我们受权向全党和全国人民郑重地宣告：就在一九七一年夏季“四人帮”把十七年抹得一团漆黑的时候，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批驳了他们的谬论。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是：（一）十七年的估价不要讲得过分。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
（二）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
“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还是认得的，就是爱面子，当人的面不认，背地还是认的，只不过有资产阶级思想，过后还是要认的。
（三）高教六十条。总的还是有它对的地方嘛，难道没有一点对的地方吗，错误的要批，批它错误的东西。
毛主席还说：人家是教师，还要尊重他嘛。一讲不对就批评，哪能都讲对呀，讲不对没关系，讲错了没关系，大家共同研究，怎么能一下子都讲对，不可能嘛。
毛主席的指示是多么好啊！这就是毛主席关于教育战线形势和知识分子状况的根本估计。非常明显，毛主席的估计和“四人帮”的“估计”完全对立，这种对立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反映。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就必须大力宣传毛主席的估计，彻底粉碎“四人帮”的反革命“估计”。
11月13日，胡乔木作了重要修改的稿子印出，送华国锋、邓小平审阅。14日，胡乔木又作了多处修改，印出11月15日“最后定稿”。华国锋表示不再看了，邓小平又审阅一遍，于17日批示：此稿可以发。
《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一文就在1977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第1版上刊登出来。《红旗》杂志、《人民教育》同时刊载，新华社同日发通稿。人民出版社当月出版了单行本，书中还附录了人民日报记者写的《“两个估计”是怎么炮制出来的？》。
《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揭露了“四人帮”对毛泽东指示的封锁和篡改，批判了“四人帮”破坏教育事业的罪行，驳倒了“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恢复了毛泽东关于教育工作估计的本来面目，砸掉了束缚知识分子的枷锁。
3．教育战线的突破带动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
《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发表后，不单教育战线掀起了批判“两个估计”的热潮，意识形态领域各部门，其他各条战线也都结合自身的情况，掀起了深入揭批“四人帮”、肃清其流毒的热潮，有力地推动了拨乱反正的进程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
文艺战线最先响应。1977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编辑部邀请茅盾、刘白羽、张光年、谢冰心和吕骥、蔡若虹、李季、冯牧等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会，批判“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及所谓“黑八论”（“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11月25日，《人民日报》以《坚决推倒、彻底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为题加编者按报道这次座谈会，并发表了茅盾、刘白羽的发言。参加座谈会的同志指出：“文艺黑线专政”论是“四人帮”全盘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文艺战线的主导地位，为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服务的理论支柱；“文艺黑线专政”论完全歪曲“文化大革命”前文艺战线的实际，篡改文艺战线的斗争历史，否定十七年革命文艺的成就；我们的革命文艺队伍是毛主席亲自培育的队伍，经历了大风大浪的考验，“四人帮”对文艺队伍的诬蔑和诽谤必须推倒；只有砸碎“文艺黑线专政”论这个沉重的精神枷锁，肃清它的流毒，毛主席的“双百”方针才能得到贯彻。
接着，《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召开驻京部队部分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揭露林彪勾结江青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的阴谋。12月28日至30日，《人民文学》编辑部举行“向文艺黑线专政论开火”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到会140多人。茅盾、夏衍、林默涵等20多人发言，宣读了卧病中的郭沫若的书面发言。周扬就怎样评价30年代文艺、“文革”前十七年的文艺等问题发言，抓住要害，集中而有力地批判了“文艺黑线专政”论。
1978年1月上旬，北京图书馆开放了一批“文化大革命”时的禁书。4月，文化部召开揭批“四人帮”的万人大会，为受迫害的文艺工作者平反昭雪。5月27日至6月5日，中国文联召开三届三次扩大会议，进一步批判了“文艺黑线专政”论，恢复了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音乐协会、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和中国舞蹈协会等五个文艺协会。7月，《文艺报》复刊。所有这些对推动文艺战线的进一步拨乱反正，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的全面复苏起了积极作用。
最早活跃在文坛的是诗歌。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等脍炙人口的诗篇被人们广为传诵。曾被宣判“死刑”的话剧很快复活。揭露“四人帮”丑恶嘴脸的讽刺喜剧《枫叶红了的时候》第一个出现在话剧舞台，缅怀与歌颂老革命家的《丹心谱》、《曙光》、《陈毅出山》等深受欢迎；上海工人创作和演出的《于无声处》，歌颂了天安门事件，为拨乱反正制造了舆论；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七场话剧《报春花》则开了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新生面；一批被“四人帮”打入冷宫的优秀戏剧如《洪湖赤卫队》、《八一风暴》、《豹子湾的战斗》等也重见天日。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以崭新的姿态敏锐地反映生活，喊出时代的声音。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和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是其杰出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