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作为“经略”的“修好”(2)

开国与锁国之论争，在王政复古之后的明治维新初期还没有平息，如明治2年2月外国官被委以调查各国条约改正事宜，4月27日向公议所发出如下谘问：“开锁之论，古今之论者甚多。或以夷狄为禽兽而不可接近；或以为我邦富强尚未充实宜去彼之长而补己之短，然后攘之；或主张全盛西洋教化之风，开学校技艺、熟练炮舰，然后可施行真正之攘除；或主张应该斩杀夷人。如此种种说法，于今不止。”“从当今的形势来看，好开港者，主张西洋之道；欲锁港者，主张和汉（之道）。若使其归之于一，将俨然以何道确定决断为宜？”《外国官问题十七条》（1869年4月17日），《日本外交文书》第2卷第1册，第748、750页。尽管思想界还存在着复杂的情况，从明治政府的立国方针来看，和亲已经成为不得已的大势所趋，只好“应乎时势”，同时强调“大力扩充军备，使国威光耀海外万国”，提出“以往幕府缔结之条约中，弊害有之，种种利害得失当在公议之上加以改革，且外国交际之事，当以宇内公法待之”《対外和親、国威宣揚の布告》（1868年1月15日），《对外观》，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2，第3页。或者以明治天皇（1852—1912，1867—1912在位）的名义下达敕谕：“为天下万姓，朕欲凌驾万里波涛，身当苦难，誓振国威于海外，以对祖宗先帝之神灵。”《御親征万姓撫安国威振張の詔》（1868年2月28日），《日本外交文书》第1卷第1册，第465页。或曰：“朕与百官诸侯相誓，意欲继承列祖伟业，不问一身艰难，亲营四方，安抚汝等亿兆，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岳之安。”《国威宣揚の宸翰》（1868年3月14日），《对外观》，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2，岩波书店，第4—5页。并且专门设置外国官，以“掌总判外国交际、监督贸易，开拓疆土”。《政体及職制に関する太政官布告》（1868年闰4月21日），《日本外交文书》第1卷第1册，第712页。再加上五条誓文中的所谓“求知识于世界，以大振皇基”，可以看到这里虽然有以万国公法处理国际关系、求知识于世界的理性的部分，但是更多的是海外拓疆、威布宇内的豪言壮语，梦想重新继承其祖宗先帝“我往伐彼”的伟业。并立与对峙，可以说是日本与世界的基本关系。

这种并立与对峙的关系，是开国论和攘夷论双方都能接受的，岩仓具视曾用“公敌”一词来解释和概括，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一种公开的竞争关系的意思。既然是公开的，就应该有一种公认标准可循。1869年2月28日，岩仓具视向三条实美提交《外交、财政及开拓虾夷地区三件事附朝议》意见书，其中关于外交之事，他说：“凡是宇宙中的生物，横眉竖鼻者，不论红发碧眼，均是人，有君臣之道，有父子之伦，有夫妇之爱，岂能以夷狄而轻蔑之？宜以朋友之礼相待。故根据道理而立约束，以信义而行交际，修习学问、交换知识、贸易货物、有无相通，万国皆然。……以信义而交际为常，以曲直而开战为变。故与天下之人合一议论，以公明正大而可和亲者则与之和亲，该战斗者则进行战斗。始终以不坠皇威、不损国权为大眼目。”夷狄也都是人，五伦之道具有“万国皆然”的普遍意义。那么，何谓“公敌”呢？他指出：“虽然不得不与海外万国交通，但是毕竟海外万国为我皇国之公敌。何谓公敌？彼之海外万国，日日研究学问，月月磨练技术，以谋富强。如荷兰虽为小国，屹然独立于列强之间，而不立于其他列强之下风。此无他，非由尊其君主、爱其国家而人心上下一致所致乎？如此，海外万国皆各自欲使本国立于他国之上。甲国对乙国、乙国对丙国，皆莫不然。故曰：海外万国皆我皇国之公敌也。因此今后皇国与海外万国交际，应以不坠皇威、不损国权为大方针。如与英法德美诸国已经缔结通信贸易条约，应该改订这些条约而保护皇国的独立。如今让外国之军队在我国港口内登陆，还有居留洋人在我国犯法却要由彼国之官吏来处置等等，可谓尤为我皇国之耻辱。必须断然改订过去缔结的通信贸易条约而确立我皇国之权。”对近邻中国和朝鲜，他指出：“如清朝朝鲜，自古与我皇国通好，且尤为近邻。而清朝晚近国势萎靡不振，朝鲜羸弱且小，然共处亚洲，与我皇国为同文之国，宜速遣敕使以修旧好而确立鼎立之势。”《岩仓公实记》中卷，岩仓公旧迹保存会，1927年，第697—698、699、700—701页。《对外观》，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2，第6—9页。

为了与海外万国公开竞争，他认为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先要保护国家的独立，以进行平等的竞争。这种“公敌”关系既然涵盖海外万国，当然也包括近邻的中国、朝鲜。但是，因为中国、朝鲜与日本“共处亚洲”，自古通好且为“同文之国”这些特殊条件，他主张“宜速遣敕使以修旧好而确立鼎立之势”。他分析中国近来国势不振的原因，主要从文化方面着眼，对中国文化，岩仓具视说：“如彼之支那邦，秦汉以下而至今日，儒者之辈喋喋而论学校，其以明道与讲艺而施行，而漫然不知区分。唯论其道德、谈其性理，而不辨钻研智能、讲究艺术为何物，因此使人无异于木偶，与唐虞三代学校之设置及孔子所论述之意大相径庭。而儒者无自知之明，惑然自愚。此弊亦传染皇邦，以至于我国人民也有不少人陷溺于此。”《国体昭明政体确立意见书》（1870年8月），《岩仓具视关系文书一》，转引自板垣哲夫《維新後における岩倉具視の対外意識》，《日本歴史》第430号，吉川弘文馆，1984年3月。这里，其对华观可以看到这样个方面，第一，唐虞三代及孔子时代的中国与秦汉以下以至今日的中国不同，众所周知，这是荻生徂徕式的思路。第二，中国重视道德、性理之学，而不重视智能、技艺。这是“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思路。第三，日本受到中国儒者的不良传统的影响。近世日本的国学者、接触到洋学的知识分子亦多作如是观。

岩仓具视作为幕末维新时期重要的“策士”，其种种谋略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不可小觑。刘岳兵：《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45—46页。他认为朝廷当时主张攘夷，不过“是为了打倒幕府的谋略”《对外观》，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2，第6页。那么他主张与中国修好，又是一种怎样的经略呢？这种修好、“鼎立”只不过是为了使日本增强国力、扩充军备赢得时间的缓兵之计，如藤村道生所言，“万国对峙论是在极端的状况下设想发生战争的万国公敌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因此它虽然是以抵抗列国的侵略为中心课题，同时也内在地包含有向东亚诸国侵略的逻辑。的确，如岩仓的意见书中有‘如清朝朝鲜……共处亚洲，与我皇国为同文之国，……确立鼎立之势’的说法，同时，也看到‘清朝晚近国势萎靡不振，朝鲜羸弱且小’。而且，将‘使本国立于他国之上’作为世界大势来把握，既然如此，从万国对峙论就必然产生征服东亚弱小国的逻辑，而压抑三国鼎立的逻辑。”藤村道生：《日清戦争前後のアジア政策》，岩波书店，1995年，第13页。可以说这是发现了其所谓“修好”经略的秘密。

二《中日修好条规》（上）：“修好”的交涉

藤村道生的实证研究阐明了在《中日修好条规》的签订过程中，从日本方面先后提交的两个条规草案中可以看出，其外交政策发生了从力求与中国达成平等地位以取得解决朝鲜问题的优势，到力求与西欧列强为伍、企图在中国取得与其同样的侵略中国的特权的转变。藤村道生：《明治初年におけるアジア政策の修正と中国——日清修好条規草案の検討》，《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史学）》第15号，1967年3月。藤村道生：《日清戦争前後のアジア政策》，岩波书店，1995年，第85、91页。而“津田、柳原等作成的日本方面的条规草案中包含有要求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条款，这是因为与欧美列强之间的不平等条约改正交涉在次年五月可能开始，作为其前提，日本有必要与使清国方面承认最惠国待遇的欧美列强同等并列。不平等条约改正是明治政府最优先的课题之一，伊达、柳原等对此应该是熟知的”长井纯市：《日清修好条規締結交渉と柳原前光》，《日本历史》第475号，吉川弘文馆，1987年12月。。但是，近年来也有人认为在日清修好条规交涉期间，日本方面的意图不在于企求实现对清国的优越性，而在于追求加深对清国的友好关系，而强调中国对此不能理解。森田吉彦：《日清修好条規締結交渉における日本の意図，1870—1872年——藤村道生説へのいくつかの批判》，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现代中国研究》第11号，2002年9月。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友好关系”？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这种“友好关系”？看来都还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1缘起

1868年明治新政府成立之际，明治元年3月23日，政府命对马国严原藩主宗义达负责对朝鲜的外交事务，并向朝鲜政府通告王政复古之事。宗义达于是派遣家臣樋口铁四郎等到釜山，欲将以“日本国左近卫少将对马守平朝臣义达”名义的书翰或书契提交给东莱府使，其中落款为“庆应四年戊辰九月”的《遣礼曹参判大修使书》中写道：“爰我皇上登极，更张纲纪，亲裁万机，欲大修邻好，而贵国之于我也，交谊已尚矣，宜益笃恳款，以归万世不渝，是我皇上之诚意也。”《宗义达（严原藩主）致朝鲜国礼曹参判》，《大日本外交文书》第1卷第2册，外务省藏版1936年，第692—693页。而在落款为十一月的类似内容的《大政一新通告之先问书契》中者说：“我邦皇祚连绵，一系相承，……本邦顷时势一变，政权一归皇室。在贵国邻谊固厚，岂不欣然哉。近差别使，具陈颠末，不赘于兹。不佞向奉敕朝京师，朝廷特褒旧勋，加爵，进官左近卫少将，更命交邻职，永传不朽。又赐证明印记。要之两国交际，益厚诚信，永远罔渝。叡虑所在，感佩曷极。今般别使书翰押新印，以表朝廷诚意，贵国亦宜领可。旧来受图书事，其原由全出厚谊所存，则不可容易改者，虽然即是系朝廷特命，岂有以私害公之理耶。不佞情实在此，贵朝幸垂体谅，所深望也。”同上书，第691页。朝鲜官员因为上述文书中的皇上、奉敕等措辞有违旧例而不予受理。明治2年年底，日本政府有派遣佐田白茅（1832—1907）等到釜山，力图打开外交局面，仍然没有进展。1870年3月，东莱府给日本外交使节的信中说：大抵贵国之称皇称敕，天下无异辞则行之，其国自当黎然而顺。苟其不然，则此重宝之所不可啖，众力之所不可胁。贵国亦知弊邦之必不许受，而轻试以此无亦不谅之甚欤。夫以三百年金石之盟，至今彼此无而徒费无益之辞，欲行难强之事，非所以永而为好也。恐不如及兹改图，务循常旧，不至失和之为贵。……邻交之道，贵在一尊旧规，则弊邦之不肯唯唯，不亦宜乎？诚欲申讲旧好使千百年如一日，则诸凡书契之中何患酌宜遣词之为难，而苟然持久乎？遥想贵国之中，亦多通炼赞画之人，尚且计不出此，良可慨也。《东莱府使单翰》，《大日本外交文书》第3卷，外务省藏版1938年，第129页。无功而返的佐田白茅等自然非常气愤，他们立即向政府提出了征韩之论。如佐田白茅的上书中有如下段落：○朝鲜知守不知攻，知己不知彼。其人生成狡狞，固陋傲顽，觉之不觉，激之不激。故断然不以兵力临焉，则不为我用也。况朝鲜蔑视皇国，谓文字有不逊，以与耻辱于皇国，君辱臣耻，实不戴天之寇也，必不可不伐之。不伐之，则皇威不立也，非臣子也。速下皇使一名，又撰大将一名、少将三名、引卒三十大队。皇使举大义问所以辱皇国者，彼必屯邅趑趄，不能降伏谢罪、唯命是听焉。于是皇使忽去，大兵遽入，其十大队向江华府，直攻王城，大将率之。其一少将率六大队，进自庆尚、全罗、忠清三道；其一少将率四大队，进自江原、京畿；其一少将率十大队，溯鸭绿江，自咸镜、平安、黄海三道而进。远近相待，缓急相应，角之犄之，必可不出五旬而掳其国王矣。若不然，而徒下皇使，虽百往复，实下策却法。不若征讨之最速，决非浪举也。

朝鲜仰正朔于清国，而其实不欲事之，以其清祖兴乎夷狄也。然苟仰正朔，则患难相救，义当然。故当天朝加兵之日，则遣皇使于清国，说所以伐之者。而清不听之，出援兵，则可并清而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