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将中国相对化、对象化，或者叫客体化。日本之所以要将中国对象化，是因为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太深，“唐风”或“汉意”已经融化到日本文化内部，以致在某些方面有“与日本一体化”的倾向。丸山真男在分析佐久间象山的汉诗《读洋书》诗曰：“汉土与欧罗。于我倶殊域。皇国崇神教。取善自补翊。彼美固可参。其瑕何须匿。王道无偏党。平平归有极。咄哉陋儒子。无乃怀大惑。”此诗作于1844年。见佐久间象山《象山先生詩鈔》卷之上，《増訂象山全集》卷二，长野：信浓毎日新闻株式会社，1934年，第12—13页。时，认为这“表明象山打破了通过汉学而多年培养起来的‘东洋’与日本的一体化”，高度赞扬了其“主体性选择”。丸山真男：《丸山真男集》第九卷，东京：岩波书店，1996年，第234、235页。而实际上，这样的想法早在日本所派出的遣隋使携带的国书辞令中就可以看出。607年的日本国书中说：“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隋书·倭国传》），而次年其国书改为：“东天皇敬白西皇帝”（《日本书纪》）。国学家本居宣长在《驭戎慨言》（1778年）中分析说：“在后一次的诏书中，改日出处天子为东天皇，日没处天子为西皇帝，盖应闻首次诏书为彼王所不悦，故略加改动，并表敬意。然犹不只称彼王为皇帝，对东而称西。我方既不称倭，亦不称王，犹称天皇，盖憎恶彼王国书中称倭王之无礼，不从之也。”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锡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5页。见《增补本居宣长全集》第6卷，东京：吉川弘文馆，1926年，第160页。隋炀帝见到小野妹子所呈国书“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夷蛮书有无礼者，无复以闻。’”（《隋书·倭国传》）而隋史裴世清在回访日本时所带的国书中据说是以“皇帝问倭王”（《日本书纪》中改为“倭皇”）的口气，对此，《经籍后传记》载：“圣德太子甚恶其黜天子之号为倭王，而不赏其使。”（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55页。）如木宫泰彦所说，这时“圣德太子一方面向往中国文化，极愿试图吸取，而另一面又始终尊重国家体面，对隋坚持对等态度”。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55页。后来的日本遣唐使的派遣，也是在接受中国的朝贡体系的同时，还力图保持“外交上的自主、平等的态度”，并为此做出种种努力。参见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99—101页（“日本对唐朝的态度”）。
遣隋使最初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求佛法，而宋元之间，佛教在日本兴盛，日本不仅有许多入宋、入元僧人，而且中国也有不少禅宗僧侣到日本弘扬佛法。日本镰仓时代末期的五山文学的代表、临济宗僧人虎关师錬（1278—1346），曾师事入籍日本的元朝僧人一山一宁（1247—1317），学问上所受惠泽尤多。其《元亨释书》（1322年）就是受其启发和刺激而作。该书以汉文记述了自推古朝“达摩渡来”佛教传入日本之说到元亨二年（1322年）约七百余年间各宗派僧侣的传记、评论及相关事项。这部著作不仅是日本佛教史的经典之作，在日本思想史中也备受关注。该书从信奉佛法的角度，将日本与印度和中国进行对比，认为日本最为优越。他说：“我国家，圣君贤臣相次间出，皆能钦歆我法。予博见印度支那之诸籍，未有此方之醇淑也。何者？神世一百七十九万二千四百七十余岁，人皇二千年。一刹利种系联禅让，未尝移革，相胤亦然。阎佛界里，岂有如是至治之域乎？”虎关师錬：《元亨釈書》（《新訂增補国史大系》第31卷），东京：吉川弘文馆，1930年，第242页。此外，又从所信纯驳的对比来说明日本虽然面积比印度、中国小，但是“日域纯大（乘）无小（乘）”，盛赞日本为“东方醇淑大乘之疆”。其中同时提到：“佛言：东北方有无量住菩萨乘诸男女等。然经文繁衍，恐人不委斯旨。”对此他解释说：“佛说之东北方者，支那日本并之矣。何也？气候同也。见其气候之同，宜乎吾佛之并言之乎？曰：然则支那又大乘之域乎？曰：支那者大醇而小疵，日本者醇乎醇者也。”虎关师錬：《元亨釈書》，第449页。他还批评中国鬻爵贩牒卖号，是“补一时之小厄，贻万代之大疵”，相比而言，他强调：“我国家无是等丑，不特土俗之醇淑也，又奉佛者深之使然乎。”虎关师錬：《元亨釈書》，第415页。《元亨釈書》第414—415页还有如下记载：“赵宋初，谥天台智者法空宝觉尊者，或有四字六字师号，不遑枚举。高宗遭金虏之连劫乏经费，建炎二年十一月，敕卖四字师号，价二百千。……昔者孔子罕言利，况我辈乎？……乱离之主助一时之国用，我尚恕诸。买之沙门为谁哉？比丘之浮虚，至于斯矣。我按诛奸谀于既死之刀焉。昔汉武帝伐戎狄而国窭，始鬻爵，史毁之。唐肃宗逢羯獠之寇而贩牒，祖述于汉武矣。宋之卖号，出于二主乎。”这种中国认识在日本的影响，可以从佐藤直方（1650—1719）的《中国论集》（1706年）中还提到了《元亨释书》中记述“日本为世界中之最上国，比唐天竺还要优越”《山崎闇斎学派》，日本思想大系31，东京：岩波书店，1980年，第421页。可见一斑。
德川幕府建立之后，儒学（朱子学）逐渐成为维持幕藩体制秩序的官方意识形态。陶德民针对明治以后汉学者或“支那学者”的中国认识，指出人们容易设想因为其专业和兴趣而对中国文化有亲近感，那么如果遇到事情似乎就会站在中国一方，而强调“在东亚世界秩序因为近代西洋的侵入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明治即晚清时代，这样的设想未必适合于所有的汉学家，有时甚至可能与事实大相径庭”陶德民：《明治の漢学者と中国——安繹·天囚·湖南の外交論策》，大阪：関西大学出版部，2007年，第1页。。实际上，德川时代的日本儒学者接受朱子学，其出发点并不仅仅是为了“祖述”或弘扬朱子学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文化，而在很大程度上，如韩东育所指出的，是利用朱子学的哲学观为日本寻找“主体性”和“利用朱子学的历史观为日本寻找‘正统性’”。韩东育：《从“脱儒”到“脱亚”——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之思想过程》，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年，第63页。将中国对象化、客体化的情况早在德川初期的儒学者中就存在。
例如，藤原惺窝（1561—1619）在给其弟子林罗山（1583—1657）的信中就说：“本邦居东海之表、太阳之地，朝暾晨霞之所辉焕、洪涛层澜之所荡潏，其清明纯粹之气，钟已成人才。故昔气运隆盛之日，文物伟器，与中华抗衡。”《藤原惺窩林羅山》，日本思想大系28，东京：岩波书店，1975年，第109页。可见藤原惺窝是用日本可以与中国匹敌的优越的地理人文、文物伟器来将中国相对化。另一方面，他还用“理”的普遍性和同一性来将中国相对化。林罗山记述惺窝之言曰：“理之在也，如天之无不帱，似地之无不载。此邦亦然，朝鲜亦然，安南亦然，中国亦然。”同上书，第227页。
德川幕府建立（1603年）后不久，德川家康于1610年即命林罗山起草文书致福建总督。其中说道：“日本国主源家康一统阖国，抚育诸岛，左右文武，经纬纲常，尊往古之遗法，旧时之烱戒，邦富民殷而积九年之蓄，风移俗易而追三代之迹。其化之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酋帅，各无不上书输，由是益慕中华而求和平之意，无忘于怀。”其修书的目的在于“索勘合之符”，为了达到此目的，说：“我邦虽海隅日出，抑谚所谓蕞尔国也。中华以大事小之意，想其不废乎。然则来岁所为请颁符使来，则东海之幸而黎庶之所仰望也。中华设虽贵重而其不动遐迩博爱之意哉。感激之至在于言外。”《林羅山文集》上卷，东京：ぺりかん社，1979年，第130、131页。1625年，林罗山受命代回福建巡抚的信，要求与中国通好。其中说：“大明无私远照扶桑日出之域，本国为善，久追中华风化之踪，我既有事大畏天之心，人岂无亲仁善邻之好。”上述两封信中，有“以大事小之意”或“事大畏天之心”的说法，这两种说法在1623年《答暹罗国》的信中进行了综合，说：“古人交邻之道有事大事小之理，我岂无其意哉。时惟海不扬波，自今每岁市舶风帆当宜问津，有无相易、虚往实还，是岂非彼此之福乎？”同上书，第137页。
上述所言“事大事小之理”，语出《孟子·梁惠王下》原文为：“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整事獯鬻、勾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下册，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第2674—2675页。），可见林罗山是有意识地运用儒家的理义之道来处理与邻国的关系。朱熹对“以大事小”解释说：“仁人之心，宽洪恻怛而无较计大小强弱之私。故小国虽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对“以小事大”解释说：“智者明义理、识时势，故大国虽见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礼，尤不敢废。”由此朱熹总结说：“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当然也。自然合理，故曰乐天；不敢违理，故曰畏天。”朱熹注：《孟子章句集注》，见《四书五经》（宋元人注）上册，天津古籍书店影印，1988年，第10页。林罗山可以说是日本朱子学的重要奠基者，但是他的思想与朱子的思想存在很大的差异。参见龚颖《“似而非”的日本朱子学：林罗山思想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年。林罗山在这里所讲的作为“交邻之道”的“事大事小之理”，从对中国的认识来看，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承认中国为大国，为“中华”，相对而言日本为蕞尔小国，但是在这里他力图表现一种以日本为中心的新的朝贡体系的形成。自己虽然是中华体系中的一员，但是随着德川幕府的建立，日本得到统一，一方面“追中华风化之踪”而“有事大畏天之心”，一方面强调日本自身的力量，“化之所及”而使“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酋帅，各无不上书输”。以日本为中心的“小中华”呼之欲出。第二，“事大事小之理”是“交邻之道”的一体之两面，在朱子看来是“理之当然”。林罗山将这种“当然之理”以动听的外交言辞据为己有，认为“我既有事大畏天之心”，那么你就应该报之以“以大事小之意”、“亲仁善邻之好”。具体表现在“海寇”问题上，断然表示“是乃不我蠢民”，认为与日本无关。这也是强词夺理。而且在《答大明福建都督》中这样描述丰臣秀吉欲称霸东亚之妄念：“夫前代关白秀吉，有饮马于河渭、藉稻于琅琊之志，而将入贵国，先以声言，试攻朝鲜。”《林罗山文集》上卷，第136页。似乎理也在自己，并引以为自豪。第三，其所论之理、所标榜的通好之意，都是从其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是具有明确的功利性（“索勘合之符”而得通商之利）的主体性选择。
如果说上述将中国对象化的认识还基本上是力图在对等的意义上展开的话，那么，由此推进一步，将日本视为“中国”、将中国视为“外朝”的思想在古学派的开创者山鹿素行（1622—1685）的《中朝事实》（1669年，原文为汉文）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参见甘怀真《山鹿素行〈中朝事实〉中的天下与中国概念》，叶国良、徐兴庆编：《江户时代日本汉学研究诸面向：思想文化篇》，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9年。为什么“本朝”（日本）也可以称为“中国”呢？他在《中朝事实》“中国章”中引用“皇祖高皇产灵尊遂欲立皇孙天津彦彦火琼琼杵尊以为苇原中国之主”（《日本书纪》）这个美丽的神话传说，而下按语曰：“是以本朝为中国之谓也。”“天地之所运，四时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