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1865年闰5月完稿的《唐人往来》收录在《福泽谕吉全集》第1卷，岩波书店，1958年，第12—23页。一文，在1898年收入《福泽全集绪言》时虽然根据时代的要求作了一些修订，其主旨是在当时幕末攘夷论盛行之际提倡开国论。正如他所说：“我们洋学者之流的目的，只在阐明西洋之事实而促使日本国民的变通，以便尽早进入文明开化之门。”《福泽谕吉全集》第1卷，第23页。为了提倡开国，学习西洋，亚洲特别是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参照。他写道：亚洲也是很好的大洲，人数众多，物产丰富，小手艺等在世界有名，亦勤于学问，是非洲和澳大利亚所无法比拟的，但是拙于改革的国家，拼命保守千年、两千年的古人所言而毫不知道临机应变，无端地自大的风气很盛。其证据就是，唐土自宋代开始北方有契丹或金、元等国，都视为夷狄。可是一旦与夷狄交兵，总是失败。即便如此，还是看不起他们，视之如同畜生。自己不进行任何改革，不作任何防备，而自大却不断增长，最终连国家都被夷狄夺取了。此后几经朝代更替到了明朝，那时，现在的清朝还是北方的鞑靼，明朝就像过去一样，视之如鞑夷而加以轻蔑，又被鞑夷夺取了国家。今日之清朝即往昔之鞑夷。而变成清朝之后，临近没有可以成为夷狄的国家了，而过去自己被说成是夷狄的事现在已经早就忘记了，这回将远在西洋的诸国指为夷狄夷匪，将其视为犬猫，任性而为，而在道光年间因为鸦片的缘故，遭受英国的打击，出钱赔偿，渐见好转。此后本应该着力于国内政事、兵备改革，与外国交往也应该尽信诚实，讲求妥当，但是又不吸取教训，四五年前在天津由于无理地与英国军舰相争，结果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逃向鞑靼，几乎饿死而狼狈丧命。这都是由不懂世故夜郎自大，加上不知学习他国的风尚而进行改革的自大之病而引起的祸害。这种不可思议、臭不可闻的丑恶风俗，千万不应模仿。无论如何，因为亚洲有这种风俗，应该十分谨慎才是！《福泽谕吉全集》第1卷，第13—14页。福泽谕吉强调世界各国的具体情况虽然有所不同，但一般的人情与道理具有普遍性。他说：“因为世界非常广阔，各国衣食住行等因为地处寒暖及古来风俗不同而有所不同，但人情古今万国是一样的，所用的语言虽不同，但是没有不讲仁义五常之教的国家。任何国家都讲孝敬父母、忠于国家。杀人偿命、偷盗受刑，有才德者尊贵，愚昧者卑贱，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没有任何稀奇的。”他之所以强调这种普世性的道理，是针对当时日本普遍存在着的只将日本视为“神国”而厌恶与世界各国交往、主张锁国以驱逐外国人的现状的。他担心这样下去会“最终受到别人的嘲弄，陷入唐土同样的结局，这种爱国的自尊反而可能导致使本国处于卑贱的境地”。同上书，第14、15页。进而他分析指出：本来，外国人来日本，并非是来盗取日本，各国由于以当前的礼义差遣使者已经缔结了条约，就要坦率地交往热心地考察其意思，无论如何与最先派遣使者缔结条约时同样的规则来和睦相交，这是最好的了，而我们也应该根据世界普遍的道理而更加尽信诚实。如果我们尽信诚实，而他们表里不一，在内心里想要夺取日本的土地，如果有这种无理取闹的国家，因为它们有悖于世界的道理而是世界上的罪人，那么声张道理而发挥我日本国的威势，驱逐它或者攻取其国，谁能够说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交兵，不用说世间会认为我们是理所当然的，根据情况也应该会有来声援的国家。敌人无论是如何强大的国家，也毫不可怕。唐土等不懂此道理，不管怎样都认定外国人是蛮不讲理，就像是去参拜伊势神宫的乡巴佬怀疑旅馆揽客一样，越是对他亲切他越讨厌。即便讲道理给你听也认为是无理，自始至终疑心固结，相互之间毫不通实情，到唐土意识到鸦片问题，认为鸦片越来越成为国家的危害，首先在国内打出禁止吸鸦片的法度，如果将其原委与英国好意谈判而讲清禁止运送鸦片的道理，英国也没有道理不理会对他国造成的危害，必定可以稳妥地进行细致的谈判。但是出来一个没有智慧而性急的林则徐，甚至置本国颁发的法度于不顾，不管三七二十一，无理地烧毁了来自英国的鸦片，这样，自此英国也大为气愤，而兴师给予沉重打击。至今世界上也没有人归咎于英国而只是耻笑唐人。这完全是唐人不懂世故、不知道声张道理，本身错误的自作自受。这种愚痴又能向谁诉说呢。《福泽谕吉全集》第1卷，第20—21页。这样来理解林则徐，可以说是不顾历史事实的颠倒黑白。将鸦片战争的失败嘲讽为中国的咎由自取，以嘲讽别国的方式来警醒日本免遭嘲弄，所谓普世性的道理也不过是关注强者的逻辑，归根结底都是要对日本有利。这是福泽谕吉中国认识的基本思路。
《文明论概略》出版之前，福泽谕吉在不同的场合对上述认识进行了反复的论述和强调。如1869年2月的《清英交际始末序》（署名“庆应义塾同社志”）这样写道（全文如下）：在考察清英之交时，可以发现清人之耳目所及，甚为狭窄；清人之辙迹所至，甚为仅微。曾不知英国之富强，猥而藐视之不以为劲敌，自夸为华夏，称英为夷戎，其举止却反复无信，轻开衅隙，而每开必败，遂兵愈弱而国愈贫，萎靡不振以至于今日，实在可怜。追思其过失错误，小事不暇枚举，至其大者，则有鸦片之事、广东之事及天津与北京之事。由此两国之条约屡屡改签，且清之出赔偿金已不止一次。试开卷而观清英交际之始末，可得知其大概如何。呜呼，此事虽似与我无关，毕竟为唇齿之邻国，不知其始末可乎？《福泽谕吉全集》第2卷，岩波书店，1959年，第539页。1869年8月出版的《世界国尽》（福泽谕吉译述）中也对中国有比较详细的描述。比如提及“支那之广为五百二十万坪，人数四亿，首都为北京，国中之男子皆留芥子坊子发型（四周《世界国尽》封面
剃光，只留脑袋中间的头发——引者注），乍一看令人觉得甚为奇怪。”又说道：“距今2300年前，支那有位名为孔子的人因为名声很大，其门人很多，他们也有许多著作不断传到后世，不仅支那，就是在日本也尊敬此人为圣人。”同上书，第592、594页。特别提到中国的政治，福泽谕吉评论说：支那的政务处理方式，用西洋的话来说可以说是“专制的”，因为办事都有唯上是从之风，所以国中之人皆有通俗所谓的佣人根性，只要表面上过得去就敷衍一时，没有人认真地为国家考虑，因此终于受外国的欺侮了。天保年中，被英国打败时，已经在支付赔偿金的基础上将香港岛给了英国，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港口被迫开放，其后可以说始终是被外国人压制着。《福泽谕吉全集》第2卷，第594—595页。一方面说“‘支那’为‘亚细亚’之一大国，人多地大”之外，另一方面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评价说：自往古陶虞时代，经过四千年，听说也有重视仁义五常、人情敦厚之风的高名，但是文明开化以来后退了，风俗渐衰，德之不修、智之不讲，唯我独尊而不知世事的高枕无忧，听任暴君污吏之意，欺压下级，恶政难逃天罚。这时在天保12年（1841年）与英国发生不和，但是一战就被打败，求和而赔偿洋银二千一百万，五处港口被开放。还没有吃够苦头的无知之民，无理地妄开兵端，弱兵不堪一击，一败再败以至于今，真是可怜。《福泽谕吉全集》第2卷，第594—595页。与中国相对，该书对“欧罗巴”则充满了憧憬之情，福泽谕吉写道：“如果从土地广袤上说，为五大洲之末，但是狭窄的土地上，没有空地，人民得恒产，富国强兵为天下第一，不仅有文明开化的中心之名，实际上，其人之教养周详，修德、开智而尽文学技艺之美，没有城乡差别，各处所建学校不知有几千万个。其生计之安易、商业之繁昌、兵备整顿、武器充足，寻找其夸耀于世界的太平之源泉，乃是务本的学问之枝上开出的花朵。不要见花而羡花，无本之枝上不会有花朵。只有急于一身之学问才是进步的必经之路。我们共同探索，来观赏西洋发展道路上的似锦繁花吧。”同上书，第611—612页。在这里，他将世界历史发展分为“文明开化”和“野蛮”两种状态。又将此细分如下：第一曰浑沌，是野蛮中的最下等之民，与鸟兽为伴相距不远。第二是野蛮，比浑沌之民高一层次。支那的北方鞑靼、阿拉伯、北非的土人等属于这一层次。第三是未开或半开。还没有达到真正的文明开化，虽然半开了，但是较之野蛮远远要高级。精于农业之道食物充足，艺术也进步而渐趋巧妙，开发城市装饰家居，文学、文字之道亦很兴盛。但是嫉妒之心深，嫌忌他国之人，轻蔑妇女，使弱者受苦。支那、土耳其、波斯等诸国可属于半开之列。第四是文明开化。重礼义贵正理，人情稳重、风俗温和，各种职业技术及学问之道日新月异地发展，劝农励工，百般之技艺没有不精进发达的，国民安居乐业享受天福，前途光明而自我满足。美国、英国、法国、日耳曼、荷兰、瑞士等诸国可以说以至文明开化之域。同上书，第663—665页。由此可见，福泽谕吉的文明史观这时已经形成。
三福泽谕吉的中国认识（中）：《文明论之概略》中的中国认识
《文明论概略》被誉为“福泽谕吉一生中最高的杰作，成了日本近代的古典”。松泽弘阳《〈文明论之概略〉解说》，松泽弘阳校注《文明论之概略》，岩波文库，1995年，第363页。文明史观当然是该书一贯的主题，同时还涉及到国民国家的形成、知识分子的作用等丰富的内容。其成书的初衷，福泽谕吉在《福泽全集绪言》中表示：“此前的著译，专门以输入西洋的新事物和排斥我国的旧弊习为目标，无异于将文明一节一节地零售。到明治七、八年之际，世态渐渐稳定，人心渐渐成熟，这时想记述西洋文明之概略以示世人，尤其是想诉诸儒教之流的故老以获得其赞成，我认为这是最好的方式。不与西洋文明为敌，现在反而要使其利用它支持它，《文明论之概略》六卷就是以这种打算而著成的。”《福泽谕吉全集》第1卷，第60页。为了从整体上宣扬西洋文明，他特意突出以儒教为代表的东洋文明的“故老”性，就是说儒教文明与西方文明是属于两个不同的阵营的，要使西洋文明在日本传播并生根，首先要说服儒教故老，使之不与西洋文明为敌。由此也可以看到，在福泽谕吉看来，虽然儒教文明与西洋文明性质不同，两者也有可以融通的方面，甚至也可以使儒教故老利用和支持西洋文明，问题是如何对此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和说明。《文明论之概略》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