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的安·柯比（Anne Colby）和她的同事们在大学层面研究了这个问题。卡内基项目组指出，相比较政治活动，大学生更愿意去参加社区服务。毫无疑问，这正是上文中描述的情况所造成的结果：我们的公立学校在促进学生参与社区服务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在学生对政治的理解以及学会在民主政体社会做一个积极公民这方面，教育工作做得还不够。由于学生缺乏如何参与政治活动这方面的知识，他们就倾向于怀疑自己是无法在政界做出任何有价值的事情的。卡内基的研究发现，学生们是这么说的：“我们并没有看到政治跟我们的个人生活有什么关联”，以及“我们不相信那些政治人物或政治程序”。16
但安和她的同事们同时也发现，合适的大学课程或项目是可以改变学生的态度、传授他们所需要的“做出正确政治判断”的知识给他们的。当给学生提供可以展现“民主政体是如何工作的”这类课程以及课外的活动时，学生就能够从中获得一些他们所需要的知识，包括参与其中的动机。更重要的是，那些起初对此表现出最少兴趣的学生，往往是收获最大的。卡内基项目组建议，中学教育和高等教育都应该像他们重视鼓励学生参与社区服务一样，重视促进学生政治活动的参与度。尽管这项的研究关注点是在高等教育领域，但项目组的建议与中学教育的关联更大，因为那里是学生对政治参与的早期理解和态度形成的地方。
公共领域当中的正面模范
学校里面的一些教育机会，必须要依靠学校外面的一些正面案例来强化。年轻人总是以成年人为榜样，来看什么是值得追求的，以及最好的做法是怎样。如果成年人倾向于愤世嫉俗、自私自利，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孩子也会效仿成年人的做法。遗憾的是，我们身处在一个很多公务人员都树立了糟糕榜样的年代。公务人员应该为年轻人展示一个令人钦佩的模范形象，这点在近代的政治评论家看来，已经不用指望了。在最近几年几乎无休止的一次丑闻事件之后，一个知名的博客上刊载了政治评论家的如下观点：“他们总是有污点的，如果不是贪污腐败，就对他们做出让步，认为他们是道德领袖的想法简直是愚蠢至极。”17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则指出，她希望这些官员能够通过好的立法，做出明智的决策。带着一种想要表达无可奈何的现代感十足的语调，她写道：“我们并没有雇佣我们选举出来的官员去塑造孩子的品格。”18
如果这就是今天我们对政治领导者的主要看法，如果我们已经对自己的想法（认为他们可能是不道德行为的代表）听之任之，那么学生对主流的政治毫不感冒，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吗？我们当然没有“雇佣”政治领袖主导着来塑造孩子的品格，但我们有权利期待一个让人尊敬的模范人物的行为，应该是作为很必要的一部分被纳入任何一个市政领导者的职位描述中。政治领导力，归根结底，不仅是关于特定任务或服务的履行，至少和这点同样重要的，是领导者所宣扬的公共精神。对于我们的领导者能够宣扬一种公共道德精神的渴望，绝对不能算是“愚蠢的”。
毫无疑问，年轻人敏锐地观察到了那些社会当中有权利有地位的人，他们自身的态度和行为也受到他们所见所闻的强烈影响。19
让问题显得更加严重的是，新闻媒体经常对政治领袖的丑行大肆渲染，而不是以一种负责任的方式来报道。当下这种“狗仔队式”的新闻报道也许能让报纸大卖，也许不能（关于这点在行业里面尚存怀疑，特别是看到发行量的数字正在下降），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报道会导致所谓“犬儒主义的螺旋”，这是一位媒体评论家对波及整个社会的政治参与度的描述。同样还是那些对于社会和执政者的第一印象正在形成中的年轻人，受此影响最大。
不仅于此，这个问题还远远延伸到了政治之外的领域。大众媒体过于频繁地把企业的商业行为描述成只不过是一心只谋私利的贪婪行为，以企业的领导者刚好能够逃脱惩罚的这种腐败的、无情的方式操作着。在电视和电影里面，商业人士最经常被刻画成贪婪的、不诚信的，甚至是彻头彻尾的邪恶。我们的一项关于电视媒体如何描绘企业领导者的研究发现，“黄金时段里大部分的CEO都被描绘成是犯了重罪”，而且好莱坞普遍是以贬低而不是欣赏的角度来描绘这些领导者。20在我们社会的其他领域，媒体的报道通常把观众的注意力转移到体育明星、艺术名流以及其他知名文化界偶像人物的坏毛病上面，但同时，媒体也在美化着这些名人，这就给年轻的观众传递了一种确实让人混杂难辨的信息。
以上这些没有一个在年轻人对目标的找寻上扮演了建设性的角色，现在的年轻人最好不要再看这些主导着大众传播的媒体。在任何一个民主社会，很重要的是媒体的工作者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报道一切公众需要知道的并依此做出决策的信息。那些诚实、勇敢地报道公共事件的记者，本身就会成为年轻人公民意识方面的正面模范。而当报道的天平从充满活力的“调查”转变为哗众取宠的“自我服务”，年轻人会看穿这一点，从此不再认真对待新闻报道。这不仅会助长年轻人愤世嫉俗的心态，还会让年轻人相信，他们几乎很难（如果有的话，也是极少）在公共领域找到积极正面的模范。
如果想要让年轻人成为完整意义上的积极公民，他们所看到的公众人物必须散发出一种目标感，并且不要那么明显地表现出自私自利的行为。同样的标准也适用于公众可见的任何一个职业领域的领导者。当然，这些要求不能在基本法律标准之外被监管（尽管这些要求比这里所说的标准更低，但还是有一些人很难遵守）。令人钦佩的公众行为必须成为个人自觉的意识和良知。公众人物必须理解和履行他们的职责，树立正面的榜样。他们必须认识到他们的行为在年轻一代人身上的影响，年轻人一直会看着他们；他们必须知道面对什么样的听众该说什么样的话，并且言行一致。21他们还应该努力去传达自己的目标感，对于他们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这类问题，必须要清晰地、坦诚地回答。如果网络、纸媒和广播在报道我们的社会里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时，更聚焦在“什么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为什么”，而不是关于他们的“不法行为”和“过失”，那么挡住年轻人视线的犬儒主义的面纱将会被掀起，年轻人将能认识到在民主社会做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公民，意味着什么。
让过去（短视的文化）过去，让未来（高尚目标感的文化）到来
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本书都在描述虽然是出于好心，但是相对短视，好心用错了地方的倾向性。我们想要驱赶孩子走向成功的努力，不足以赋予他们真正的幸福，因为我们过于重视表面上的、短暂的、成功的标识，而没有关注到持久的、让生命充盈的目标。我们保护孩子免受日常生活里真实存在的和想象中的危险，这限制了他们的视野，减少了他们获取技能的机会，这些技能恰恰是他们将来在真实世界里打拼所需要的。我们努力迫使学校“生产出”很高的考试成绩，剥夺了学校逐渐培养出学生广阔的视野以及强烈的学习动机的能力。这样教育出来的学生在离开学校很长时间之后依然需要的“视野”和“动机”就会过早地夭折。这种短视的做法人为地破坏了我们本来也许可以赋予孩子的每一个可能有启发的目标：从经济上来说，它让孩子不足以应对这个全球化的世界（这正是他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定义）；从心理上来说，它给孩子种下了悲观、迟疑、自我怀疑的种子；从道德上来说，它打开了通向自私自利、愤世嫉俗、建立在物质渴望上的世界观的大门；从社会上来说，它导致了孩子与市政事务的脱离，以及被侵蚀了的公民意识；从长远来看，无论是孩子个人还是整个社会，都不会成为赢家。
但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包括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地方，都有很多年轻人带着目标感茁壮成长着。他们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通往成就感和幸福感之路，通常是获得了那些带他们接触到能够激发他们目标感的成年人的引导。如果这本书对于那些处于漂浮或沮丧状态的年轻人发出了警告，它同时也在对那些力争发挥最大潜能的年轻人的描绘中带来了希望。当今的年轻人群体是一种相当混合的生存状态：一些人带着目标感茁壮成长；一些人似乎对任何有目标感的东西根本不在乎；有一小部分人（最深陷麻烦的）投身于完全毁灭性的结果；还有大部分（我们研究当中的多数年轻人）在做着或在思考着能将他们带到有目标感的方向上的事情，但还是很难持续性地投入任何一件事情。
对本书的每一位读者来说，应该都很清楚这里面的含义。对于那些已经开始在一些具有潜在有目标感的活动中“试水”的年轻人，我们应该鼓励他们思考更多，关于这些活动可以给世界带来什么价值，以及如何能够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意义感；对于那些憧憬着伟大可能性的年轻人，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更聚焦在他们真正能够实现的事情上面，并且教他们如何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实现他们的目标；对于那些对自我之外的事情几乎没有任何兴趣的年轻人，我们可以让他们看到投入付出的回报，以及游离状态的危害；对于那些迷失了自我，或是投向可能导致反社会倾向的目标的年轻人，我们可以把他们带入一种让他们感受到关爱和道德感的关系，向他们清晰地传达是非对错观。这样一来，就为每一个孩子指明了能够把他们引向崇高目标感的生活的选择。
最终，所有的年轻人会做出自己的选择：没有人可以替他们做出这个选择。但我们极有可能做的是，让他们做出能带给他们终生幸福感的好选择。我们能够带给他们点燃他们想象力的更多的可能性，鼓励他们通往最高理想的引导，帮助他们实现远大抱负的支持，以及激发他们而非让他们泄气的文化氛围。在这样的关心下，没有一个年轻人会感觉不到振奋。通向目标之路是为每一个人敞开的，通过帮助所有的年轻人找到目标感，我们整个社会的未来也将充满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