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夜月午，有声激楚，若怨若怒，以触于吾耳者，此何为者也？其醒我梦也与，临高以望，其气象雄，其声势大，有若万马奔腾，以触于我目者，此何为者也？其壮我气也与？夫子胥之事，文明之士所勿道；虽然，其历史可念也。呜呼！亡国其痛矣，不知其亡，勿痛也；知之而任其亡，勿痛也；不忍任其亡而言之，而勿听，而以身殉之，而卒勿听，而国卒以亡，呜呼！忍将冷眼，睹亡国于生前；剩有雄魂，发大声于海上。古事往矣，可勿言矣，而独留此一纪念物，挟其无穷之恨，以为吾后人鉴，后人可勿念哉！
抑吾闻之地理与人物，有直接之关系在焉。近于山者，其人质而强；近于水者，其人文以弱；地理之移人，盖如是其甚也。可爱哉，浙江潮！可爱哉，浙江潮！挟其万马奔腾，排山倒海之气力，以日日刺激于吾国民之脑，以发其雄心，以养其气魄，二十世纪之大风潮中，或亦有起陆龙蛇，挟其气魄以奔入于世界者乎？西望葱茏，碧天万里，故乡风景，历历心头。
我愿我青年之势力，如浙江潮；我青年之气魄，如浙江潮；我青年之声誉，如浙江潮；吾愿吾杂志亦如之。因此名以为鉴，且以为人鉴，且以自警，且以祝。
这篇声情并茂、文采斐然的发刊词，就像汹涌澎湃的“钱江潮”（“浙江潮”）那样，预示着“两浙”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在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冲突和碰撞中被充分地激活，率先获得了整体性的觉醒。
从域外向国内发出强烈的呼喊，传达自身鲜明的主体意识，固然是受到域外新思潮的影响，特别是邻国日本现代化的成功，大大刺激了一大批留日学生，在两国鲜明的对比当中，他们看到了自己祖国的落后，从而激发了他们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但是，在这当中，还存在着一个心理对应和主体感知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两浙”知识分子的心理对应和主体感知，邻国日本的富强和现代化的成功，也是难以真正引发起“两浙”知识分子的激情和强烈的文化忧患意识的。
在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动荡和文化遭遇空前的困境之时，“两浙”知识分子却在激烈的文化碰撞中脱颖而出，这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其中有着被人们称作为“内源性”自觉的文化因素，即“两浙”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碰撞中率先获得了主体的觉醒。这可以从“两浙”知识分子的两种作为当中获得充分的印证：
第一，在晚清时期，作为“大传统”的中心文化的意义失落，给人们带来了内心的冲击，特别是这种冲击，又加上了邻国的现代化成功及其所带来的强烈刺激，这使“两浙”知识分子特别的敏感，聚集在他们身上那种骚动不安的精神因子开始“波澜日肆”，并由此开始强烈地感受到传统文化对人的束缚，特别是精神上的束缚。鲁迅在后来谈到自己的这种感受时就指出：“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鲁迅从中西文化的对比中，率先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落后性及其对国人所产生的精神束缚。他之所以作出“弃医从文”的决定，在精神的关联意义上，与这种切身的感受是有着内在联系的。
从以主导中国文化的儒家文化，在近代遭遇空前困境的特点上来分析，可以说，儒家文化的危机归根结底是一场价值信念的危机。同时，在文化对于社会发展的功效方面，儒家文化也无法在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冲击时，为继续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即富国强兵、救亡自强提供新的文化动力。除非对整个儒家文化体系进行革命性的改造，儒家自身的一整套有关人的信仰、信念、价值观、意义取向、终极关怀及文化发展机制等，都难以再适应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翻阅中国近代史，在现在看来，一连串令人啼笑皆非、离奇而发人深思的现象，绝非是个别的偶发现象。像有“近代大学者”之称的王闿，在甲午战争失败后竟会发出铁甲船炮是“至拙至愚之器”的迂腐言论。
在清同治光绪年间，还有大多数士大夫对修造铁路，愤然不满，起而攻之，以致一些造好了的铁路又不得不拆毁，而对鸦片残害国人的现象却反而熟视无睹。晚清的士大夫顽固地恪守所谓儒家的正统，对真正至关民族、国家主权利益一类的关税、领事裁判权等近于无知，相反，对洋人公使觐见同治皇帝应否行三跪九叩之礼却大肆争论不休。
这些历史真相所披露的现象，说明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传统文化，在近代中西文化的强烈碰撞中，缺乏一整套应付外来文化冲击，应付自身内部危机的措施与能力，其自身的一系列主张，也缺乏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原创性文化理念和价值学说，对国民也缺乏稳定的、至高无上的道德权威和价值信念，无法形成它所一贯倡导的“刚健有为，厚德载物”的国民精神。
简言之，也就是在近代中西文化的碰撞过程当中，传统文化无法唤起国人的主体自觉，促使国人的精神觉醒。正如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近代儒家文化缺乏一种在西方挑战面前进行自我更新的内部机制，难以实现从传统观念向近代观念的历史转变。从而只能继续以传统的自我中心的文化心理和陈旧的认识思维框架，来被动地处理种种事态和危局。换言之，在十九世纪后半期这样一个国际时代，人们仍然习惯于用传统的排斥旁门左道的方式，来实现民族自卫的目标。由于观念与现实的严重背离，从而使近代儒家文化陷入自身难以摆脱的困境。”
儒家文化在近代的遭遇和困境，使留学海外的“两浙”知识分子深有感触，诚如周作人在谈论自己的感触时所说的那样：“中国人近来常常以平和耐苦自豪，这其实并不是好现象。我并非以平和为不好，只因中国的平和耐苦不是积极的德性，乃是消极的衰耗的证候，所以说不好。譬如一个强有力的人，他有迫压或报复的力量，而隐忍不动，这才是真的平和。
中国人所谓爱平和，实在只是没力气罢了，正如病人一样。这样的没气力下去，当然不能‘久于人世’。”在感受到作为“大传统”的中心文化意义的失落时，“两浙”知识分子同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一样，反倒是从域外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受近代西方文化的启蒙思潮影响之下，他们已不再单一地认同儒家的伦理价值，而是大力倡导新道德、新思想、新文化，并作出了激烈的反叛传统的选择。所以，鲁迅说：“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这种意识的产生，表明“两浙”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碰撞中率先获得了主体的觉醒。
第二，美籍华裔学者张灏认为，遭遇世界性冲击的中国文化所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意义失落，导致了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危机：传统的终极关怀——以儒家基本道德价值为核心的人生价值观发生基础性动摇；精神价值取向——传统的意义世界不足以支持现代人生，传统文明的失重引发文化认同上的深刻危机。儒家文化意义系统中的那种原本就不言而喻、不假思索的东西，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统统都发生了问题，使得儒家文化原有的价值取向和意义象征，不再闪烁着昔日的光芒。
意义危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蔓延开来，导致了现代中国人终极关怀的无所依凭。杜亚泉针对这种现象指出，这种失落使“吾人之精神的生活，既无所凭依，仅余此块然之躯体，蠢然之生命，以求物资的生活，故除竞争权利，寻求奢侈以外，无复有生活的意义”。在由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带来的“价值真空”和“意义迷失”中，现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无所凭借，心灵世界得不到意义的抚慰，现代人所特有的人生失落感、苦闷感、虚无感、孤独感、焦虑感，不断地向人们袭来，挥之不去，形影相随。失去意义系统和终极关怀支持的现代人生，显得格外的虚无缥缈，缥缈得让生命不可承受。因此，在整个传统文化意义的全面失落中，如何获得新的意义的支持，这在当时是摆在近现代知识分子面前的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
“两浙”知识分子对此作出的反应是，在“大传统”的文化意义不足以支持现代的人生时，力图从作为“小传统”的地域文化角度，寻找支撑人生意义的价值资源。如上述所提到的“浙东学派”等地域文化资源的支持，因为这些被称作为“小传统”的地域文化，在文化原型的意义上始终都是给予该区域内人士精神抚慰的一种原动力，是促使他们获得“内源性”文化更新和自觉的内驱动力。像当年包括鲁迅在内的绍兴日本留学生，曾集体写信给绍兴同乡表示：“我绍兴郡古有越王句践、王阳明、黄梨洲煌煌人物之历史。我等宜益砥砺，以无先坠前世之光荣。”
实际上，这就是从地域文化的原型中，寻找支撑人生精神力量的一种文化自觉。还有，鲁迅当年曾大力推崇客死他乡的明末“遗民和逆民”——朱之瑜（朱舜水）；对大禹治水“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精神的赞赏；以及晚年对故乡先贤王思任的那种“报仇雪耻之乡”精神的推崇，都是这种寻找意义支持的表现。从日本回来之后，鲁迅又曾邀请“同志数人”，“集资刊越先正着述，次第流布”，后又参与办区域性报纸《越铎日报》，亲自撰写《栀越铎枛出世辞》，赞扬越地民风：“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同，后先络绎，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句践坚确慷慨之志，力作治生，绰然足以自理。”这显然也不仅仅只是对乡土风情的单纯赞赏，更重要的是要在这种乡土精神的肯定和想象当中，获得人生意义重建的精神源泉。
在《杂忆》一文中，鲁迅就专门指出，当时有一部分人“则专意搜集明末遗民的着作，满人残暴的记录，钻在东京或其他的图书馆里，抄写出来，印了，输入中国，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于是《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朱舜水集》，《张苍水集》都翻印了”。这种从地域文化典籍中，寻找资源的做法，除了具有直接的现实作用，如排满反清之外，对于在“大传统”出现意义失落之时，心灵世界陷入无所依凭境地的知识分子来说，则是一种获得精神支持的最好途径。所以，鲁迅接着指出：“待革命起来，就大体而言，复仇思想可是减退了。
我想，这大半是因为大家已经抱着成功的希望，又服了‘文明’的药，想给汉人挣一点面子，所以不再有残酷的报复。”从作为“小传统”的地域文化中获得精神支持的目的，在鲁迅看来，是为了“激发自己的国民，使他们发些火花……更进一步而希望点火的青年的，是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地训练许多年。这声音，自然断乎不及大叫宣战杀贼的大而闳，但我以为却是更紧要而更艰难伟大的工作。”鲁迅的意思很明白，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挖掘有用的东西，即便是“发思古之幽情”，也“往往为了现在”。
事实上，鲁迅在后来所做的辑录《会稽郡故书杂集》工作，除了个人的兴趣爱好因素之外，从精神需求的角度上来说，都是在“大传统”的意义失落时，从“小传统”的地域文化中寻找精神资源支持的表现。这并非是有人所指责的那样，“鲁迅在精神苦闷的时候，就去搜集植物标本，荟集古书”，“借以排遣自己的精神苦闷”，而恰恰相反，他是从地域文化这种能亲身感受到的“小传统”中，寻找有用的文化因子和文化资源，并由此进行新的文化创造。应该说，这是地域文化作为母文化原型的孕育的结果，也是一种文化觉醒的表现，是主体走向高度自觉的表现。
周作人在1918年撰写的《爱的成年》一文中，借勃来克的话说：“勃来克承认力（Energy）是唯一的生命；理（Reason）便是力的外界。力是永久的悦乐……他的希望，是在将来社会上，成立一种新理想新生活。”其实，这何尝不是“两浙”知识分子的主体觉醒、精神觉醒的自我写照呢？
从自然现象的“钱江潮”到文化现象的“浙江潮”，汹涌澎湃的“潮”的涌动，以及所显示出来的“力”的跃动，已成为一种新文化创造的象征，预示着“两浙”知识分子群体在即将到来的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将是一股势不可挡的“文化新潮”，一支敢为天下先的“文化新军”、“文学新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