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又滑回原来的位置，“早起，”他想，“使人愚钝，人要睡觉，其他的旅行者像闺阁妇女一样生活。例如，当我上午这段时间，走回接待室，记下已经分配到的任务时，先生们才吃早饭，要不信，可到我上级那儿去试一试，我立刻就飞出去；可是谁知道，这样做对我是否很有好处呢？要不是由于父母的原因我早就该声明辞职了，我早就该去上级跟前彻底倾诉我的肺腑之言，他听了我的话肯定要从写字台上跌倒下来；他坐在写字台旁的姿势也很特别，他总是居高临下地和职员谈话，由于他的听力不好，职员说话时必须离他很近。现在，希望还是有一点的，我已经积蓄了一点钱，为了向他还清父母的债——这债恐怕要还五、六年——我是绝对要还清的；然后可以获得厚利。
目前，我无论如何要起来了，因为我乘的是五点的车。”
他向闹钟望去，闹钟正在一个箱子上滴滴答答地走着。
“我的妈呀！”他想，“现在已经是五点半了，指针还在静静地走着，甚至已经是五点半多了，接近于五点三刻了，闹钟没有闹过吗？从床上看，钟停在四点没错，肯定响过铃。对，这震动家具的闹钟声，居然休息了，这有可能吗？
现在，他格里高虽然安静，但并没有睡着呀！不过或许他睡得更熟了，那现在他怎么办呢？下一趟车是在七点，那就要火速加快行动了。他必须将些样包起。他觉得自己并不特别的机敏和精力充沛。虽然赶上火车，也免不了上级要大发雷霆，因为五点正助手已经在车站等格里高了，他肯定已经向上级报告了他的误车，这个助手是上级的走狗，毫无骨气和理智。如果他报告格里高生病呢，那也是特别使人尴尬而值得怀疑的事情，因为格里高在五年的任职期间一次病也没有生过，上级肯定要和医疗保险医生一起来，并责难父母，说他们的儿子懒惰。指示医生提出各种异议：说他身体健康工作懒散，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有公道可言么？格里高觉得，他的情况除了睡过了头，还是睡过了头。他本人完全健康，而且甚至还特别的饥饿。
当他匆忙地思考过这一切后，来不及作什么决定，就离开了床铺——闹钟响了，正好是六点三刻。这时有人敲床头旁边的房门，“格里高，”——这是母亲的声音，“现在已经六点三刻了，为什么你还不出发呢？”这声音是如此的柔和，他也回话了。但当他听到自己回话的声音时，大吃一惊，这声音是他以前的声音，这是准确无误的，但参杂了一种来自下面的，未被压低的虫声，这虫声只有开始的瞬间是清楚的，其拖音却是模糊不清了，听起来，使人惶惶然，不知道自己是否听准没有。格里高要详细回答母亲的问话并解释这一切，但由于他的声音发生了变化，只能回出如下的话：“是的，是的，谢谢母亲，我已经起床。”门外并未察觉到声音的变化，也就安心地踢踏着拖鞋离去了。
不过，通过这场谈话，家里其他的人却听出来了，格里高不是大家期待的那样已经起床，而是仍然留在房间里没有行动。
父亲在一个边门上轻微地敲起来了，但却是用拳头敲的。他叫道：“格里高，咋回事呀？”过了一小会，他又以一种低沉的声音提醒道：“格里高，格里高，”在另外一张边门，妹妹却在关心地问道：“格里高吗？你不舒服吗？需要什么东西吗？”格里高向两边回答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格里高这次发音很仔细，并且是一字一字吐出来的，好让人听清楚，父亲也吃饭去了。但妹妹还在悄声说话，“格里高，开门吧，我求你。”格里高根本不想开门，昨晚，他已小心翼翼地将房间所有的门锁上了。
首先他得安静，然后起床穿衣，并且先吃早饭，接着才考虑别的事情。因为他注意到，在床上考虑问题不会有好结果，他回忆起来，过去在床上经常感到有些轻微的疼痛，这或许是由于睡眠姿势不良引起的。在起床时又觉得这种疼痛完全是一种幻觉。这次他在床上也觉得有点痛，而且声音也变了，但起床时，却没有什么幻觉了，都是实在的事。他很紧张，这种声音的变化不是别的，而是受了凉的表现，是一个旅行者的职业病的表现，这是毫无疑问的。
掀开被子，那是很简单的事，不费吹灰之力，被子就掉下来了，但接着而来的事就很麻烦，特别是要站起来，就是显得更麻烦了。因为他身体已是不同寻常地宽阔，这就需要胳膊和手的帮忙；他现在没有这两样东西，只有许多细小的腿，而且还不停地乱动，他又控制不了小腿乱动的情况。如果要将其中的一条腿弯曲起来，首先得将它伸直，这件事他终于办成了，他就用这条腿做他想做的事。这时其他各条腿，像获得了解放一样，也这样工作起来了，处于高度的兴奋状态并且极为痛苦。格里高心里想：“离开得了床吗？”
首先他用下身离开床铺，然而自从他变成大跳蚤后他没有见识过他的下身，这个下身是怎么样，他还无法想象，但行动起来非常笨拙，走得很慢，当他最后发疯似的，不顾一切地往前走时，真是竭尽了全力；但方向却是不准，狠狠地撞着了床杆的下部，他感到烧灼似的疼痛。这使他了解到，他的下身或许是全身最敏感的部位。
于是他试着上身先离开床，将头小心地转向床沿，这事他轻易地办成了，尽管他下身既宽又重，但随着头部的转动身子最后也转动了，但是当他终于将头在床外支撑起来时，他吓了一跳，不敢用这种办法继续进展了。因为再继续进展的话，最终必然要掉下去，头不受伤才怪呢？这样下去是不值得的，他最好还是留在床上。
不过当他同样费劲地回复到躺在床上的原来姿势时，他叹息着，更加生气地看着他那些小腿互相碰撞，斗争。对于小腿们的骚乱想不出办法加以治理，他心里又想，这床上也是躺不得的。要不顾一切地从床上解放出来，即令解放的希望很小，也是值得一干的。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这期间他同时没有忘记：安静的思考比起鲁莽的决定要可取得多。这时他把眼光尽可能盯着窗户，可惜他只看到晨雾将窄狭街道的对面裹住了，从中他并没有获得多少信心和开朗的心境。闹钟重新响起来了。“已经七点钟了，”他想道，“已经七点了，还总是这样的雾。”他在床上躺了一会，呼吸安详而微弱，好像他期待着从完全的安静中回复到真正的，自然的状态。
然后他又想到：七点一刻以前，我必须无条件地离床，到那时公司必然来人问我，因为公司是七点以前营业。他开始将他的整个瘦长、匀称的身子摇晃出床，如果采用这种办法，他得高昂着头，估计头部不会受伤。至于背部，似乎是硬的。
掉到地毯上也不会发生什么异常，最大的考虑是响声，这响声虽不致引起恐吓，但也要惊动门外所有的人。响声必然是有的，风险不得不冒。
当格里高向床外冒出一半时——这种新方法与其说是艰辛，还不如说是一种游戏，他总是要往回摇晃——这时他忽然想起，如果现在有人来帮他一把的话，起床是多么简单的事。有两个人就绰绰有余。——他想到了父亲的厨娘——他们只要把手臂放在他弓形背下面移动，这样就可以将他弄出床外，由于身体有重量，他们必须弯着身子，耐着性子，小心翼翼地移动；这样格里高就可以在地板上翻过来，但愿小腿在地板上，注意不要胡蹦乱跳。除此以外，门还是锁着的呢！他要不要真的叫人帮忙呀？当他想到这点时，他不顾一切地抑制了笑容。
事情还差得远呢！他虽然强烈地摇晃自己的身子，但仍然觉得不平衡，于是立刻作出最后的决定，因为现在离八点只差五分了。这时有人敲门，格里高想到，“公司来人了，”他几乎目瞪口呆。而这时小腿跳“舞”跳得更欢了。
一会儿一切都安静了。他想，“您不要开门，”他下意识地希望。他想这次一定像往常一样还是女仆，她踏着坚定的步子直趋房门并且将它打开了。格里高只等着听取来人入室打招呼的声音，并且已经知道谁来了——原来是公司全权代表本人。唉！为什么只有格里高注定要在这个公司服务呢？在这里只要有一点点微小的失误就要受到询查，难道公司里的全体职员都是废物吗？他们之中没有一个忠诚可靠的分子吗？而这个人仅仅在一个早晨只有几个小时没有为公司办事，出于良心的谴责变得神经衰弱了，以致于离不开床铺了，即使如此，派一个学徒来问讯一下也就可以了——如果有必要问讯的话——可不这样做，偏偏是代表本人来了，向他无辜的家庭宣示，代表本人才有能力追究此事，果真如此吗？——格里高想到此事就激动起来，代表来之前，他就决定要起床了，一方面出于激动，更多的是出于他本人正确的决定。于是他竭尽全力一摇，摇出了床。滚到地上时的确响了一下，但声音并不多大，一方面是地毯使声音有所减弱，另外，背部的弹性比格里高原来想象的要好，所以掉到地上的声音根本不是那么响亮。只有头部，由于注意不够抬得不高，因而受到了一点撞击，这使他懊恼和痛苦，于是转动头部并在地毯上抚摸它。
“那房间里有什么东西掉下来了，”代表在左隔壁房间里说。格里高寻思，代表是否也发生了类似今天在他格里高身上发生的变化？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这时代表在隔壁房间里踱着沉重的步子，漆皮靴子格登格登，有如对这个问题作出粗野的回答；在右边房间里妹妹却悄悄地报告：“格里高，代表来了，”“我知道。”他回答的声音也很小，不过他妹妹可能听见了。格里高不敢将声音提高。
“格里高，”父亲在右边房间里说，“代表先生已经到了，他要询问一下你为什么没有坐早班车出发。我们也不知道对他说什么好。此外，他还想和你个别谈话。你开门吧，房间没有收拾他不会计较的。”“早晨好！萨姆莎先生，”这时代表友好地说。“他身子不舒服，”正当父亲在门口说话时，母亲插进来对代表说，“他身体不适。代表先生，请您相信，要不然他怎么能误车呢？
这孩子一心扑在生意上，别的什么也不干，我正生他的气呢。他晚上哪里也不去，到现在他在城里已经呆了八天了。每天晚上都在家里，他就和我们一起吃饭，安安静静地看报或研究火车时刻表。他制作的细木工活，那才算是一种分心呢，例如他用两个晚上制作了一个小木框，代表先生，您一定会惊奇，那个小木框是多么漂亮啊！它挂在房间里，格里高一开门，您马上就可以看见的。另外，代表先生，您来我们这里，我感到很荣幸。我们早就要他把门打开，他没有照办，他很固执。他肯定生病了，但他早晨还说他没病。”“我马上就来。”格里高慢慢地，而且谨慎地说。他说这话时没有动弹，生怕说话时漏掉一个字，“好心的夫人，我不能作什么别的解释了，希望情况并不严重。”
代表说，“从另一方面讲，如果我要说什么的话，我只能说，我们商人，——有人说好，有人说坏，随人怎么说吧——我们商人，由于商务上的考虑，我们对一些小小的身体不适，经常是要顶着点儿的。”无辜的父亲这时又敲门了，并且问：“代表可以进来吗？”“不行！”格里高说，左边房间里是难堪的沉默，右边房间的妹妹开始小声地哭泣起来。
为什么妹妹不到其他人那里去呢？她也许才起床，甚至还没有穿衣服吧？但为什么她要哭呢？因为格里高没有让代表进入房间，因为他处境危险，很可能丢掉饭碗；因为上司又要老调重弹，向父母重新算过去的老账，为了这些才哭吗？这也许是多虑了。格里高还在这里，他一点也没有想到要离开家里。目前他就躺在地板上，了解这一情况的人不会苛刻地要求他让代表进入房间。但是由于这一小小的失礼行为，以后很容易找到一个合适的借口将格里高解雇，没有好结果的。对格里高来说，目前似乎最好是让他安静，别用哭泣或找他讲话来打扰他。但目前这种尴尬的僵局使其他人感到烦恼，他们的关心是可以理解的。“萨姆莎先生，怎么搞的？”代表提高了声音，“您在房间里设防吧，只要回答一声行或不行就可以了。您给你父母带来了不必要的严重的不安，并且耽误了——这我只是顺便提一下——以前所未闻的方式耽误了工作，我以您父母的名义，以您上司的名义严肃地跟您说话，要求您现在明确地解释一下。我一向相信您是一个安分守己的、理智的人，可是您现在似乎突然地变了，非常任性，今天早上您误了车，上司已经指示我，要我让您将不久前赊出去的账收回，我为此说了许多好话，认为这个指示是不恰当的，不过现在我看到您这种顽固劲，我已毫无兴趣为您效劳，您的地位是极不牢靠的。我原本想和您私下谈谈，但是因为您在这里浪费我的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连您父母也不知道您的情况。您在最近一段时间里的工作成绩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当然，现在不是作大生意的季节，我们承认，但是也不是一桩生意也作不成。那根本不可能，萨姆莎先生，决不可能。”
“不过代表先生，”格里高有些失态地叫起来了，由于激动就不顾一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