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写到查果拉，我心里有些肿胀。脑海里会浮现出那座光秃秃的山，还会浮现出一张张黑红的面庞，同时耳畔响起歌声：查果拉山高风雪大，山上自古无人家……
那是我记忆中的查果拉。1998年，我们曾带着一大包信件去查果拉。因为查果拉的吃住都非常困难，所以我们不能上去住，只能去看看。我们在上面呆了两小时，和战士们小小地联欢了一下。其实我当时很想在那儿多呆会儿的，跟战士们多聊聊。
我不想再重复别人讲过的关于查果拉的事。那里的残酷，那里的坚强，凡去过的人，都非常清楚。凡没去过的人，一听到那样的海拔，也会吓住。我就讲四个不是查果拉的人上查果拉的故事吧。
从官大的讲起。因为上查果拉的大官不多，也不容易。官大毕竟岁数也大。
刘将军是上过查果拉的最高长官，上将。上去时年届花甲。走到岗巴大家就开始反对，走到塔克逊反对声更加强烈了，七嘴八舌的劝阻，毕竟海拔5370米啊。为了让他放弃念头，大家不惜动用了夸张和“恐吓”。刘将军听得不耐烦了，说，那你们在下面等我，我自己上去。当然，没人敢在下面等，都呼啦啦地追随而去。刘将军上去以后没作指示，也没听汇报，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和查果拉哨所的每个兵握手，和每个兵照相。为了让自己的精神状态比较好，他还脱掉了大衣。临上车离开时，他忽然发觉有两个站岗的兵漏了，又下车来补照。然后再上车。车子下山，他依然透过车窗，深深回望着那些站在山顶的士兵们，那是他的孩子，也是老百姓的孩子。
我不知道那些小战士的心情，是激动，是拘谨，还是什么？我没有采访过，不敢随意替他们表达。但我知道将军的心情，他心疼，心疼得厉害。这是他女儿告诉我的，他女儿当时就在旁边：“老头的目光柔和的，哎哟，一看就知道。”
其实我知道，每个上去的人，都会心疼那些孩子，看他们黑得发紫的脸，看他们一开口就裂出血丝的嘴唇，看他们粗糙的皮肤和凹陷的指甲，看他们有些木讷的笑容。
然后说H 将军。H 将军是中将，时任西藏军区政委。H 将军去查果拉时，正赶上电视台的记者在查果拉拍片子。记者想要拍一个战士们冲上查果拉山顶的镜头，就趴在一个沟里端着机器指挥拍摄。战士们跑了一遍，记者不满意，又跑第二遍，记者还不满意。那是海拔5300米的地方啊，坐着都会喘气的。H 将军去上厕所，下了个小小的坡，再从小小的坡上来，就拉风箱似的大喘。一看那些兵，还在跑，顿时心疼得火冒三丈，冲着兵大喊，不要再跑了！
他爱拍不拍！不上电视查果拉就不是查果拉了吗？！
大家看将军发火，有些不知所措。年轻的哨长跑来小声对H 将军说，首长别生气，我们多跑两趟没关系的，你可别把记者得罪了。
H 将军眼圈儿顿时红了，一直红到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都累成那样了，他还替你着想。你看看我们的兵啊。”
H将军在西藏做了7年领导，跑遍了西藏所有的边防哨所，遇险多次，险些丢命。那句着名的话：“我们绝不把主权守丢了，绝不把领土守小了！”就是他最初讲出来的，他在北京的一个宴会上，向总书记敬酒时脱口而出。据说总书记激动得嚯一下站起来，差点儿碰倒椅子。总书记说，就冲你这句话，我把这杯酒喝了！
现在H 将军已离开西藏多年，但这句话留在了西藏，刻在了西藏，因为它代表着西藏军人的心声。
再讲讲我的前辈，我们军区着名女诗人杨星火。杨星火七上查果拉，是上过查果拉次数最多的女性。那首着名的《鲜花献给查果拉》就是她写的：
金色的草原开满鲜花
雪山顶上有个查果拉
查果拉山高风雪大
山上自古无人家……
这个歌儿，每个查果拉的战士都会唱，每一代都会唱。当然，杨星火写的歌词很多，着名的也很多，比如《翻身农奴把歌唱》，还比如《一个妈妈的女儿》。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们是杨星火写的，更没人知道她的那些传奇经历。
解放军打到南京时，杨星火是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她立即满腔热情地参加了解放军。正读大三呢，还没毕业呢，在我看来真有些冲动。参军后她害怕连累家人，就改名字，一眼看见黑板报上写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便改名星火了。从此一个女大学生变成了一个女兵，走进了西藏。后来，她嫁给了一个18军的普通炊事员，有了自己的女儿，再后来，她又认养了一个藏族孤儿。如今她的这个藏族儿子早已大学毕业做了国家干部。她在西藏呆了二十多年，离开以后仍是每年进藏，西藏所有最艰苦的哨所她都去了。她的血液里流淌着西藏的水、西藏的风、西藏的天空和大地。
1998年7月，我去了查果拉。在查果拉的山顶上，我听到了战士们大声地唱那首《鲜花献给查果拉》，当时泪水汹涌，止不住长流。回到成都后，我即给杨星火打电话，我说杨老师，你的歌儿现在还在查果拉唱着呢。每个上查果拉的兵都会唱。她很高兴，在电话里一句一句地把歌词念给我听。
两年后，她病故了。那次通话，成了我和她最后一次的通话。我为杨星火老师写了一篇怀念文章，最末一句话是：我相信，西藏的山山水水，西藏的官兵们，会永远怀念她的。而这样的怀念，是最高处的怀念，最干净的怀念。
最后讲一位大学老师。这位去西藏旅游的大学老师，因为丈夫曾经是军人，她就在丈夫战友的安排下，去了查果拉哨所。起初她一直在微笑，气喘吁吁地微笑，后来，突然抱着一个18岁的小战士痛哭起来，哭得一句话也说不出，还得让小战士反过来劝慰阿姨。这位老师回到拉萨后，买好出藏的机票，就把剩下的几千块钱，全部买了光碟和书，委托西藏军区的有关部门，转交给哨所的战士。
这个故事，是我昨天在酒桌上听来的。这个老师就坐在我旁边，她在一个理工大学教力学。故事是她丈夫酒后讲出来的。她丈夫讲的时候，她去捂他的嘴，不让他讲。但曾经是军人的丈夫，一定是被老婆感动了，非讲不可，故事就是在这样的争执中断断续续讲出来的，但依然让在座的每个人，眼睛湿润。
其实我也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人，包括刘将军，包括女老师，甚至包括我，尽管心疼，尽管想对战士们尽可能的好一些，但对战士们来说，我们的好，都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一走，剩下的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分每一秒，都需要他们自己度过，扛过，熬过。我们掉眼泪，我们送东西，我们做这一切，仅仅只能安抚我们自己的心。
当然，我们的心需要安抚，就说明我们的心还在。
16.风雪高原
我们到达帕里镇。
从日喀则出来，到帕里跑了270公里。一点儿不觉得累。也许是一路好风光，还有一路的歌声，还有一路的回忆。
我们在帕里拐弯儿，上山。
ZM 山口。4700米。老天忽地又阴了。阳光来过又走了，好像急着把天空让给雪花。雪花细细的，却冷到极致。气温大约在零下5摄氏度左右。对我来说，已经是冻了。
下车，看见山上早已站了很多兵，在警戒。这是按规定布置的，我们不能发杂音。可是站岗的兵都穿着夏常服，脸和手都冻得通红。而他们的大衣，放在一排排的凳子上，大概是为我们预备的。我就想说点儿什么。
我问两个站在地图边上的兵，冷吧？他俩一起说，不冷。
那怎么可能？我正想“干涉”一下，让他们把大衣穿上，忽听C 大校一声吼：把大衣都给我穿上！
兵们得了长官的命令，纷纷跑来，把大衣穿上，再跑回到哨位上。站得更直了。
这里距边界仅仅五公里，五公里之外，对方部署了不少兵力。故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C大校率工作组开始工作，Y跟拍，我就找战士聊天。两个扶着地图的战士，一个是重庆长寿人，一个是贵州人。都19岁。仅比我儿子大一岁。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慨。在他们的脚下，我看见几朵蓝紫色的小花和黄色的小花，从薄薄的雪里探出头来。我在查果拉的山坡上也见过这样的小花，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只知道属于蕨类，生命力很顽强。那么高的山，那么冷的山，那么干涸的山，它们依然能存活，并且开花。它们就像这些兵。兵就像这些花。
在我们聊天的当儿，有个不丹商人背着背囊从我们身边走过。他看我们一眼，没有笑容，有一小点儿谨慎。战士告诉我，这里常有对方的人进入或出去。不丹商人到帕里镇做生意，只要在镇上公安部门办理简单的手续即可。
每年春、夏、秋季，大约有1500多人次的不丹商人来到这里，他们带来了炒米、手表、草药等货物，来交换热水瓶、胶鞋、调料等日常用品。只要他们守规矩，我们都不会干涉的。我们的边境政策历来是“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睦邻，安邻，富邻”。
两个兵始终有些拘谨，话不多。我就找话说，我说，这地图不是有支架吗？你们干吗还扶着啊？他们回答说，风一来就会吹倒的，山口的风很大。
哦，我把风忘了。别看它没影儿，却是威力无穷。风雪高原，风排在前面呢。若没有风，仅仅雪，高原不会那么冷的。一旦有了风，风搅动雪，雪渗进风，顿时天寒地冻，肃杀一片。有多少人就在这样的风雪中献出了生命。
帕里有个叫堆那的村庄，有一年，六个年轻军人，就是在从堆那前往边境的路上遭遇了雪灾。
当时他们探亲返回连队，车到堆那时，忽然下起了大雪，大得不得了，完全看不清路了。当时也就10月，在内地还是金秋。可那场大雪，却像是腊月里的。他们坐的车不能再走了，他们就下车来步行。他们不想超假，而且他们还觉得，不是就二十多里路吗？花个半天时间就能走到。他们低估了高原的风雪，当然若没有风雪，肯定是没问题的。更长的路也没问题。
或者他们也估计到了风雪，但想以青春和热血与之抗衡。他们就开始走，或者叫跋涉，越走越艰难，深一脚浅一脚，每一步都需要付出全身的力气。
在茫茫雪原上，他们变得越来越渺小，越来越脆弱，体内的热量渐渐耗尽，寒冷更猖獗地向他们进攻，更猖獗地包围他们，吞噬他们，最后，他们终于倒下了……两位牺牲，另外四个人严重冻伤，后来分别做了截肢手术，有的是脚趾头，有的是脚后跟，最厉害的一个是截了小腿。
冻伤的，毕竟还留下了性命。还有多少人，就在一瞬间被风雪高原所吞没？我们军区记者站的记者胥晓东告诉我，他有一回从亚东出来到帕里，雪很大，跟在他们后面的一辆空军的车就翻了，车上一家三口，加上司机，全部遇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