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带的人们，经过一个寒冬以后，就希望春天的到来。但是，春天来临的指标是什么呢？这在许多唐、宋人的诗中我们可找到答案的。李白诗：“东风已绿瀛州草，紫殿红楼觉春好。”王安石晚年住在江宁，有诗云：“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据宋洪迈《容斋续笔》中指出：王荆公写这首诗时，原作“春风又到江南岸”，经推敲后认为“到”字不合意，改了几次才下了“绿”
字。李白、王安石他们在诗中统用“绿”字来象征春天的到来。到如今，在物候学上，花木抽青也还是春天的重要指标之一。王安石这句诗的妙处，还在于能说明物候是有区域性的。若把这首诗哼成“春风又绿河南岸”，就很不恰当了。因为在大河以南开封、洛阳一带，春风带来的征象，黄沙比绿叶更有代表性，所以，李白《扶风豪士歌》，便有“洛阳三月飞胡沙”之句。虽则句中“胡沙”是暗指安史之乱，但河南春天风沙之大也是事实。
树木抽青是初春很重要的指标，这是肯定的。但是，各种树木抽青的时间不同，哪种树木的抽青才能算是初春的指标呢？从唐、宋诗人的吟咏看来，杨柳要算是最受重视的了。杨柳抽青之所以被选为初春的代表，并非偶然之事。第一，因为柳树抽青早；第二，因为它分布区域很广，南从五岭，北至关外，到处都有。它既不怕风沙，也不嫌低洼。唐李益《临滹沱见蕃使》诗：“漠南春色到滹沱，碧柳青青塞马多。”刘禹锡在四川作《竹枝词》云：“江上朱楼新雨晴，韨西春水鄃文生。桥东桥西好杨柳，人来人去唱歌行。”足见从漠南到蜀东，人人皆以绿柳为春天的标识。王之涣着《出塞》绝句有“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之句。这句寓意诗是塞外只能从笛声中听到折杨柳的曲子。但在今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无论大山南北，随处均有杨柳。所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送瘟神》诗中就说：“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如今春风杨柳不限于玉门关以内了。
唐、宋诗人对于候鸟，也给以极大注意。他们初春留心的是燕子，暮春、初夏注意的在西南是杜鹃，在华北、华东是布谷。如杜甫晚年入川，对于杜鹃鸟的分布，在诗中说得很清楚：“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我昔游锦城，结庐锦水边，有竹一顷余，乔木上参天，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
南宋诗人陆游，在76岁时作《初冬》诗：“平行诗句领流光，绝爱初冬万瓦霜。枫叶欲残看愈好，梅花未动意先香。……”这证明陆游是留心物候的。
他不但留心物候，还用以预告农时，如《鸟啼》诗可以说明这一点：“野人无历日，鸟啼知四时；二月闻子规，春耕不可迟；三月闻黄鹂，幼妇悯蚕饥；四月鸣布谷，家家蚕上簇；五月鸣雅舅，苗稚忧草茂。……”
陆游可称为能懂得大自然语言的一位诗人。
我们从唐、宋诗人所吟咏的物候，也可以看出物候是因地而异、因时而异的。换言之，物候在我国，南方与北方不同，东部与西部不同，山地与平原不同，而且古代与今日不同。为了了解我国南北、东西、高下、地点不同，古今时间不同而有物候的差异，必须与世界其他地区同时讨论，方能收相得益彰之效。
【注释】
［1］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浙江绍兴人。我国近代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竺可桢早年就读于上海澄衷学堂和复旦公学，1909年入唐山路矿学堂，1910年赴美留学，毕业于伊利诺大学，继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学成归国后，曾在武昌、南京、天津等地大学任教，1929年起应蔡元培之邀，出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为创建中国气象事业立下不朽功绩。1936年起任浙江大学校长，在国步艰危、颠沛流离之中，他执掌浙大13年，以“求是”为校训，身为表率，包容兼蓄，教授云集，培育出一大批精英良才。浙江大学从此崛起为全国名牌大学，被誉为“东方剑桥”，蜚声中外。
小贴士
竺可桢（1890-1974），中国科学院院士，气象地理学家。我国近代地理学和近代气象学的奠基人。所从事的科学教育、科学组织领导与科学普及工作，都有杰出的成就。特别是关于台风眼的机制、台风的分类、东亚天气类型、中国季风气候、高空风向与天气预报的关系，中国气候区划、气候与农业丰产的关系，物候学、气候变化以及天文学方面的二十八宿的起源问题等研究，都有重大创新，达到国际一流的水平。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有许多精辟的理论见解和实际领导经验，培育了许多优秀人才。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
重要着作有《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物候学》（合着）、《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气候概论》等300多篇，并留下1936年1月1日至1974年2月6日共38年又37天的日记，约900万字。记有自己的言行、感想，工作上的主要情况和科学界的重要史料，体现了正直的为人和严谨的治学精神。
逝世后，人民出版社、科学出版社相继按年份出版日记，共分5册，约320多万字。这在我国科学家中是第一次。
文本提示
本文选取了唐宋诗这个独特的角度，介绍物候的有关知识。借助唐宋诗中月、露、风、云等之咏，揭示大自然的本质，进一步分析了唐宋诗中描写出植物和候鸟等物候特点及其反映出的物候规律。
全文可以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介绍自然界中的一些现象能暗示出一些自然规律。
第二部分：主要是介绍唐宋诗中揭示出的一些物候现象和一些规律。
第三部分：总写从唐宋诗人所吟咏的物候中看出物候的一些特点：物候变化因地而异，因时而异，同时也点出了研究唐宋诗中物候的意义。
传播是怎样发展的（节选）
施拉姆
当我在写这几行字的时候，把视线从纸上移开，抬头就可以看见夏威夷那犬牙交错郁郁葱葱的群山。如果向水天相接的海岸线望去，可以看到可能是第一批岛民登岸的地方。他们从石器时代走出来，在一千二百年前乘着用最简陋的工具制作的独木舟到达这里。他们从东南亚出发，带着信奉的神、孩子和食物，在浩瀚的大洋上，从一个岛屿飘泊到另一个岛屿，以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生存能力与风、水和泥土的自然环境相适应，似乎经历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五千年漫长岁月的旅程于一千二百年前来到夏威夷。他们在这个熔岩的岛上登陆，撒下他们的种子，播下他们的文化，把这块土地归为己有。
那些最初的夏威夷人已经是灵巧的传播者。他们能够看懂天空中和海浪中的信息，利用这种信息来航海．他们已有发展得很好的语言，虽然能在图画和雕刻中记录下来某些信息，但实际上还不能把语言写下来。不过，他们利用口语作为有力的工具，用口说的语言建立了一个有效的政府和美满的家庭生活。他们令人不可思议地表达了微妙的想法和关系。他们说服别人跟他们航海到很远的地方去，在别人沮丧气馁的时刻消除别人的疑虑。他们带着所有的航海经验知识，信仰、仪式以及他们想要保持和不用书写的形式传给子孙的生活习俗，他们在夏威夷登陆，感到地球的震动，看见山里的浓烟和火焰以后，他们得到了帮助他们认识“火之女神佩莱夫人”的信息，因此他们还知道了怎样通过祈祷以及祭祀和舞蹈同女神交流。
“传播”的含义
但是，且慢。“他们知道同女神交流”，这是什么意思？
批评家兼哲学家肯尼思·伯克一九三五年向出版社送去一部着作时，他提议用《传播学概论》作书名。出版商否决了这个书名。他说，读者看到COMMUNICATION（传播）这个词会以为是论述电话电信的书！这就是伯克最重要的着作之一怎么会定名为《永恒与变化》的经过。
我们不能责备一词多用，尤其是一个已经深深地渗透到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中的词语，但是，我们起码应该弄清楚，在我们使用传播这个词时，我们说的是什么。本书不——至少不是直接——论述电话电信，不是论述运输（如果是经济学家写的就可能是），不是论述阅读和书写（我们的孩子在小学里学到的传播就是这个含义），不是论述大学一年级学生的英语和演说（这是课余时间给人临时照看孩子的大学生在名叫传播的大学课程中学到这个词时的含义），也不是论述成功的传播（这是当我们说“哈里，真是入木三分！”这一类话时的含义）。确实，我们将发现传播既有启发和成功之处，也有一些失败之处。
本书主要是论述人类社交的基本过程。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
传播一词（COMMUNICATION）与社区（COMMUNITY）一词有共同的词根，这决非偶然。没有传播，就不会有社区；同样，没有社区，也不会有传播。
使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社会的主要区别是人类传播的特定特性。
社会学家查尔斯·科利在七十年前写的一篇雄辩的文章中称传播是“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是一切智能的象征和通过空间传达它们和通过时间保存它们的手段”。还有人类学家爱德华·萨皮尔在《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一版中精辟地写道：
虽然我们谈起社会时往往好象它是一个由传统所限定的静止的结构，但是，从更本质的意义上说，根本不是这样，而是各种大小和复杂程度不同的有组织的单位的成员之间部分的或完全的了解所组成的一个极其错综复杂的网状系统。诸如从一对情人或一个家庭到一个若干国家结成的联盟，或者是报纸通过它超越国界的影响所及的人类中越来越多的人都属于这样的网状系统。它显然只是各种社会习俗惯例的静止的总和；实际上，它正从参与这个社会的个人中获得的带有传播性质的特定行为，被注入新的生气或创造性地肯定。因此，不能说共和党是照这样存在，而只能说它的传统经常不断地被这样一些简单的传播行为所维护，如约翰·多伊投票选共和党的候选人，从而传播了某种讯息，或者五、六个人在某时其地正式或非正式地开会，为的是彼此交流想法以及最终决定许多个月以后可以在党员集会上提出什么样的现实或设想出来的国家利益的观点。共和党作为一个历史上的实体仅仅是使成千上万这种具有某些共同的坚持不断的关联特征的每一传播行为抽象化。如果我们把这个例子扩大到每一个可以想象的领域，我们很快就认识到每一种文化形式和每一社会行为的表现都或则明晰或则含糊地涉及传播。
社会是各种关系的总和，在这些关系中，某些信息是共享的。我们要明确了解的一点是：人类传播是人做的某种事。它本身是没有生命的。它本身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除非是传播关系中的人使之成为不可思议。讯息本身并无含义，除非是人使之有含义。因此，我们研究传播时，我们也研究人——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与他们所属的集团、组织和社会的关系；研究他们怎样相互影响；受影响；告知他人和被他人告知；教别人和受别人教；娱乐别人和受到娱乐。要了解人类传播，我们必须了解人是怎样相互建立起联系的。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来到一起，试图共享某种信息，他们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由于他们的生活经验不同，携带信息的标志在他们看来很可能不同。经验愈是不同，他们理解的信息也很可能愈是不同。象“痛”和“饿”这样的概念十分可能是我们都理解的，因为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即使如此，某种文化中“咬紧上嘴唇”的传统，很可能被另一种比较公开表示感情的文化所误解。但是，象“自由”、“共产主义”和“道歉”这类的词，由于人们来自不同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来自不同的文化，显然是会引起麻烦的。
但是，仔细地注意一下，传播不是全都（甚至大部分不是）通过言词进行的。一个姿势，一种面部表情、声调类型、响亮程度、一个强调语气，一次接吻、把手搭在肩上、理发或不理发、八角形的停车标志牌，这一切都携带着信息。
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金斯利·戴维斯早在一九四九年论述传播关系的间接性时写道，在传播关系中，“一个人从另一人的行为推断出另一人试图表达的想法或感觉。他于是并不对行为本身作出反应，而是去推断想法或感觉。另一人接着又从想法或感觉——其背后的含义——的角度对他的反应作出回应。”在进行着的这一切都是符号——文字、声音或动作——而又总是必需去推断其背后的含义的。并不是推断这些符号意思是什么，而是推断这个人的意思是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被推知的是从这些符号的含义到表达的这个人的意思是什么。因此，在传播关系中，人们总是带着“第三只耳朵”倾听的。
在这种关系顺当的时候，其结果是某种“和谐性”，这是人类奇异的经验之一。在这种关系不顺当时，其结果是误解，有时候是敌对，而且往往做出与本意大不相同的行为。但是，这种关系是起作用的，这就是使我们能够在头脑中构成印象观测我们的环境和指导我们的行为的过程。
这个过程，我们利用它的方式，以及它对我们和我们社会的影响，就是本书所要探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