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之为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语言、艺术、宗教、科学，是这一历程中的不同阶段。在所有这些阶段中，人都发现并且证实了一种新的力量——建设一个人自己的世界、一个“理想”世界的力量。哲学不可能放弃它对这个理想世界的基本统一性的探索，但并不把这种统一性与单一性混淆起来，并不忽视在人的这些不同力量之间存在的张力与摩擦、强烈的对立和深刻的冲突。这些力量不可能被归结为一个公分母。
它们趋向于不同的方向，遵循着不同的原则。但是这种多样性和相异性并不意味着不一致或不和谐。所有这些功能都是相辅相成的。每一种功能都开启了一个新的地平线并且向我们展示了人性的一个新方面。不和谐者就是与它自身的相和谐；对立面并不是彼此排斥，而是互相依存：“对立造成和谐，正如弓与六弦琴。”
【注释】
［1］本文节选自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第十二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小贴士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被西方学术界公认为本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
《在世哲学家文库》将他与爱因斯坦、罗素、杜威等当代名家相提并论，专门编成一本厚达近千页的《卡西尔的哲学》作为该文库的第六卷，并在扉页上将其誉为“当代哲学中最德高望重的人物之一，现思想界具有百科全书知识的一位学者”。
1874年7月28日，卡西尔生于德国西里西亚的布累斯劳（即今日波兰的弗芬茨瓦夫）一个犹太富商的家庭。早年受业于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首领海尔曼·柯亨（Hermann Cohen，1842-1918），以后很快成为与柯亨、那托普（Paul Natorp，1854-1924）齐名的马堡学派主将。1919年起，卡西尔任汉堡大学哲学教授，1930年起任汉堡大学校长。在汉堡时期，卡西尔逐渐创立了他自己的所谓“文化哲学体系”，这个体系与马堡学派的立场已经相去甚远。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卡西尔愤怒地声称“这是德国的末日”，遂于同年5月2日辞去汉堡大学校长职务，离开德国，开始了他的十二年流亡生活，以后再也没有回去过。他先赴英国，任教于牛津大学全灵学院。1935年9月，接受瑞典哥德堡大学的聘请担任该校哲学教授，在那里一直待了六年。1941年夏季，卡西尔赴美国，就任耶鲁大学访问教授，后又于1944年秋转赴纽约就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1945年4月13日，卡西尔在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内回答学生提问时猝然而亡。终年七十一岁。
文本提示
《人论》自然是研究所谓“人的问题”的。全书共十二章，分上、下两篇。
上篇（前五章）是回答一个总的问题：人是什么？其中第一章概述了二千多年来西方思想史上关于人的问题的各种哲学理论，并在最后指出，当代尽管科学昌盛、技术发达，但人的问题不但没有真正解决，相反倒是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在第二章中卡西尔提出了他自己关于人的定义：人与其说是“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符号的动物”，亦即能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
下篇（后七章）转入对人类世界本身的全面考察，确切地说，就是考察人怎样运用不同的符号创造各种文化。因此，其总标题是：人与文化。其中第六章可看成是下篇的一个小引。卡西尔的意图正如该章标题所指明的，是要从人类文化的角度来给人下定义。在他看来，人的本性，并非仅仅如柏拉图所说的那样，是以大写字母印在国家的本性上，毋宁说人的本性是以大写字母印在文化的本性上的。因此，与其象亚里士多德那样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不如说“人是文化的动物”（政治也只不过是文化的一种组织形式而已）。
这一章与上篇的第二章合在一起，可视为全书的总纲所在。以下各章依次研究了人类文化的各种现象——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科学等等，力图论证人类的全部文化都是人自身以他自己的符号化活动所创造出来的“产品”，而不是从被动接受实在世界直接给予的“事实”而来。最后一章“总结与结论”则以这样一个论点结束全书：“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作人不断解放自身的历程！”
有一天，这些将不再只是梦想［1］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
也许有一天这些将不再只是梦想，
烤箱不仅不会把面包烤糊，而且会在你的早餐面包上，
印上你的股票昨天的收盘价。
而你的左右袖扣或耳环将能通过低轨卫星互相通信。
你的电话会像一个训练有素的英国管家，
接受分拣甚至是回答打来的电话。
现在是能让电脑看得见、听得到，也能说话的时候了。
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
【注释】
［1］本文选自［美］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标题为编者所加。
小贴士
尼葛洛庞帝1943年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23岁的时候，他就成为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并创办了着名的媒体实验室。他还是一个有名的投资家，在全世界投资了50个以上的公司。
作为数字时代的先锋，尼葛洛庞帝过的是典型的数字化生活。然而，就在大家期待他有更多更准确的未来预言时，他却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到了第三世界，在柬埔寨等地方尼葛洛庞帝开始普及儿童网络教育。1997年，尼葛洛庞帝第一次来到中国大陆，但是早在一年之前，他的《数字化生存》中译本已经先于他在中国登陆了。随着这本书的推出，几乎一夜之间，凡是对计算机互联网感兴趣的中国人都记住了这个拗口的名字：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在那些对网络还懵懵懂懂的人来说，这本书也成为了跨入数字化奇妙新世界的最佳指南。
文本提示
正如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的前言中所说得那样：“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
本文用诗意的语言说明了数字化在未来人类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随着数字化的普及，它已经改变了整个人类的生活方式。
对此，张朝阳先生认为：“现在中国互联网已经成为主流了，互联网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所以，互联网当初在1994年冲出实验室，变成一个普及的技术所给人们社会带来的各种各样的这样一种承诺和期望，现在都在变成现实。”
雪泥鸿爪
我一生中的八个重要抉择
王选
我第一个抉择，在大学二年级即1954年进入北京大学的数学力学系。当时北大非常好，教我基础课的老师都是非常优秀的老师。因此我受到很好的培养。北京大学应该继承优秀老师讲基础课的这种传统，他们是把心思放在教学上的。这第一步很好的数学基础是我一辈子终生受益的。所以我经常给研究生讲，在大学本科期间你不应该去问这个课有什么用，这是对你一生知识的某种锻炼，将来发挥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我们到了二年级的下学期分专业——那时候有数学专业，搞纯数学的；力学专业；还有计算数学——是刚刚建立的一个专业，同计算机是关联的。
好的学生当时都报到数学专业去，觉得计算数学这个专业跟计算机打交道没有意义，很枯燥。当时卡片都是纸带的，非常烦琐，就这个烦琐的东西，不见得有很多高深的学问，所以很多学生都不愿意报。我一生中第一个重要的抉择，是选择了计算数学，正好赶上了计算机迅速发展的年代，这是我一生中的幸运，这个幸运跟我当初的抉择有关。
为什么当初选这个方向呢？我觉得我这个抉择的一个重要的核心的想法是：一个人一定要把他的事业，把他的前途，跟国家的前途放在一起，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当时选择这个方向，就是看到未来国家非常需要这个。我非常关注我们国家的科学事业的发展，我看到了十二年科学规划里，周恩来总理讲了未来几个重点的领域，包括有计算机技术，我看了以后非常高兴，我觉得把自己跟国家最需要的这些事业结合在一起，是选择了正确的道路。这是我一生中第一个抉择，选择了计算数学这个方向。
我在毕业以后就投身到硬件里面，在第一线跌打滚爬，滚爬了大约三四年之久。那个时候我忙的程度，可能是你们现在难以想象的。我最近20多年搞激光照排当然很忙，没有休息。但那个时候忙的程度更加难以想象，每天工作都在14个小时以上，一年里头都没有休息的。我们希望为我们国家计算机的发展全身心地投入。在第一线跌打滚爬以后我觉得我懂得计算机了。
而我就纳闷，为什么看到国外有好的材料、好的设计，我们只能停留在欣赏的地步，不能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创新呢？后来发现我不懂得应用，不了解计算机的应用，也就不了解程序。
1961年，在24岁的时候，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就是在有了几年的硬件的基础上，投身到软件，投到程序设计、程序自动化——就是编系统——这样一些领域来。而且是确实做了一个项目，做了一个大项目，当时是5000行，今天做5000行算小得不得了的程序，在1962年、1963年，5000行的程序的确是大得惊人，好比现在的50万行差不多——5000行的难度相当于今天的50万行，因为没有那么多工具。
我专门投入到软件领域，而且做硬件和软件相结合的这种研究，它给我带来的好处非常大，我豁然开朗，似乎一下就找到了创造力源泉，很多新理论都提出来了。懂软件的不懂得硬件，他认为计算机生来就是这样的，不能去动它，没法动的；而懂硬件的人，他不知道需求。两者——结合以后，我就能够在硬件上做非常灵巧的设计，可以使软件的效率极大地提高。一旦有了两种背景（跨领域的）以后，一下子就豁然开朗，我体会到美国控制论的提出者说的一句话，他讲：“在已经建立起的科学部门间的无人的空白区上，最容易取得丰硕的成果；在两个领域交错的地方，最容易取得丰硕的成果。”我当时跨了这两个领域，对我一生带来了很大的好处。
当然，我当时设计的一个新的计算机自己觉得非常得意，比IBM 的流行的计算机性能要高很多。当时因为我太年轻，不知道哪些事情在中国是能够做的，哪些事情在中国是不能够做的。中国工业基础太差，你做了一个IBM不兼容的机器，但你不可能花几十亿美元的东西来上自己的操作系统，更不可能花几百亿美元的精力去做应用软件，所以你一点点创新就变成一种祸害。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来搞不兼容的东西，也不应该这样做，只有在达到美国的水平后才可以做这个工作，才可以在下一代的芯片上来结合做新的机器设置。实际上后来，我差不多同美国人同时提出了某些新的思想，大概中国不能实践它，也不应该实践它，所以我很快就放弃了这方面的工作。
第三个重要的抉择呢，是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决定锻炼英语的听力。
这个在今天毫不新鲜，大家每天耳朵里面听Radio Beijing 或者别的什么，但在当时理科里头没有什么人来锻炼听力。我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看英文的专业文献，有的时候，觉得每个字都认识，每个语法都懂，但是看不快。我觉得要做研究，必须要很快地掌握国外的这些资料，一句一句地看，没法在里面很快地找到我要的东西，象看中文这样——当然永远达不到看中文的速度——总是达不到的。但是我的速度、反应能力总是提不上去。我忽然想起，应该训练听力，因为训练听力，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一句话听不见，有一个字稍微打一疙瘩，你后头两三句话都听不见了，这对锻炼反应能力是非常好的一种做法。于是就听，这是1961年的事情了。从1962年开始听Radio Pe‐King，（那时候叫Radio PeKing，不叫Radio Beijing）后来对中国的事情比较熟悉，不太过瘾，就去听外国的台，当然那个时候VOA 是听不见的，干扰得很厉害，因为中文台和英文台是一个台，所以中文干扰，英文也干扰。只有英国的BBC 全部是英语台，没有干扰，所以听得很清楚，听了好多年，从1962年，听了整整四年，一直听到文化大革命。
但这件事情也是我一生里头一个重要的抉择，锻炼听力给我带来的好处非常大。当然从来没想过要出国，因为我父亲是错划的右派，怎么可能出国呢，只是为了工作。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大家纷纷出国了，我呢，一直忙着，假如说当时出国一年，或者出国两年，做一两年访问学者，我想就没有今天这样一个结果，因为关键时候走不脱，一走整个队伍就要散了。这是我第三个抉择。
第四个抉择是1975年，从事照排这个项目，采用了与众不同的技术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