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独唱曲目，大多数是中国作曲家的声乐作品和民歌。我觉得一个艺术家应该扎根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绝不能忘记自己面对着的听众是中国人。我国音乐有许多宝贵的遗产，民歌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它是真正来自民间的艺术，不少民歌有很强的生命力和很高的欣赏价值。《在那遥远的地方》（作曲家王洛宾所作，那时都把它当作民歌）、《跑马溜溜的山上》、《小黄鹂鸟儿》、《牧羊姑娘》、《红彩妹妹》等民歌，是我经常演唱的曲目，曾为群众所喜爱，并广为流行。
1948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教育组织委派我考察英国、法国、瑞士、意大利四国的音乐教育事业。这正是实现我多年夙愿的一次不可多得的机会。是年秋，我到达伦敦，开始了为期一年的考察。
在欧洲，我先后参观访问了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巴黎音乐学院、罗马圣·切契利亚音乐学院、米兰威尔第音乐学院，日内瓦音乐学院，以及英、法两国普通中学音乐教育情况。并于巴黎、伦敦举行了公开的独唱音乐会，演唱了中国民歌、欧洲古典艺术歌曲、意大利歌剧咏叹调和俄罗斯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的声乐作品，受到了欧洲听众的赞赏。《泰晤士报》等英、法报刊赞叹我的声音方法和演唱风格与欧洲歌唱家一样出色，给整个独唱音乐会以很高的评价。到我结束考察准备动身回国的时候，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之际。一些外国朋友劝我留在欧洲，以便到各国巡回举行音乐会或者从事歌剧事业。有的人危言耸听地对我说：“你回国非但用不上自己的专长，还可能吃苦头……”我当时虽然对中国共产党不太了解，但对那些宣传也并不太相信。
在我的心里，祖国高于一切，我觉得我是个中国人，无论如何不能脱离开生养我的土地。1949年9月我由伦敦乘船途经香港时，又有人劝我转道去台湾，我毫不迟疑地换乘“湖南”号客轮，在10月中旬返抵天津。从此，在我的面前展示了无比广阔的天地。
我一回到北京，就被邀请至中南海怀仁堂参加演出，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和关怀。在他的安排下，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吕骥同志，亲自到我的住处探望，同时聘请我担任正在筹建中的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兼声乐系主任。这一切，使我思绪万千，心潮难平。我怀着发展自己民族声乐事业的雄心壮志，决心无条件地将自己的一切献给声乐艺术和音乐教育事业。
1950年暑假，我带领着由学院师生组成的巡回演出队，行程数千里，先后到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为当地群众演唱了《翻身道情》、《纺棉花》、《新疆好》等民间歌曲和创作歌曲。观众的笑脸和掌声使我忘记了旅途的劳累，我一再加唱，一心想满足他们的要求。巡回演出行至西安时，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和第一野战军司令员的彭德怀同志专门设宴祝贺我们演出成功。他了解到我的经历后，亲切地对我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对你有没有一点宗派主义啊？如果有，你告诉我，我去批评他们。”彭总坦诚幽默的话语，深深感染了我，我的胸怀似乎也变得开阔坦荡起来。
1952年，学校组织我们参加治淮工程建设，在佛子岭水库劳动了两个多月。在那些难忘的日子里，我和工人们的汗水一起洒在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上。我一边劳动，一边用自己的歌声，尽情歌颂、赞美水库建设者们的广阔情怀和远大理想。
翌年，我作为中国艺术家代表团成员，参加“布拉格之春”音乐节，并作了表演。之后随团在捷克斯洛伐克各地巡回演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回国不久，我参加了赴朝慰问团，在贺龙团长的带领下，由平壤走到前沿阵地；沿西线至东线，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民进行慰问演出。
1957年及1960年，我先后应邀担任莫斯科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声乐比赛和柏林舒曼国际音乐比赛的评判委员。由柏林归来后，我作为先进工作者，出席了国务院主持召开的全国文教群英大会。这之前，我于1958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1年，我被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自此，我全神专注于人才培养的工作。三十多年来，我在教育岗位上，一边实践，一边学习，不断探索，不断总结，不断充实丰富自己。我曾向天津文艺界的同行学习过单弦、大鼓和梆子。以后又学习了云南、陕西等地民歌。我认为，对于学习西洋音乐的同志来说，最终目的还是唱好自己国家的作品，表达中国人的思想情感。而热爱祖国的民族艺术，对于一个歌唱家、艺术家来说，尤为重要。在语言方面，我除了熟悉掌握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外，又钻研了俄文。从1981年起，我又开始学习西班牙语。我觉得学无止境，一个人应该活到老学到老，才能合得上时代发展的节拍。
办好声乐教育，毋庸置疑需要有一支具有一定业务水平和文化艺术修养的教师队伍。因此，从我担任声乐系主任那天起，首先聘请了一批富有实践经验的歌唱家、声乐教育家：沈湘、蒋英、王福增、李维勃、尚家骧等同志，先后来声乐系任教。然后，又从历届毕业生中挑选适合作教学工作的周美玉、叶佩英、王秉锐、林朗西等人留校任教。并选送优秀教师、学生出国深造，如郭淑珍、黎信昌、吴天球等人。随之又有了一批专业钢琴伴奏教师。这样，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依靠集体的力量，声乐系终于建立起一支以中青年教师为主要力量的教师队伍。如今，看到他们活跃在教学岗位上，我感到十分欣慰。
声乐表演艺术和声乐教育，各有其特殊的规律。几十年来，我在行政和业务工作之余，对声乐表演理论、技术训练、教学方法等作过一些研究，曾发表了自己的一些见解。1957年，在文化部召开的声乐教学会议上，我作了《几年来音乐院校声乐教学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初步总结了我国声乐教学的基本经验。十年动乱期间，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声乐教学出现了忽视基本功训练的倾向。于是我在1980年写了《声乐训练在歌唱中的重要性》一文。同年，还主编了《声乐表演艺术文选》一书。翌年，针对当时声乐表演中某些不健康的现象，应邀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有关声乐表演艺术上的几个问题》的文章。自1980年以来，我陆续在本院学报上发表了《法国艺术歌曲及其演唱风格》和以《声乐教学漫谈》为总标题的数篇文章，阐述了自己多年的教学体会。此外，还译着了相当数量的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专业资料。
三十多年来，我和声乐系的教师一起，先后编辑、译配、出版了《中国歌曲》、《独唱歌曲集》、《声乐教学曲选》等十几集中国声乐作品教材和《法国艺术歌曲》、《外国歌曲选》、《西班牙歌曲集》、《西洋歌剧咏叹调选集》等十余册外国声乐作品教材。这些中外教材，凝聚着我们声乐系全体教师的劳动汗水和心血，对丰富我们的声乐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水平，起了一定的作用。可以说，为一套有一定特色的适合我院声乐教学需要的声乐教材体系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79年10月，我刚刚过了七十周岁，中国音乐家协会和中央音乐学院联合举办了我的学生专场音乐会，热烈祝贺我从事声乐教学三十周年，我内心深感激动和不安。虽然我为祖国培养出了一些声乐人才，但同国家、人民的要求和飞速发展的时代相比，我感到没有做好和做完的事情还很多。
回顾我所走过的生活道路，半个世纪，世事沧桑，几经变化，我对自己在历次重大关头所作的抉择，并无丝毫悔憾。几十年的努力，也不是毫无建树。
如今已进入垂暮之年，于1984年初退居第二线，但我仍想以自己有限的生命，为后人再做一点有益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