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珏说：“舍得。”梅问：“他舍得你吗？”瑞珏咬咬牙：“舍得。”梅又问：“你舍得你的孩子吗？”瑞珏的心像刀割一样：“舍得。”梅再问：“孩子舍得你吗？”瑞珏全线崩溃，泣不成声……这之后，瑞珏与梅心心相印，胜似姐妹。谁也不会料到，两个封建婚姻的直接受害者，反倒闪耀出如此美丽的人性光芒！
按说，这样善良绝伦的瑞珏，命运总该给她一个善终吧？没有。高老太爷命在旦夕，高家的重孙即将诞生，这本来是生命规律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不行。世代交替以防“血光之灾”的封建伦理，要求临产的孙媳必须搬出家门，而长孙的责任，守候爷爷是第-位的，远在郊外的妻子只能兼顾。因为封建的伦理是这样规定的：媳妇可以再娶，孙子可以再生，祖宗却是不可替代的。寒冬腊月，就在郊外的茅草屋里，一对悲苦的夫妻，只能这样回忆着往事、憧憬着未来，以减轻现实给他们带来的伤痛——觉新：珏，你还记得我们说过的笑话吗？等我们到了七十、八十。
瑞珏：我也正想着这事呢。等我们到了七十、八十，儿子媳妇站这边，女儿和姑爷站这边。呀，这不是杜鹃在叫吗？
觉新：冬天的杜鹃是不会叫的。
瑞珏：明轩，你还记得我第一次来的夜晚杜鹃在湖边上叫吗？
觉新：我记得，我记得。那是春天刚刚开头。
瑞珏：是啊，春天刚刚开头。
觉新：可现在是冬天了。
瑞珏：冬天也有尽了的时候，可我现在……
最后，瑞珏和高家的爷爷都没挨过这严酷的寒冬。高老太爷死了，瑞珏也死了——她把初生的婴儿交给丈夫，溘然而逝，正如曹禺所说，从结婚到死，完成封建婚姻的全部使命！
1943年的初夏，《家》终于上演了。那一年里共演出八十余场，观众达八万余人，创重庆抗战演剧场次、观众人数最高记录。当时，重庆人口九十万，几乎每十个市民就有一人看过《家》，那情形真是令人难忘……十三年后我再演瑞珏，那就等到十三年后再说吧。
“卡捷琳娜”与“阿露霞”
1942年1月，上演俄国戏剧大师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代表作——五幕六场悲剧《大雷雨》。那是一台好大阵容的戏。此剧写于1859年，反映苏联“十月革命”以前俄国封建社会的一个角落。俄国的封建社会和中国的封建社会有共同之处，也有很大的区别。
故事发生在古老的伏尔加河河畔一座古老的城市——卡里诺夫城。这是一座山明水秀、风景如画的城市，但也是一个保守落后、死气沉沉的地方。
卡捷琳娜，一个原本天真、美丽又虔诚的姑娘，自从嫁到城里的卡巴诺夫家，笑容消失了，话也变得少了。结婚两年来，简直过着地狱般的生活。婆婆专横跋扈、狠毒乖戾，丈夫则懦弱、颓唐，任由母亲刁难妻子，还把自己一肚子的窝囊气撒在妻子身上，甚至愤然离家，逃避夹在母亲和妻子间的烦恼……这时，城里有一个寄人篱下的年轻人鲍里斯，悄悄爱上了卡捷琳娜，但他只能远远看她一眼。就为偶然能看上的这“一眼”，他也忍气吞声地住在叔叔家里。
从小饱受宗教熏陶的卡捷琳娜，陷入痛苦挣扎的感情泥淖里——她知道她不该爱上鲍里斯，但她又情不自禁地思念他，特别是在婆婆数落她、丈夫无视她的时候。为此，她整天良心不安、担惊受怕，特别听到大雷雨声便吓得要死，总觉得那是上帝的惩罚降临了。终于鲍里斯被他叔叔赶出家门，去往遥远的西伯利亚。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对生活一无所恋的卡捷琳娜一头跳进古老的伏尔加河。
我扮演卡捷琳娜也是第一次尝试外国经典话剧，觉得很难，特别是戏里有大段的独白（那还是在演《家》以前），又是外国人的感情，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当时是孙师毅导演这个戏，他对演员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但对整个戏的舞台调度有一个全盘的安排。他事先做了一个舞台模型，上面摆了些小假人，按照剧情发展搬来搬去。到正式排练时，“搬运”我们这些大真人可就难了。因为我们有时念着念着台词，台步就不知走到哪去了。孙导一觉得不对，就上来扯我们。我们就这样一边被导演扯来扯去，一边照旧神情专注地嘴里念念有词，很好玩。
对剧中的大段独白，我真是没办法，只好找人帮忙，特别是剧中扮演卡巴诺夫的石羽和扮演鲍里斯的江村，他们在台上一个是我的“丈夫”，一个是我的“恋人”；在台下，他们无数次地听我的“独白”，给我解释独白以外的俄国封建社会的背景，帮我把握卡捷琳娜这个人物应有的思想感情。他们对我的帮助真是令我难忘。
卡捷琳娜最后一场戏，是这样走上绝路的：
鲍里斯走了。卡捷琳娜并没回家，仍痴痴地站在原地。现在到哪儿去呢？回家就跟进到坟墓里去一样。不，还是在坟墓里好！卡捷琳娜突然向往起坟墓来：一棵小树下面有座小坟……阳光温暖着它，雨水滋润着它……春天，坟上会长出青草，那么细软细软的……鸟儿会飞到树上，它们唱歌，生儿育女……鲜花盛开，有各种各样的颜色，什么样的都有……“什么样的都有！静悄悄的，太好啦！”卡捷琳娜想到这里，好像轻松些了，她又对自己说：“死不是比活着轻松多吗？既然我憎恶这卡里诺夫城，我憎恶这个家，还活下去干吗？活下去，我连想都不愿意想！不，不，不必了……”远处传来喧喧嚷嚷的声音，是婆婆、丈夫他们找来了。
卡捷琳娜借着火光，吃力地爬上高岸，大声叫道：“我的朋友！我的欢乐！
我的爱！永别啦！”说完，一头栽进黑浪滔滔的伏尔加河……
第一次演这样大型的外国戏，效果怎么样呢？演出过程中，就有人发表评论说：一点没有俄国味儿。不过反倒有刚从苏联看过《大雷雨》回来的观众，也对记者说：很像！很像！其实，《大雷雨》从首演到结束，共十二场的档期，我们一直是边演边琢磨，不断改进，不断完善。通常，我们每天晚上演完戏后，第二天一早就集中在国泰戏院对面的大茶馆里，研究昨天的戏有哪些不足之处，有哪些不错的地方，今天应当怎么改进。孙导对我们也很放手，让演员自己去丰富。扮演卡捷琳娜丈夫的石羽跟我的对手戏最难把握，其实他也爱妻子，但又身不由己。于是，石羽设计了各种方案，我们俩今天这样试试，明天那样试试，每天不断改进。
演《安魂曲》的背景是这样的：1942年12月，官方召集重庆电影戏剧界人士百余人举行谈话会，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的负责人张道藩来听意见，好几位导演提出演艺界经营的艰难，张骏祥特别以音乐家莫扎特死于贫病为例，说明戏剧工作者的生活及精神之苦。这也让我想到江村平时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的样子，可又有谁会知道他出客的西装是借来的，围着一条潇洒的绸巾是为掩盖西装里面连件衬衣都没有。他时常轻轻干咳几声，更不会有人想到那是危险的信号——肺结核！这就是中国版莫扎特的写照，在贫病交困中，依然孜孜以求做好自己的工作，还要好上加好！
莫扎特之死前的努力与挣扎，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现象。可能是出于这样的共鸣，1943年1月，怒吼剧社推出三幕话剧《安魂曲》。
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1756-1791），是音乐史上罕见的奇才。他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三岁开始弹钢琴，五岁可以作曲，六岁时和姐姐一起跟随父亲到欧洲各国巡回演出，轰动欧洲，被誉为“音乐神童”。这位过早成熟的天才，虽也受到过王公贵族的种种厚爱和赞赏，但也饱尝了贵族社会对他人格的蔑视和侮辱，身心遭到一次次打击。后来，莫扎特终于辞掉宫廷里的职位，摆脱了奴仆般的地位，勇敢地成为奥地利第一位不依附于贵族的自由作曲家。莫扎特的作品，具有优雅、清新、欢快和抒情的风格，旋律天真质朴、温和、甜美，充满青春的朝气。可惜他只活到三十六岁，死后被葬在修道院的贫民墓地，连块墓碑也没有。然而，他给这个世界留下近五十部交响曲、二十二部歌剧、五十部各种形式的协奏曲，还有许多室内乐、独唱、合唱作品，为人类作出重大贡献，在世界文化史上立下不朽的丰碑。
《安魂曲》是莫扎特生前的最后一部未能完成的作品。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切入。这时的莫扎特已是重病缠身，他的爱人阿露霞，因演唱他写的歌剧而爱上他，也因受不了他的贫困而离开了他。因为穷，他必须为歌剧院写歌剧，尽管报酬微薄得可怜；因为病，又拖累了他写作的进程，使生活更显得潦倒不堪。这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留下订金，要他在规定时间内必须写出一首送终的安魂曲。莫扎特拒绝了，又接受了，与其说是屈服于重金之下，不如说是冥冥中促他与自己的生命最后一搏。于是他奋力写作，昼夜不息。
最感人的全剧尾声：莫扎特强忍着病魔的熬煎，凭着刚强的意志奋力写着为自己的——《安魂曲》，先在琴台上，后在小桌上，最后斜倚在病床上，艰难地不断地一页一页地写着。每写满一页，揭去一页。然后是一页一页的乐谱相继飘落地上。他充满激情的脸告诉我们，他是竭力把一生中最后的余热全部倾注在这一乐曲中，直到他提笔的手在床边无力地垂下为止。这时，他的一个学生走来，虔诚地跪在床前为他送终。紧接着，等候在门外的来客管家进来，拾起地上散落的乐谱悄然而去。这时，场外传来歌剧《魔笛》的音乐……
我在剧中扮演莫扎特的爱人阿露霞，因他的贫困弃他而去，却又因他高尚的灵魂割舍不下。莫扎特在与阿露霞诀别时说：“我尝过多少痛苦，可是我并没有丢失什么，现在一切都变成音乐了。”其实生活时常就是这样残酷，一个高贵的灵魂就在于决不后悔自己为理想吃尽的人间苦难。
谁来体现这样一个高贵者的灵魂——小小的个子，天真的，快乐的，执着的，童心不泯的，爱心永驻的——形象呢？当时身材挺拔、面容英俊的金山很想扮演这个角色，但导演张骏祥选择了更忠于莫扎特本人形象的曹禺来扮演。焦菊隐的翻译，张骏祥的导演，曹禺的主演，这个组合太厉害了！一向只管写戏的曹禺要演戏了，重庆的观众翘首以待。曹禺无论外表形象还是内在气质，更重要的是曹禺的思想感情，都与角色息息相通。曹禺太能理解莫扎特的处境了，因此他把莫扎特演得出神入化。这种深度可不是光凭演技可以达到的，我有幸与曹禺同台戏演出，真为他表演以外的修养与境界所折服。
《安魂曲》的出台也很不易，导演张骏祥虽是中央青年剧社的社长，但官方却不准他为该戏动用社里的一分钱。正如《戏剧春秋》里所描写的第三关，还是余克稷以业余戏剧人的身份为此四处筹到三十万的经费，经过二十天的紧张排练，最后是以怒吼剧社的名义出演的。上演后，官方又来刁难，国泰大戏院要先演四场电影，然后再来布置舞台，等我们上演已经是晚上十一点钟了。但热情的观众偏偏就站在戏院外的马路上等到十一点。远道而来的观众看完戏，就干脆坐在剧院里等天亮。有一次演出结束，外面大雨滂沱，连我们也走不了了。观众和演员隔着大幕，台上台下对坐着，我忽发奇想，建议拉开大幕，和留在剧院里的观众联欢。这些观众大都是从沙坪坝特地走进城来看戏的大学生，他们热爱话剧，节衣缩食也要省出钱来看话剧，是最忠实的观众。那一天，我们在一起分享对《安魂曲》的感想，讲故事，拉家常，玩游戏，拍手唱歌，一直到雨过天晴，天色大亮。就这样，从月初到月底，整个演出期间，我们的日子就这么黑白颠倒着过了大半个月。
最令人感动的是，教育家陶行知看完《安魂曲》后激动地流下眼泪，连夜赶回他的育才学校，半夜三更敲钟唤起全校同学，和大家讲述他的心得体会。
第二天，是《安魂曲》的最后一场演出了，育才学校的同学步行一百里，从草甸子赶到重庆城里，挤坐在戏院二层的台阶上观看《安魂曲》的末场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