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宿庵》一折里，有这么一个情节：王娟娟背地里同冯大娘子的儿子冯异比高低。说戏的时候，金枝师傅让我手托脸蛋，双眼微闭，嘴角含着笑意。
我的动作和表情，总是不能恰到好处。金枝师傅一遍又一遍地加以指点，不厌其烦。爸爸提醒我说：“记住，演到这里，要害臊、害羞。”为什么要害臊呢？
原来王娟娟悄悄地爱上了冯异；可金枝师傅和爸爸谁也没有说明。我还是个刚刚十岁的孩子，怎能体会出这样的感情呢。又一次演出，我在后台不断念叨着“害臊、害羞”，生怕到时想不起来。出场以后，我演得很认真，无意中眼一乜斜，瞥见爸爸在门帘后边注视着我，心里一紧，脱口说出了“害臊、害羞”。
刹时间，整个前台都喷了（即忍不住笑了）。也许是观众没听见，再不然就是他们原谅了一个满口奶腔的孩子，台底下并没有异常的反应。我聚精会神地往下演，演到王娟娟跟熟睡中的冯异比身材，觉得自己比他高出一头，随即把身子一缩，然后一溜碎步跑下场，台底下响起了鼓励的掌声。
演完戏回到后台，还没喘口气，爸爸就给我一巴掌。他说：“害臊、害羞是叫你心里那样想，你为啥要说出口？”我撅撅嘴，委屈地想，既然心里那么想，为啥说出来就得挨打呢？爸爸见我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抬手又要打，金枝师傅揽住说：“也怨咱没给孩子说清楚。唉！唉！”他甩了甩手，看了看我：“怎么说才好呢？——长大以后，你自然就明白了。”
舞台上的王娟娟正在守孝，可我穿的是什么呢？上身是妈妈一件旧布衫改的白褂，下身穿一条用破布缝的淡粉色裙子。一天，掌班的李伯伯对大伙说：“妙玲这孩子有出息，就是戏箱太不般配了。咱们从戏价里匀出几‘分’，好赖给孩子添添箱好不好？”大伙痛痛快快地答应给我买两身裙子袄，一身白的，一身绣花的。从此我才有了自己的戏衣，我高兴得上蹿下跳，真是心花怒放啊！
我跟金枝师傅熟了以后，没事的时候常常跟着他转来转去，尤其喜欢替他打饭。他有一瓶体己香油，每次吃面条，他都拿起香油瓶，小心翼翼地往我的碗里滴一点，然后再往自己的碗里滴。他一边吃饭，一边给我说戏。一次演出后，他关心地说：“妞，你上火了，嗓子跟平常不一样。”回到下处，他翻出一包干树叶和几块霜糖，交代我说：“这是经过霜打的桑叶，用它熬水喝，再把霜糖吃下去，喉咙就没事了。”这个单方果然是很灵验的。爸爸见金枝师傅对我如此操心，这样体贴，心里很是感激，也很不安。他托人买了一瓶香油，亲自给金枝师傅送去。金枝师傅哈哈一笑说：“老哥，难道我们的交情连一滴香油也不值吗？”
跪舞双枪
双槐师傅是演武生的，他的武功又冲又飘，双枪尤其耍得出色。据说，他三十岁还没学会翻高（即把桌子摞起来，站在上边往下翻），但他不甘心，仍然苦练不止。有人劝他说：“凭你的本事，也够吃一辈子了。人过三十不学艺，骨头都硬了，还冒这个险干啥？”双槐师傅斩钉截铁地答道：“武生，武生，凭的就是武功！哪怕把命泼上，我也得练。”工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练成了。
双槐师傅教过我一出《荆轲刺秦王》。这出戏没有多少唱，主要是武打功夫，演来紧张激烈，扣人心弦。其中的甩发是我从前没有学过的。后来他还教过我耍枪花。
耍双枪，我是下过一番工夫的，不料想双槐师傅偏偏看不上眼。我嘴上不说，心里却不服气。一天，他拿来两对枪要我和他同练，练着练着，他忽然喊了一声“停”，把枪尖往地下一点说：“跪下练练。”我一向都是站着练的，听他这么一说，以为他是故意难为我，可又不便点破；赌气往地下一跪，拼出全力把双枪舞得嗖嗖作响。谁知眨眼工夫，就觉得力不从心，左臂稍微一软，枪尖触地，震得虎口发麻。
我还没有从震惊和羞愧中清醒过来，双槐师傅已经跪下去了。他把两杆枪舞得如白练翻飞，风雨不透，令人眼花缭乱。我看得都有点累了，可他越舞越有精神，仿佛臂力是永远也使不完的。临了，双槐师傅说：“我来考考你：戏里边没有跪着打仗这一说，我为啥要练跪舞双枪？”我想了想说：“站着练可以偷懒耍滑；跪着练嘛，你要是稍不用力，枪尖就要划地……”我的话还没说完，双槐师傅高兴地说：“对了。给，我送你一对枪。你记住：要想好上加好，就得学会一样本事，那就是自己难为自己。”我点点头，高兴地接过了枪。这对枪我保存了很长时间，一看到它们，就想起双槐师傅，受到鼓舞。我还越来越认识到双槐师傅教导我的话，比他送给我的双枪更有分量，更为金贵。
几十年来，我一直感到遗憾的是，我并没有向金枝、双槐两位前辈行礼拜师，可是我永远忘不了他们对我的爱护和栽培，更钦佩他们那种提携后进的精神。
调换角色
爸爸对我的进步很高兴，1934年春天，他带我第三次进郑州。
那天晚上，周海水要演《斩蔡阳》。我们到后台的时候，他正在化装。互相问好以后，他跟我爸爸说：“孩子长高了，也很机灵。听密县来的人说，妙玲的武功不错，叫她给我上个马童中不中？”爸爸说：“这是她的造化。可她没见过什么世面，老弟多操心了。”马童这角色，没有一句唱，讲究的是翻腾功夫，有多大本事尽可鼓住劲拿出来。我穿了一套黑色豹衣豹裤，头勒一条黑扎巾；本该穿薄底靴，因为我的脚太小，试了一双又一双，都不合适。周师傅说：“就穿你脚上的鞋吧。”管箱师傅给我的鞋上缀了两个带子，爸爸帮我系紧。
收拾停当，爸爸叫我给前后台的师傅磕头行礼，并拱拱手说：“孩子小，请老少爷儿们多多关照。”我正要跪下，有人过来揽住我说：“人不亲行亲，不必客气。”周师傅哈哈一笑说：“礼多人不怪嘛。”
随着锣鼓点的响声，门帘一掀，我飞也似的砸个踺子出场，接着是一溜小翻。这时候台下就有了彩。我又劈了双叉，走了趴虎，最后是一圈乌龙绞柱。
按规矩，接下去我应该拾起马鞭子，迎关公出场。掌声中我忽然想到上次在这里演出的窝囊劲儿，不由得徒添几分精神，要痛痛快快争一口气；再加上那时我根本不懂什么戏情戏理，便猛地转身又重复了一遍。散了戏，周师傅高兴地说：“这孩子长进大，有出息。大哥，你们爷儿俩都留在我这里，咱们一个锅里耍稀稠吧！”爸爸自然高兴得很，因为天晚，许多话都没细说。
第二天，爸爸请周海水下饭铺吃饭，当面提出我正式拜师的问题。周师傅说：“大哥，孩子留在郑州，你咋办呢？再说密县还有两口人。我倒有个主意，你看咋样？”原来他要爸爸和我加入他的戏班，爸爸教戏兼管一些杂务；我参加演出，并随班学艺。爸爸的身钱我记不得了，只记得我是每月五元，每季（四个月）二十元。他说：“这样你们一家四口就可以都住在郑州，彼此有个照应。”爸爸说：“我情愿给老弟打下把。还求你收妙玲作个徒弟吧，孩子啥都不会，可不敢接你的钱。”周师傅说：“老哥，你放心吧，我决不会亏待孩子的，只当我多了个亲闺女，按月给她五块体己钱。”爸爸再三推辞，周师傅终究没有应允，还催他说：“明天，你就回密县把嫂子和小侄接来吧。”
晚上，我高兴得睡不着觉，心里老是在想：我也会挣钱了！
周师傅教我的第一出戏是《卖苗郎》。苗郎没有几句戏，板式好唱，我很快就学会了。可周师傅总嫌我唱得不够味，窝没了一条好嗓子。他解释说：“苗郎是个苦命的孩子，家里穷，他妈要把他卖掉。将心比心，要是搁在你身上，该是啥滋味？”经他这么一说，我猛然想起小时候的苦，也想起了几个姑姑受的罪，顿时，心一酸，眼窝都湿了。原先跟周师傅学唱，他一句，我一句，我心里却没有动过情；如今只那一个“娘”字，我就觉得其中有说不尽的冤情。
心里一恸，腔里就带出来了。周师傅说：“这就对了，唱哭戏要是不能叫人掉泪，就不算好唱家。”从我九岁学戏起，这大概可以勉强说是第一次接近角色，当然开窍还说不上，只不过稍微透点气罢了。
那时候，汤兰香也在这个戏班。她比我大一岁，我叫她兰香姐，她待我也很亲。兰香姐是周师傅的徒弟，已经学过几出戏，有时演旦角，有时演小生。
《卖苗郎》正式演出那天，兰香姐扮青衣（苗郎娘），我扮苗郎，周师傅扮老生（周老汉）。出场以前，他怕我怯场，一再鼓励我说：“我给你保险，你只管放心大胆唱你的就是。”演完以后，我还没有卸装，爸爸就领着我给周师傅磕头，交代我说：“谢谢你叔的栽培。”
演过几场，周师傅又叫我和兰香姐把角色对调。兰香姐和我对周师傅都很尊敬，他无论派我们什么角色，我们都觉得那是理所当然，主角或配角，戏多或戏少，谁都不计较。我有不到的地方，周师傅随时加以指点。这期间我的进步比较快，戏路越来越宽，但心里有了疑问：为什么老是变换角色呢？一天，趁周师傅高兴，我壮着胆子向他提了出来。他不假思索地说：“我就是要看看你演啥最合适，省得埋没你的长处。”沉思了一会儿，又说：“在一出戏里，扮演不同的角色还有个大好处，那就是能使你更好地吃透戏情，品到戏味，悟出戏理。”可惜我太小，对他的话似懂非懂；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才越来越深刻地领略到其中的妙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