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乔丹有一个峭壁边缘般的童年。他的母亲在1945年过世时，他才十岁。他不断辗转于亲戚和学校的朋友家里，五年时间里在西雅图换了八个地方。“我当时大部分时间无所事事，这其实是很让人后怕的事情。”他对我们这样说，“幸好我12岁的时候，遇到了男孩女孩俱乐部。如果不是因为它的话，我真不敢想象自己现在会沦落到什么样的境地。”现在，弗兰克·乔丹的生活非常精彩——先是旧金山的警察局长，然后升任市长。在71岁高龄时，他成为戈登和贝蒂·摩尔基金会（摩尔是英特尔公司的创立人）的管理者，这个基金会的宗旨是投资各种造福下一代的项目。
乔丹的人生经历中有很多部分都是非常独特的，我们在接下来的章节里会一一讲述。他最重要的特点大概是他绝不轻言放弃，尤其是那些被很多人视为空气的人：那些处于第一阶段的人。
尽管在美国职场中（我们的研究群体），只有不到2%的人处于第一阶段，但在社会上这个群体的比例要高得多。如果你问其他人“你觉得自己的生活怎么样”（这正是我们做过的），得到的回答将是：“不公平”“我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了”“为了生存我们不得不做一些不想做的事情”。在本章里，我们将会仔细研究第一阶段——深入剖析，了解它是如何运作的，以及我们如何推动处于这一阶段的人升级。
第一阶段
每个阶段都有一个早期、中期和后期。在第一阶段的早期，我们会观察到一群持有相同观点的人——“生活糟透了”，这种想法渗透于他们所有行为之中。对于本书的读者来说，第一阶段早期就如同火星上的生活那样，你们可能对此一无所知。但事实上，美国大约仍有数百万人如此，他们总是面临被解职的危险。公司需要了解如何应对第一阶段，我们的社会也是一样。
作为一名前警官，乔丹在参加旧金山的社区活动时，总会受到一些冷嘲热讽。
“你才是我们的问题所在。”人们说道。
“为什么？”他反问道。
他听到的是“你逮捕了我的兄弟”和“你踢破了我家的门”之类的话，人们把对整个警察队伍的反感都放在了他身上。
“有时候我们得从他们的角度来思考，”乔丹告诉我们，“他们之所以会怨恨，是因为他们觉得生活已经完全被颠倒了，他们不知道还有谁可以抱怨。所以我们只能不断倾听。”当他听完所有关于人们为什么不相信警察的理由后，他会说：“我以前也经历过。虽然我不知道你的现状到底有多困难，但是请相信，我也曾有过很多非常困难的阶段。”
在他向社区团体和儿童讲述他的生活时，会涉及很多关于自己童年好友毁于暴力和监狱的事情。他说道：“我的一些朋友偷车，从他们的父母那里偷钱，然后开始抢劫商店。恶行的开始是非常容易的。只要发现有人从电影院的侧门出去后，我们就从那个门窜进去免费看电影。一旦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你就误入歧途了。”我们可以把他的话归纳为“第一阶段部落”。
“跟一个有45个人的群体说这些的时候，我可能只会改变5个人。”他声音里满是失落，“但至少有5个，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呢？”当他成功之后，他经常让那些人参与到男孩女孩俱乐部来，这个俱乐部被他形容为“它有关于所有事情的导师”。乔丹是对的，跳出第一阶段早期这个充斥监狱和黑帮的阶段的最好方法，就是加入到处于更高阶段的部落里去。
在几千公里外的另一个城市里，汤姆·马奥尼、卡利斯·瓦伦特和布莱恩·塞克斯顿的工作职责，是防止人们进入第一阶段早期。他们是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检察官办公室的检察官。汤姆穿得像个银行家，好像随时准备说笑话的样子；卡利斯貌似玛莉丝卡·卡哈吉塔 （《法律与秩序》里的女侦探），牛仔裤和大皮带扣；而个子高大、长得像运动员一样却有着唱诗班的男童气质的布莱恩则是整个团队的头头。汤姆和卡利斯是副监事，他们的小组里一共有17个检察官。
他们通常是有黑帮家族背景的孩子——他们的叔叔、父亲甚至祖父是黑帮成员。邻居通常在这种情况下不起作用，因为孩子的成长环境里缺失父亲的角色时，黑帮就会代替这个角色。他们因为参与抢劫等罪行而被抓，在少年监狱里待过一段时间。当他们出狱后，就会在帮派里获得一些提升。布莱恩强调说：“有的时候，价值观系统是整个被颠覆的。他们在麦当劳里打工只能拿最低工资，而毒品交易的话一天能赚个几千块。”
检察官们对第一阶段非常熟悉。据汤姆和卡利斯描述，第一阶段跟智商没什么关系，虽然很多人认为它们是相关联的。尽管大多数黑帮成员没有接受多少教育，但是他们中有一些人是非常聪明的，例如有一个帮派为了骗抵押贷款做了精心的策略设计。有些黑帮成员建了山寨的基督教广播电台，用来播放淫秽说唱音乐，当警察要来的时候或者要有一场枪战的时候，这个电台就会给他的成员插播暗号。
每隔一段时间，帮派就会试图恐吓证人。比如，60多人同时穿着统一的白色T恤和牛仔裤出现在法庭上。他们试图恐吓那些住在和他们同一街区的证人和陪审团。
这三名检察官非常热衷于自己的工作。然而当他们谈论帮派成员的生活方式时，他们脸上流露出关心、同情和悲伤的样子。“这些孩子通常是被忽视或者受虐待的人。”卡利斯说，“他们除了这条路之外觉得真没什么别的选择。”
“而这种生活方式的代价就是监狱或死亡。”布莱恩说。他的两名同事表示赞同：“这真是一场悲剧。”
第一阶段探索
我们询问第一阶段的人对于生活的看法，倾听他们将生活与哪些词联系到一起。我们听到诸如“不公平”“狗屁”“没有意义”和一些脏话，最常用的一个词是“糟透了”。处于第一阶段的人并不是“相信”生活糟透了，而是他们的生活“本来”就糟透了。他们认为他们只是如实地说出生活的本质而已。实际上，他们关于生活的观点就是他们所使用的语言的直接后果。
在研究的早期，我们为青少年中心做了一个“帮助孩子们脱离帮派”的咨询项目。戴夫与一个被职员们形容为“刚去街上混的”人面对面谈话。正如一般情况下一样，使用不同语言系统的人坐在一起根本就无法交流。戴夫尝试跟他进行一次激励性的谈话，但是那个男孩子歪着身子，撑着手肘，说道：“伙计，你只是没有过过我的生活而已。”他是对的。事实上，他们俩谁也没有过过对方的日子。
就好像用绿透镜观察闪烁的红灯一样，无论别人怎么强调红灯有多红，对于透镜另一端的人来说，它就是绿色的。无论戴夫怎么说生活本身并不糟糕，对于那个年轻人而言，生活就是糟透了。并且从他的角度来说，戴夫只是太愚蠢以至于看不到它。
第一阶段：从内部观察
第一阶段内部到底是什么样的？根据我们的研究，它基本是这个样子的：生活糟透了，所以根本就不存在价值观、愿景和道德。事实上，生活就像一场欺诈游戏，它蒙蔽了我们的双眼，让我们忽略生命中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就是生活本身是不公平而卑鄙的，并且我们最后都会死亡。当然，如果每个人都遵循游戏规则来玩，生活会变得更好。但是它本质还是糟透了。因此，越早认清这个事实，就会生活得更好。正如检察官告诉我们的那样，第一阶段的人并不会觉得是他们自己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而是他们认为生活本身就是这样的。
指导建议：强调有选择的权利。弗兰克·乔丹告诉我们：“当我告诉别人他们是有选择的，起初他们并不相信我。但我说，我和你一样，是单亲家庭长大的人，没有人管我，但是我选择了服务于别人的这种生活方式，所以你也可以。”他的话里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首先，无论别人处于哪个文化阶段，他都没有瞧不起他们，所以他与那些人逐渐建立了关系。他鼓励这些处于第一阶段的人去看清他们不能看到的一样东西：选择权。正如他告诉我们的那样：“如果人们能看清他们是有选择权的，他们有时候会去选择比帮派和毒品更好的生活。”
处于第一阶段的人会感觉他们与他人并无关系。这就好像生活“在某处”发生着些什么，而他们并没有被邀请参加。通过更深层次的剖析发现，他们认为“在某处”发生的那些事情是虚伪的，所以最好不要参与，远离那些虚伪。毕竟生活终将走向坏的结局，那为什么要去伪装呢？这就是人们从他们的语言中透露出来的观点。
这一切导致了一种绝望的敌对情绪。在自己的欲望面前，人们没有任何抵抗能力，他们无法阻止自己去从事恶劣的事：暴力、自杀、毒品、各种性行为。沉迷的时间越长，人越是难以挣脱出来，这让他们更加坚信自己的观点，即“生活糟透了”。
第一阶段很多人最终会彻底放弃与人交流，他们觉得自己很特殊——其他人根本没办法理解他们。在我们的研究中，很多采访对象都用愤怒的声音告诉我们，他们根本不需要朋友。他们疏远人群、漂浮不定、任性妄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