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交易范围的扩大和远程贸易的发展，交易关系由人格化的交易方式向非人格化的交易方式的转变，交易关系越来越复杂。在非人格化的交易中，交易对象很多，但交易者之间彼此不熟悉，交易在陌生人之间不断发生，但很少重复进行。如果没有界定明晰的成文契约和可以强制执行契约的第三者的辅助，交易中的各种机会主义必然层出不穷。为了使交易能够顺利进行，强制履行契约或由第三者执行契约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相应地，在政府及法律制度的保护下，非正式契约演变成正式契约。随着契约履行逐渐由自愿过渡到以强制方式为主，并最终发展成现代契约的履行机制。契约信用由此产生并迅速发展，契约信用更多地体现了人们之间发生经济交往时的一种权利义务强制关系。市场制度与信用制度的产生和发展表明：信用是经济主体相互预期的一致性，即共有信念；体现双方交易意愿的契约必须得到合理及强制的执行是信用及信用制度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契约是信用的重要制度保障。可以将契约和信用做类似的对比，契约是可见的而信用是不可见的，但却无处不在。契约可以让双方开展合作，而信用可以让这种合作持续延伸。契约是合作的起点，信用是合作的根本。契约对市场经济的发展重大意义，推动了包括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在内整个市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综上所述，从信用制度的演进来看，人伦信用的形成先于契约信用，并且是契约信用的基础，但是并不等于契约信用就此完全取代了人伦信用。高水平人伦信用的存在是减少契约信用中违信现象的重要因素，而契约信用是人伦信用水平提高的动力，契约信用的形成是长期而广泛的社会化合作与制度保障实践的结果。
（二）中国传统人伦信用模式面临的挑战
中国历来有礼仪之邦、文明古国之美誉。中国儒家思想核心为“三纲五常”，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儒家的“三纲五常”统治了中国数千年，对中国人的文化生活、社会心理、民族性格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千百年来，“民无信而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言必信，行必果”等信用观念深入人心，人们早已把信用作为人际交往的基本行为准则和社会有序化的道德保证。在相对封闭的人文地理环境下，中华民族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信用意识和社会信用结构，在维护社会生活秩序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中华文明被西方的强势文明强制性地拖入后者发展演变的轨道，不得不在全面接受西方文明的“游戏规则”的前提下同西方国家展开观念和制度的竞争时，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信用体系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了它的种种局限。
早在一百多年前，传教士史密斯就在其影响甚广的一部书即《中国人的性格》中断言，不诚实和相互不信任是中国人性格的两大特点。对于中国文化，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写道：“所有到过中国的观察家都证实，中国人之间存在明显的不信任，这与基督教文化中人们普遍的信任和诚实构成鲜明的对比。”在韦伯看来，“儒家君子只顾表面的‘自制’，对别人普遍不信任，这种不信任阻碍了一切信贷和商业活动的发展”。福山在其轰动一时的着作《信任》一书中，也把中国列为低信任度国家，并对中国文化固有的缺陷进行了多方面的批评。福山认为，“因为华人文化对外人的极端不信任，通常阻碍了公司的制度化，华人家族企业的业主不让专业经理人担任管理重任，宁愿勉强让公司分裂成几个新公司，甚或完全瓦解”。
应当指出，中国并不缺乏信用文化，但中国传统的信用结构的确有着不同于近代西方社会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它是建立在血缘、亲缘、地缘、业缘等关系网络基础上的人格化信用，而没有发展成为一种普遍主义的信用模式。
韦伯将信任区分为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两种类型，前者以血缘社会为基础，建立在私人关系和家族或准家族关系之上，后者则以信仰共同体为基础。韦伯在分析中国文化中的信任关系时承认：“在中国，一切信任，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石明显地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上面，这有十分重要的经济意义。”中国人的信任和信用关系同样具有降低交易成本的意义。
在其他国家需要通过合同、律师、担保、调研、广泛征求意见以及各种时间耽搁才能完成的各种交易，海外华人只要依靠电话、握手、或清茶一杯即可解决问题。但与此同时，华人之间的信任又是有限度的，它局限于个人之间的信任，“主要特点似乎是对家庭的信任是绝对的，对朋友或熟人的信任只能达到建立相互依赖关系，双方都不失面子的程度”，对于家族以外的陌生人更是存在着极大的不信任。在韦伯看来，中国缺乏西方式的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础上的普遍主义信任，即强调中国人的信任不是建立在信仰共同体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血缘共同体的基础上，是一种难以普遍化的特殊信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相比于西方的普遍信任原则，中国是内外有别的特殊主义信任，中国文化下信任结构的特殊性在于中国特定的家族主义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考虑到关系在中国社会中独一无二的重要性，可以认为，关系运作可能是中国人建立信任的主要机制”。
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家庭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家族主义文化，是塑造特殊主义信用模式最重要的社会土壤。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相适应的是一种高度封闭化的社会生活模式，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都可以通过家庭、家族内部相互支持获得满足，人们的社会交往也基本限制在家族或特定的区域范围之内，从而形成一种“差序格局”的信用结构体系。在这里，“家”
既是利益共同体单位，又是彼此认同接纳的界域。“家”是最重要的人际关系的标识。“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个个私人关系所构成的网络”。越是靠近这个同心圆的中心的，越是同个人利益有紧密的联系，也是个人必须加倍重视的。
离这个同心圆的圆心较远的，自然同个人利益也相对疏远，关系也较为稀薄、疏松，必要时为了更紧密的关系可以让这种关系做出牺牲。如果某一社会对象没有被纳入私人关系的网络，便是同个人无关的，也是无法信任的。“在差序格局里，公与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
因而，“当他牺牲族时，他可以为了家，家在他看来是公的。当他牺牲国家为他小团体谋利益，争权利时，他也是为公，为了小团体的公”。在“差序格局”中，人们对那些自己高度信任的家庭、家族内部成员，或被纳入“差序格局”核心交往圈子的亲属朋友，甚至不需要签订正式契约就能授信，或忠实地履行自己的信用责任。而对于没有被纳入私人关系网络中的陌生人，则往往很难从内心里产生信任感，自然也就难以形成信用关系，即使签订了正式的契约，往往也会心存戒备，顾虑重重。在此，信用行为的取舍在很大程度取决于行为对象在自己关系网络中的地位，换言之，信用总是与特定对象的人格特征相联系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人格化信用。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信用是一种人伦信用，人们彼此认定的都是具体的人，而不是什么抽象的原则或法律条文。可以说，整个社会信用结构是依托于人际关系的网络而确立并扩展的，此时建立起来的信用制度不可能是法律、契约规范的正式制度，只是基于特殊主义的人伦信用。中国传统文化只注重对特定小范围的人守信，而不注重对社会、对制度守信。守信的范围取决于对特殊群体利益的维护，而不是对社会共同约定、对制度的维护。在“差序格局”的行为规范的作用下，传统中国人在家和家族，甚至村落的熟人世界形成了很强的信用关系，但同时却对共同体以外的成员抱有很强的戒备甚至不信任心理。这种信用制度形式来源于“家族制”的社会经济、文化基础。这种传统文化派生出深厚的人伦信用基础，它没有形成也没有可能形成契约信用。人伦信用由社会相对封闭的各式共同体提供信用动力，经济资源被人为地分割成无数小块，相互之间的流动与组合往往因需支付高昂的交易成本而无法实现，整个社会难以享受到由合作与交换范围的扩展所带来的巨大好处。这显然适应不了商品经济的要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从“家”和熟人世界走出来，进入一个陌生人世界时，一方面在个体不得不独立地作出行为选择，必须独自面对由此可能发生的一切，独自承担起相关的责任与风险时，人们可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陷入一种无“家”可归的精神痛苦；另一方面，在个体从一个熟悉的生活世界走入一个陌生的世界时，又可能陷于价值与道德的失范境地，对陌生世界规则的不熟悉很可能使他感到无所适从，共同体道德压力的解除有可能诱使他奉行各种道德机会主义，从一个恪守信用的人变成一个为了蝇头小利而肆意背叛信用关系的人。要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必须借助于法律为保障和后盾的契约信用关系。
（三）从人伦信用到契约信用：中国信用制度变迁的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开始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市场逐步成为调节社会经济运行的主要手段。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商品货币关系的普遍化，人们之间的经济交往日益频繁和复杂，交换常常是跨地域、跨国度、跨文化进行的，人员流动性较大，传统的重复式、人情式交易越来越被非重复式、非人情化交易所取代，这时仅仅依靠人伦信用关系无法满足流动的、分化的、异质的个体之间的经济秩序需要。于是，信用制度也逐渐由人伦信用向契约信用制度变迁。
由人伦信用到契约信用，是我国由传统的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重要方面，也是我国市场信用制度变迁的基本内容。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信用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信用要求由模糊到清晰。在传统社会里，人们只是一般性地要求诚实信用，但应达到何种程度，却没有任何量化指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要求具体而明确，往往伴有量化的指标来衡量信用关系的实现程度和可靠程度。现在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进行信用评估，不仅对企业进行信用评估，而且也对国家进行信用评估；不仅有对信用的定性分析，更有对信用的定量分析。
第二，信用约束机制由弱到强，由软到硬。在传统社会中，信用约束机制侧重软约束，即主要依靠社会舆论、依靠个体的道德自觉来保证。背信之人、之行受到的是社会舆论的谴责和良心的谴责，仅此而已，难有进一步的惩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约束机制硬化。在现代社会中，信用主要是借助法律权威来监督和保护；当信用遭到破坏时，对责任者不仅要进行舆论谴责，更要实施惩罚和赔偿。依靠制度、“法规”的力量来建立和维系信用秩序，是市场经济信用体系区别于自然经济条件下信用体系的根本特征。
第三，信用关系作用范围由小到大，由狭窄到宽泛。在传统社会里，信用起作用的范围常常是很狭窄的。由于约束机制较为软弱，人伦信用关系很难在较广的范围内，或在素不相识的人之间实际地发生作用，多是限于朋友、亲戚、邻里之间或较为熟悉的人之间，带有较浓的人情人伦色彩，所以是一种基于血缘、亲缘、地缘基础上的人伦信用；商品经济是一种开放的外向型经济，商品交换打破了狭隘的时空限制，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大大扩展了。与此相适应，信用起作用的范围也日益广泛，突破了血缘性和地缘性的限制，扩大到更大的范围内。信用不仅在不同地区之间的人们交往中起作用，而且突破了国界，成为国与国之间经济往来的重要纽带。一句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关系从封闭走向开放。
第四，信用价值取向从义到利。在传统社会里，信用关系重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义”，强调信用关系是道德义务，应自觉履行，否则便是不义之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价值取向虽然也强调义，但更强调的是经济利益，强调信用双方或各方独立的经济利益。商品活动在带来巨额利润的同时，往往也蕴含着巨大的市场风险。风险直接来自于商品交换双方的给付行为与对待给付行为之间的时间差，它使得所期待的对待给付处于不确定状态。而信用的作用就在于使将来的对待给付行为变得更加可以预期、更为确定，从而避免或减少市场风险。信用从人格利益向财产利益的转化，同时兼具人格性和财产性并且财产性日益突出的事实，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日显重要的基本原因。
